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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起，新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又开始了。政府一声令下，没用几天，我们居住区所有弄堂的大铁门，还有那些小花园的铁门都拆了。听大人们说，那些铁门是用来炼钢的。钢是什么？钢比铁还硬，更有用处。大人们只能告诉我这些了。
大人们又说，大炼钢铁需要建高炉，所以拆了铁门以后又开始拆砖墙。我家弄堂与对面杨家弄的那些围墙，就是在那时被拆除的。
拆除砖墙那天，来了些中学师生，只见他们手持铁棒榔头对着围墙“乒乒乓乓”一阵乱敲，就把砖头全部敲成了碎砖块。那些碎砖块怎么能建炼钢的高炉呢？我还是个小学生，当然不懂了。可是政府官员们、专家学者们都知道这些事，谁也没有说过不可以。这就是那个荒唐年代里的荒唐事。
那时，我的邻居荣华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他把家里的碎瓷片砸成粉末交给了学校，据说那种粉末也是用于大炼钢铁的。因为他家里没有碎瓷，荣华的母亲只好把一些有裂纹的碗给了他。于是我象跟屁虫一样跟在荣华后面，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他用榔头砸，我用石块敲，几个瓷碗终于成了粗砺的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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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5亿吨煤，4000万千瓦电。”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
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高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高炉。
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万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一天盖起小厂房，又用一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三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小孩子十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居住在我家底楼前客厅的志贤阿爸，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又是党员。里委干部也就经常来找他，询问如何炼钢的事。
志贤阿爸说，谁都能炼钢，炼钢不复杂。于是，在他的指导下，弄堂里的十几个家庭妇女，在居委干部带领下，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在隔壁弄堂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小高炉，那块空地原是个坟场，我去那里捉过蟋蟀。
但是小高炉建起后，没能炼出钢来。据说上海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出了钢。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八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一百多斤钢来。
更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胃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报纸上都有作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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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弄堂里的那些人就炼不出钢呢？
现在明白了，那种“大炼钢”都是“大跃进”运动中发生的各种荒唐事，理智一看，这些事情都是一戳一个窟窿，但在那个年代这些谎言却在真实上演。或许，谎言重复一百遍真能变成真理。没人会怀疑炼钢有多难。
不过，倒霉的事还是发生了。里委干部开始埋怨志贤阿爸没有动脑筋。
58年“大跃进运动”时，我虽然还小，但这些故事记忆犹新，当时人们疯狂的热情和奇异的发明，至今想想还忍俊不住！
在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国工业农业齐“跃进”。城市大搞“以钢为纲”，确定了“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农村则把“人民公社”办的如火如荼，“亩产万斤”早已经不在话下；街道居委会的大妈干部们也不甘落后，也想放个“卫星”什么的，无奈街道上“人才奇缺”， 志贤阿爸根本就不会炼什么钢，这可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当时在街道上有个出名的“文化老人”，在家“隐居养病”多年，也没有工作单位。街道主任和我的邻居吴家姆妈就多次上门，希望他能“抱病出山”。那文化老人终于出山了。他告诉大家，报纸上介绍了一种高科技炼钢的方法，那就是“精练尿素”，据说这是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
我那时还在念小学，我和弄堂里的孩子们都有感到非常好奇，放学后就全跑去看了。
那是在我们居住的巨星里后弄堂，一摆溜砌了几个土炉灶，土炉灶上坐着大锅，大锅上面又倒扣了一只剜掉了底的大水缸，这就是“精炼尿素”的“锅炉”！下面土灶里烧着火，“锅炉”里的“原料”沸腾着，整个弄堂飘着刺鼻的臊臭味。
我家住在西厢房，靠西的窗户就正对着后弄堂，母亲只能紧紧地关死窗户，要知道那臭味原来产生于那些“原料”，也就是从公共厕所里搞来的人尿！
我和一些孩子还被分配用铲子去刮公共厕所小便池上那层黄黄的斑迹，据说这是硝，也是用来炼钢的。
那个文化老人一边对照报纸上介绍的那些土炼钢方法，一边叫那些干活的人把“锅炉”里的人尿熬干，成为白色的结晶状，然后装进透明的玻璃瓶里，缠上红绸带。这就是第一批“尿素”出炉了，街道主任大妈带领一帮大妈、大嫂们，敲锣打鼓到区里报喜去了：这就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生产的“尿素”！——“大跃进”的高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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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志贤阿爸自始自终参加了土法炼钢。他非常敬业，不怕脏、不怕累，诚惶诚恐地干着：添火、添尿、不断地用一根木棒探测着“锅炉”里的液位，当里面的“尿素”接近干涸时，更是紧张。顶着刺鼻的臊味，不停地搅拌、观察。他很担心把“锅炉”烧坏了。志贤姆妈则很担心“锅炉爆炸”有危险，志贤阿爸悄悄说：爆炸不了，可是烧破一口“十八印”的大锅，我们也赔不起啊！弄不好再落个“破坏大跃进运动”的罪名，那麻烦可就大了……。
后来，不知为何这从报上学来的“尿素炼钢”法下马了。里委通知志贤姆妈，要她立即回乡，不准居住在上海。志贤姆妈大哭大闹了一场，志贤阿爸的单位里派人作了调解。志贤姆妈终算留在上海了，但原先准备提拔志贤阿爸当副厂长的计划也因为此事吹了。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一排“锅炉”静静地矗立在后弄堂里的太阳底下。再后来，那些大铁锅派上了新用场：又被敲碎了去“炼钢”，那些土灶又拆了，改砌为一个个长方型的水池，这些水池是用来养植小球藻的，据说这些小球藻是猪饲料，城里人要养猪了。街道主任炼钢不成，就决定发展城市农业……
那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后，中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次“大跃进”运动中，发生过各种奇闻，如，公社食堂吃猴头燕窝、炼钢铁加中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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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很多共产党官员都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他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有五点：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
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万多户， 32万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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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从儿童时代憧憬的梦想，到老了，也从来就没看到过这种好景象。人民公社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当时不要说吃猴头、燕窝、海味，我家穷的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大跃进时期，上海城市里的食堂，不同于当时农村中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尽管吃的大锅饭食堂，城市里的居民食堂不仅要收钱，而且要收粮票和油票。其主要宗旨好象是为了解放劳动力，让家庭主妇从锅碗瓢盆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到大跃进的各项运动中去。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九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一百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两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
“除了别的特点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虚张声势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地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1958年毛泽东的一段话。
那年春天，以“大跃进”为口号的激进政策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开始有了明确的形式。“一穷二白”是让人汗颜的字眼，可是在战天斗地的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中国的优点，因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于是，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浪漫主义大手笔得出结论：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产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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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反右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激进年月。那几年的人们多数都有点激素亢进的味道，当年的口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钢”，当年的粮食亩产量虚报为两三千斤，有个声名显赫的学部委员认为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学计算更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据说他的文章还引发了高层的担心：“粮食多了可怎么办？”
那时，中国的文坛更是热闹非凡，一片姹紫嫣红莺歌燕舞。
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口号和欺骗之中，我的少年时代也培养了我对口号的信仰，也让我懂得了说话就要说豪言壮语。对于那种现在看来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谬口号，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因为这就是“运动”！这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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