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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

刘亚楼为起义人员举行庆祝宴会(中国空军史话)



在中国空军初创时期,日本归降的航空人员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凤、蔡云祥、林保毅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
伍修权就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一一做了布置。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由此,他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然后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伍修权还就正确对待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他说:“对于日本留用人员,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日本军人,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转变过来的。现在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我们效力,那是因为日本战败,他们成了俘虏,无路可走,迫不得已,他们是在形势的逼迫下,经过我们说服教育,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培养航空技术人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得力,就会收到良好效果。”
伍修权还说:“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其部属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证明他在自己的航空队中有一定的威望,大家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林保毅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事情就好办了。”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侵华日军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大队由队长林保毅带领,遗弃飞机和机场设施向南奔逃,原打算以日本难民的身份回国。当他们被和平缴械后,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了解到这是一支航空部队,便把带队的林保毅召到沈阳,提出请他们参加筹建航校工作,帮助共产党训练飞行人员。
作为俘虏,这是林保毅决没想到的。他沉吟良久,怀疑一支俘虏部队能否对战胜国的军人进行培养飞行员的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求严格,可是一个俘虏能对共产党的官兵发号施令吗?再者,培养飞行员不是一两个月所能完成的,而他的急迫愿望是归国还乡,返回自己的祖国。
彭真十分恳切地说:“林保毅教员,你如果感到一时难以应诺,可以和部下商量后再决定。”
林保毅听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称他为教员,又是大吃一惊。告别的时候,伍修权发觉林保毅几次注意他腰间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便从腰间取出,放在林保毅手中,说:“这支手枪伴我参加了万里长征,它保护过我,是一支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手枪,现在我把它赠给先生。”
不久前被缴了械的林保毅紧握着那支手枪,注视着伍修权诚挚温厚的目光,他的心一下子热了。作为战败国的军队,如果令其与中国方面协作,只要用枪口对准他,单凭武力就可以办到,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如此以礼相待,他还能说什么。
返回时,林保毅几乎忘了自己俘虏的身份,他登上去沈阳的一辆军用卡车,发现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人,就一挥手,说了声:“让开!”把那个人赶出来,自己坐了上去。
那人显得莫名其妙的表情,默不作声地上了车后厢。后来负责护卫的战士说出那人的姓名,林保毅又吃了一惊,那人正是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吕正操。
一件件事情的发生,林保毅感到过去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像“揭下一张纸一样地”发生变化。
林保毅说服了他们的部下,同意帮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空军。于是这些日本留用人员后来在东北老航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从汪伪空军起义,加入人民军队的航空人员,功不可没。
伍修权就正确对待起义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他说:“对待起义人员要始终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他们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安排工作后要有职有权。要真心关心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使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操之过急,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不要追究历史责任。”
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在抗战后期,汪政权空军虽说由形式上来看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以及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一些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汪伪“航空署”由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陈昌祖是留德的航空工程学人,就任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直到19415月在汪的一在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翌年910月又从日本海军支那舰队那里,取得约20余架九三式、九五式、九九式教练机,始得以扩编“空军教导总队”,队长是刘中坛。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虑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例如1941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而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给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因为撞山意外殉职的事件。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
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1942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听,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1945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汪伪空军蔡云翔、何健生、白起等开始策划起义。在日本投降后的820日,蔡云翔、张华驾机飞向延安,同机起义的机组人员还有于飞、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愧等人。驾驶汪伪“建国号”专机由杨州机场起飞,飞往延安的这架飞机,成为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两天后,汪伪空军人员何健生、吉翔以及陈静山等人由杨州北门前往杨家庙投奔新四军,紧接着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率领家属与两名副官,也抵达莲花塘的新四军根据地投共。
9月之后,残余的汪政权空军人员及飞机、器材,被国民党空军第一司令部接收,准备投入内战,汪伪空军至此全部结束。
然而大批汪伪空军人员投共,在某种程度上也协助了人民空军的发展。
    蔡云翔、吉翔作为东北老航校最早的组织参加者,为中国航空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副校长白起和飞行训练处长何健生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华、于飞则是老航校首批中国飞行教官。
为了尽快扩大队伍建设,伍修权在招生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东北地区在日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光复不久,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员,应考虑主要从部队选调:一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身体好,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根据这一指示,194512月,航校开始招生。何健生与白平、刘西科组成了选调小组,积极开展招生工作,从山东解放区选入了109名新生。
当直上“九九”高教机的试验成功后,为打开航校训练工作的新局面,推动以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随着学员人数的不断增多和飞行场次的增加,油料的消耗量也越来越大,飞行训练计划即将搁置。面对油荒,白起副校长亲自负责进行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又亲自驾驶以酒精代替航油试飞成功。
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反复强调: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驾机起义人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常乾坤的建议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刘亚楼第一次率领总部工作组对航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1946820,刘亚楼在牡丹江当时最好的会英楼饭店,以总部的名义,专门为纪念蔡云翔等起义一周年举行庆祝宴会活动。
除蔡云翔、吉翔因公牺牲外,全部起义人员及其家属都参加了这次庆祝宴会。
宴会上,刘亚楼参谋长对这次起义——敌人营垒中第一次驾机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对蔡云翔、吉翔在航校工作中积极执行空运和训练飞行任务,危急时还一心想挽救飞机,以至光荣牺牲,表示高度崇敬;并勉励航校新老同志,为办好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这次庆祝活动,不仅给起义人员以很好的鼓励,对航校全体人员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和政策教育,对进一步搞好航校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刘亚楼在航校进行工作检查时,接见了航校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刘亚楼充分肯定了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了航校同志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时也批评了领导中存在的某些主观、片面、不深入的现象,特别要求进一步继续做好对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用酒精代替汽油的世界飞行奇迹(中国空军史话)



飞行训练展开以后,燃油匮乏的矛盾逐渐显露,汽油库存所剩无几,又无来源,飞行训练处长何健生为此万分焦急。
直上九九高练的难题刚刚解决,航校就又遇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随着飞行训练的不断开展,缺少汽油的困难越来越突出。日本人在东北遗留下来的航空汽油,当时能搜集到的可以说搜寻殆尽。眼下航校储存的汽油即将用完了。王弼和杨光秘密去苏联联系汽油,亦未能成功。
汽油从哪里来?
何健生找到了分管航空飞行教育的白起副校长:“解放区暂时还不能生产汽油,靠国外进口毫无指望。没有航空汽油,飞行训练又将被迫中断,怎么办?”
航校领导为此焦急万分。
白起说:“我听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说过,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海军切断了日本与印尼和中东的运输线,日本汽油来源断绝,在日本本土和中国东北的日本空军,曾试验用酒精代替汽油,但还没有成功,就投降了。”
白起又对航校领导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法国学习航空时的一些法国朋友曾对我说过,法国人也搞过用酒精代替汽油,但现在不知道成功与否。我们不妨试验一下,用酒精代汽油。”
白起提出了很多用酒精代替汽油的理由:现在,教练机有了,也放了单飞,油料又成了问题,油快要用完了,我们又没有来源。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为什么就不能开飞机?
从资料查到,日本投降前,曾因缺乏油料,一度用无水酒精代替汽油进行飞行训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酒精试一试?
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据管油料的同志报告,在清点各地收集来的汽油中,发现有若干桶酒精。
白起的建议引起了航校军政委员会领导的高度重视。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立即进行用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的试验。并决定以修理厂为主,正副校长亲自参与,召集有关中、日技术人员共同分析研究。要求先内场后外场,先地面后空中,逐步试验,既要确保安全,又要争取成功。
航校领导常乾坤、王弼、黄乃一等决定大胆试验。
航校同时决定成立以白起副校长为组长的研究会,专门研究以酒精代替汽油的方法。
白起原是汪伪空军少将,曾是张作霖的航空部队“二大金刚”之一。白起对航空飞行具有非常深厚的知识与技术。
在白起的组织领导下,航校开始了以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修理厂的日本朋友设法改装了适合酒精用的航空发动机的气化器,并制作发动机启动用的小汽油箱。在采取加强保温,加大燃料喷嘴等措施取得了确实的数据后,用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
第一次用酒精试飞,天气特别冷,飞机刚刚行起来,突然在空中停车了,一头就扎了下来……不成功再试,把酒精和汽油合在一起,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
白起组织技术人员对酒精、汽油的比例、燃点、燃速和能量都有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整个燃烧系统各部件的改装,作了细致的研究,先逐步以汽油和酒精735537的比例混烧,进行地面试车。地面试车成功后,再进行空中试飞。
后来。汽油越来越少,连百分之三十比例的汽油也保证不了。航校的航油试验也被逼入了绝境。
白起经请示后,决定全部用酒精代替汽油。
航校领导仍支持白起的试验。
但是完全用酒精爆发力不够,影响发动机的马力。
白起发动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研究调整了有关部件的数据。
经过多次试验,白起最终采取了用扩大小摊贩化器喷嘴的方法,再对其它部件 作了相应的调整,终于完全解决了这一难题。
白起经过多次地面试车后,请求校领导正式进行空中试飞。
对白起的请求,校军政委员会成员虽然对全部研究、试验进程都很了解,但对空中度飞也都有认为确有把握,但还是开会进行了郑重讨论。
白起副校长满怀信心地说:“我要求亲自作完全以酒精代替汽油的第一次试验飞行。”
为了树立大家对用酒精作燃料进行飞行训练的信心,常乾坤校长同意由飞行经验丰富的白起副校长和飞行技术好、空中表现沉着老练的日籍飞行员黑田,一同作这次试飞。并决定由黑田驾驶,白起检查。
黄乃一在决定通过后,对白起半开玩笑说:“现在,校军政委员会同意了你的建议。也同意了黑田和你白起一起试飞,但要黑白分明,明确各自职责哇。”
在地面试验后,白起副校长和黑田(秦正)主任教官用酒精升空进行的飞行试验,开始了。
194661,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最后一次试飞试验正式开始。担任试飞任务的白起副校长登上了油箱里装满酒精的飞机。
飞机开始滑跑。在充满着希望和关切的目光注视下,伴着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飞机腾空而起直刺蓝天……试飞成功了!
为纪念这个日子,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批准,将原航校的“三一部队”代号,从此改名为“六一部队”。
    由白起直接组织的全部用酒精代替汽油的航油试验,经地面试车和空中试飞成功后,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十分关心航校建设,为此专门拨出一百万元作为酒精生产资金,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说:“为了人民的第一所航校不停办,即使是把这一百万扔进大海里,我们也认了!”
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决定由蒋天然领导自办酒精厂,还批准了一项应急措施,拨给酒精厂大豆、玉米等作为原料,生产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飞行和运输的燃料问题。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9月,位于哈尔滨市的两家酒精工厂于生产出纯度为96%的酒精三千桶。

陈云同志得知后高兴地说:“搞出来,就放心了,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哈尔滨是解放战争的后盾,为老航校创办做出了巨大贡献。”

打破常规的世界单飞训练纪录(中国空军史话)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德在828接见王弼时说:“中央决定全部航空干部分批进入东北,接收、搜集航空器材和人员,利用可能条件建立航空站、航空队、航空学校,训练航空骨干,为建立人民空军打下基础。”
830,刘少奇召见王弼指示说:“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寇已投降。东北不仅是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日寇培训空军的重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和航空技术人员很多,这是我党创建空军事业的大好时机,党决定你先带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及时接收航空人员和器材,建立航空基地,创办航空学校,培养各种航空骨干”。刘少奇特别指出:“要有信心和决心,要克服困难,要办好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631,我军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诞生后,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
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东北老航校成立之初争论的焦点。
有人主张从中共军队中挑选经过战斗考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干部学习飞行,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也有人主张在刚占领的东北地区招收伪满洲国时期念过书的学生,这些人文化水平高,但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
在两种意见互不相让的情况下,航校领导常乾坤曾征求副校长白起、教育长蔡云翔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等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是将“决定权”交给了林保毅。
林保毅凭借自身经验认真地说:“离地三尺,飞行员就是天王老子,听不听指挥,全靠飞行员自己了。是否听指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要选调最忠诚的人当飞行员。”
这个意见,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航校由此向上级请示后,上级决定从“山东抗大”和“延安炮校”、“山东大学”等单位挑选一批战斗骨干学习飞行。
在招生的问题上,伍修权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东北地区在日伪()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光复不久,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员,应考虑主要从部队选调:一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身体好,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有了教、学两方面的明确原则,在东北局和“东总”的关心指导下,派了一些干部到航校,又从移住通化的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和通化炮校选送来100多名学员,之后还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分配到航空队来,航空队的人员迅速扩大。
当时接受飞行训练的学生有的分在干部班,也有的分在甲班和乙班。
干部班学员的培训目标是未来的空军高级指挥员,这个班由林保毅等5名教员负责培训,1个教员教4名学员。飞行主任教官有林保毅、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人。一直到1958年前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日本军官才能先后回国。后来,林保毅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
当时的甲班和乙班主要是培养未来的师长和航校校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年龄比干部班学员要小。甲班有15人,乙班有20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撕破和平的假面具,大举进攻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北满、东满与苏联接壤,是日伪关东军空军重地。为了寻找合适的航校基地,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深入东北各地收集飞机和航空器材。当时,日伪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土匪、敌特活动猖獗,铁路不通,给收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王弼带领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和职工,冒严寒,踏冰雪,从194510月至19465月,走遍了东北三省的30余座城市,70多个机场,共收集到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200多箱,油料数百桶以及其它航空器材和医药用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动员了大批民工用牛马大车将这些“庞然大物”运到了目的地,为航校的开办打下了物质基础。
正当航校准备开学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向我东北根据地大举进犯,数十架敌机在我航校机场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将航校能飞的十余架飞机炸毁了六七架。在此情况下,航校坚持了边疏散、边防范、边进行训练的方针继续工作。
194611月,航校迁至东安机场后,王弼领导建立了机械厂和修理厂,修复了数十架飞机。至1948年,航校已有各种修好和待修的日式飞机93架。能用的发动机193台,以及一批可供使用的航空仪器附件设备,为进行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王弼非常重视教育,尊重科学。建校不久,校党委制定了“从认识上、理论上开始奠定人民空军的基础,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规定了:“一、由浅到深,求得能懂;二、少而精,求得能化;三、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四、讲授与实习配合;五、听讲与讨论配合”的教学原则。王弼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亲自担任技术课教员,领导编辑了31种教材,在培养航校技术人才的训练方法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按照当时世界各国飞行训练的方法,飞行员均先要飞初级教练机,然后飞中级和高级教练机。可是当时航校仅有十余架木质的初级教练机,而且经长期风吹雨淋和几次长途转移,已无法用来教练飞行。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飞行训练怎么办?有人提出请苏联援助;有人主张向英、法购买。事实上这些方法一时均无法实现。校党委通过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决定打破常规,直接让飞行员用“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训练飞行。
在采取这一重大改革方案之前,校党委发动群众认真分析了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实行民主教学,改进地面训练方法,加强地面准备,飞行员单飞前作预考,正式起飞前进行认真考核。
    组织飞行训练,按常规,一般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然而当时老航校仅有的4架“英格曼”初教机均无法使用。就在航校面临停训的关键时刻,校长常乾坤审时度势,一锤定音:“直上‘九九’高教机。”
    1946年7月21,牡丹江机场。
    碧空下,一驾机身打着几个小补丁的“九九”高级教练机静静地矗立着。地勤人员用小桶一桶一桶地直接往飞机的油箱中加油。发动机左侧,机械员拼命地摇着摇把,给惯性起动机“上劲”……
    上午10时左右,随着信号员手中白旗的奋力扬起,高教机轰鸣着腾空而起。此时,机场上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飞机的爬升,提到了嗓子眼。正在机舱里驾驶飞机的学员吴元任,在此之前他在高教机上只让人带飞了12个小时。
常校长一声令下,第一架高级教练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了,接着机头一抬飞了起来……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钟后,吴元任驾驶着飞机以一个轻盈的三点着陆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整个机场沸腾了!机场上一片欢呼声……
第二架、第三架飞机陆续也飞上了蓝天。中国空军迎着早春的寒风终于奋力起飞了!
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动作,接着安全着陆。
飞行教官林保毅看着学员的飞行动作,满意地点着头。
下一个放单飞的是张积慧,当他走到飞机跟前的时候,听到林保毅喊了一声:“先等一等!”接着他跑到了常校长跟前说:“我认为张积慧不能放单飞!”
“为什么?他可是最好的学员之一啊?”常校长说。
“他还需要学习!”
“那好吧,我们就听你的。”常校长接受了林教官的意见。
张积慧一肚子火气地退到了一边,看着战友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心里像一团乱麻。
可是他马上就使自己平静了下来,在林保毅的精心指导下,又刻苦地练了起来。
林保毅在教学上非常严格,有人说这是他“帝国军人”的作风,他却认为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特别是对那些技术好的学员,他更是特别严格。
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张积慧可以放单飞了,便向学校作了报告。
张积慧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林保毅伸出了大拇指:“第一流的,大大的好!”
直到这个时候,林保毅才明白,为什么学校敢于提出“一步登天”的方案,全世界空军都不敢做的事情,中国空军做到了,靠得就是奋斗精神。过去不明白八路军为什么老打胜仗,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现在是亲眼所见,全明白了。
黄乃一在回忆录中曾说:“在训练实施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教员要加强责任性,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员要要虚心学习,细心体会,勤学苦练,没有把握的不放单飞。思想统一后,我们在尊重科学、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大胆实践。第一批直上九九高练的是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经过教员悉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只带飞了12个小时就第一个顺利地放了单飞。吴元任直上九九高练的成功,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教学员的信心。在整个训练中也未发生过严重事故。”
经过充分准备,学员直飞“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终于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世界航空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
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
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冬天无暖气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老航校又创造了一项世纪航空史上的奇迹。他们通过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作飞机燃料的新创举。

回放人民空军创建时最初的飞机(中国空军史话)



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那么中国空军最早的飞机装备到底怎么样?
东北老航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Tachikawa Ki-55 Ida)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共产党军队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4Hickory )通常称为“双发高练”。19466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加上先前19459月初,共产党民兵在山东根据地缴获日军1架该型机。此后共有5架“双发高练”在东北老航校作双发运输机和高级教练机使用。   
国际四式基本练习机(Kokusai Ki-86 Cypress)通常称为“英格曼练习机”。194510月,东北共产党军队先后缴获了10馀架不完整的国际4式基本练习机。航校成立初期,经拼凑修复4架该型飞机。
194667首次使用该机带飞学员时,即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事后检查其余3架也有故障,遂停止使用。   
满飞二式高等练习机(Manshu Ki-79b)是双座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二式高等练习机”。东北共产党军队曾缴获了几架“满飞(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位于哈尔滨)2式高等练习机,但因备件不足而无法使用。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城市和飞机工厂,缴获了大量飞机器材,2式高等练习机才得以恢复使用。 
航校的高教机中岛一式战斗机“隼”(Nakajima Ki-43 Oscar ),是二战时大坂基地的一式战机日本陆军第一式战斗机,通常称为“隼”式战斗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同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先后缴获了11型战斗机。   
1946年缴获了3架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锺馗”(Nakajima
Ki-44 Tojo)。      
由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接替93式轻轰炸机的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是由日本川崎航空机公司于193712月研制的,各型累计共生产2000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缴获了一批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由于数量众多,国民党空军曾于194510月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5中队。东北共产党军也缴获该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Mitsubishi Ki-5l Sonia)是一种性能介于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之间的机型。19382月,日本三菱公司按军方提出的要求,开始研制用于袭击地面目标的袭击机。三菱公司以九七式轻轰炸机为基础,减小尺寸、减轻重量,设计了一种战场侦察机兼袭击机。九九式乙型为袭击机,机身下下部增设了装甲板,左右机翼各增装了112.7毫米机枪;外翼下可挂4枚小型炸弹。九九式甲、乙型在三菱工厂生产到1944年,累计生产1472架。侵华日军从九九式飞机刚投产即将其广泛用于中国战场,其中包括军侦察机和袭击机。东北共军曾缴获了九九式乙型袭击机。航空学校用于飞行训练,直至1953年最后4架退役。   
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Mitsubishi Ki-15 Babs)主要用于战略性的远程照相侦察、相当于现代的战略侦察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孙家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1948年下半年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修复后用于飞行训练。
1949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时,还有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均在航校使用,1951年退役。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Tachikawa Ki-36 Ida)是日军将九八式直协侦察机改变用途而成的联络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
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Mitsubishi Ki-57 Topsy)国三菱公司于19398月在九七式重轰炸机基础上研制的人员运输机,采用了与九七式重轰炸机相同的主机翼、动力装置、着陆装置等。19409月,首架一〇〇式运输机制成。适合载运伞兵。该机的日本民用型号是(日文)MC-20。   
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Mitsubishi Ki-30 Ann)在1938年后由三菱飞机厂及日本陆军航空工厂联合生产,至1940年止共出厂686架。在东北获得3架。   
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Mitsubishi Ki-46-III Dinah)在东北接收两架。   
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Kawasaki Ki-45 Nick)在东北接收3架,曾调入19493月组成的共军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根据19461948年期间,老航校搜集修理飞机航材的统计,当时共有 “九九”高练30 ( 待修 6 ),所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共90 架 ,其中待修35 架。具体情况如下: 

“双发”向练  4 ( 待修 1
“隼式”高练  4 ( 待修 3
P 51  21 ( 待修 ll
C —— 46  5 ( 待修 1
B —— 24  2  
B —— 25  4 ( 待修 4
L —— 5  6 ( 待修 4
C —— 47  l  
MC  1 ( 待修 1
PT 19  2 ( 待修 l
“北美”式  1  
“零”式  3 ( 待修 3
“重成”式  3  
“九七”袭击机  3  
日制发动机  86 台、待修 90   326  
美制发动机  ?5 台、待修 75  
工厂 7   7  
机床  325 台、待修 1219   1544  
汽油  250011   280011  
滑油  300

这就是人民空军创建时的空军飞行装备。空军靠着这些装备,飞向了共和国的蓝天,为人民空军的成长书写了最初的辉煌篇章。


世界罕见的“一步登天”飞行训练(中国空军史话)



航校正式开班后,不少学员因为文化教育基础较低,在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中发生了矛盾。再加上日本教官与中国学员语言不通,也对教学带来了困难。当时不仅航材缺乏,而且还要应对土匪袭击。在1946年夏秋,日本航空人员受回国风影响,思想情绪波动很大。航校工作陷入了重重困难。
1946年的78月间,白起副校长接替蔡云翔、吉翔,开始亲自负责教飞工作。
白起副校长和何健生训练处长承担了更多的飞行教学工作了。成立不久的老航校,开始了征服蓝天的艰苦历程。
当时,摆在航校创办者们面前的只有几排破旧不堪的平房,一条满是弹坑的跑道和20几架经过修理勉强可以使用的日制飞机。
担任训练处处长的何健生,面临一大堆难题:当时训练用的飞机是收集到的日本99—高教机,以后还有一些零式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一共只有几十架,都是拼起来的破破烂烂的飞机。从通化到牡丹江转场,有些飞机的机身是用马车拉去的,有的是用人推去的。
因为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训练时只能用晃动飞机的办法互相示意;没有计时表,只好把教室的钟绑在腿上;收音机的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赶紧卸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没充气设备,就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的林保毅,及在他带领下的这些日本航空飞行教员,也犯愁了。
当时使用的飞机都是从东北各个机场搜集起来的“废品”,有的没有机翼,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只搜集到4架初级教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木制结构的,已完全变形。
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些破旧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
飞行训练的基本条件,是首先得有可供飞行教学使用的飞机,提供飞机的任务是由林保毅的航空队里从事机械修理和教学的技术人员担负的。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积雪融化了,跑道上长出了青绿的小草。一群学员站在跑道边上望着蓝天,每个人都在遐想着自己的航空梦。
林保毅走过来,他走到一名年轻学员面前:“张积慧,你在想什么?”
“林教官,我想早一天飞上天去,参加战斗!”
“渴望作战的士兵,一定是优秀的士兵!马上就要飞初级教练机了!”可是飞行并没有像林保毅说的那样如期开始。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涌来。
一天早上,林保毅检查初级教练机的时候,发现这些飞机长期放在露天里,风吹雨打,机身已经变形了。因为框架是木头做的,已经朽烂了。经过左选右挑,好容易找出了一架,开始试飞,可是飞机刚刚离地,就听见"卡啦"一声,有人喊了起来:“快停下,机身断了!”试飞员马上停住了飞机,下来一检查,机身和翅膀全都断了。差一点出了大事故。
“校长,我们没有希望了,没有初级机,只好停下来了!”林保毅失望地对常乾坤说。
“我们可以飞中级教练机。”
“可是我们没有一架中级教练机。”
由于学校没有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只有九九高级教练机。直飞高级教练机有危险,但不直飞高级教练机,便无法培养飞行员。
“能不能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常乾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全部采用的三级训练法,如果让我们的学员飞中级教练机已经是大大提前了,这样会使他们全都……”林保毅没有说下去,他知道飞机一旦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分三步走,还是一步上天?这成了航校下一步工作争论的重点。林保毅和日本教员都反对一步上天。具有熟练飞行技术的白起副校长和何健生训练处长对一步上天也持否定意见。
他们的意见非常明确:“这是飞行,这是科学,飞得高,摔得重啊!想一步登天,要是摔下来就全完了!”
学校领导开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常乾坤毅然决定直上九九高练,主要用“九九”式教练机进行训练。这是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天荒的大胆创举。
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东北局。
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表示支持学校领导和学员的意见。
学员们回答得很明确:“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我们愿冒任何风险!”
学员中全都是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的战士,这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深深感动了日本教员和技术人员。
可是,航校现有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已遭到破坏。虽然经过航空队人员的搜集,也只有六七架,远远不够使用。按计划训练,需要十几架、二十几架 “九九”式。
怎么办?于是林保毅和那些机械教员、机务维修人员商量,决定从废品堆中挑选能用的零件来自己组装。
林保毅带领技术人员从日本破飞机中,改装“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结果,这些改装的的飞机,往往右翼是这架飞机上的,而左翼却又是另一架飞机上的,尾翼也是用别的飞机上的。螺旋桨不能用别的飞机上的,就把原有弯曲了的螺旋桨回炉加热砸平,把它浮在水上来测量水平。螺旋桨顶端破损了,就各割去几公分,找好平衡来使用。
没有防风罩,又找不到树脂玻璃,就用赛璐珞装在用铁管焊成的框子上代用。起落架上没有轮子,也用别的飞机轮代用。甚至两架飞机有时用一副螺旋桨,这架飞机落下来,把螺旋桨拆下来装到那架飞机上。
总之,当时航校的机务队队长田杰和副队长陈明秋,带着这些日本机务人员费尽了心血,想办法,找窍门,在机械厂的努力改造下,改造出8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春天,机场上一片新绿,跑道上排列着一排新装成的“九九”式教练机,机身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当航校的领导和学员们看着这些打扮得像新飞机一样的“再生”机时,一个个露出惊奇和钦佩的目光,都称赞日本技术人员的高超技术。
林保毅走到飞机前面,一架一架地检查着。他发现零件连接的地方不是用开口销,而是用铁丝穿缝起来的,吃惊地问组装人员:“喂,这样能行吗?”
他的部下立正回答道:“行的!我们经过了研究,没有关系,请飞飞看吧。”
林保毅注意到飞机螺旋桨两端是锯短了的,行不行呢?他的确拿不准了。
林保毅虽然曾经反对一步登天,但在关键时刻他登上了飞机。他不愿意让其它同志冒这全险。但当他往座椅上一坐,又大吃了一惊,座椅上连一根安全带都没有,只系了根麻绳。林保毅只好用麻绳把自己的身子绑在座椅上。
这次试飞是由林保毅、大澄国一几个日本飞行教员担任的。林保毅明确表示,这次试飞很危险,他必须自己领头试飞。
亲手装成这些飞机的日本技术员们,虽然在暗暗祝愿试飞成功,同时也捏了一把汗,希望这些拼凑成的飞机不会出事故。
常乾坤、白起、何键生等领导和学员全体到场了,大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试飞。
林保毅跨上了飞机,他刚毅地将危险留给了自己。
飞机马达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用手工拼凑成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上了天空。试飞成功了!
对此违反常规的教学,老航校的日本飞行教员们虽然事前反对,但上级一旦决定了,就是义无反顾地坚决遵照执行,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全部日本教官都果断地将冒险留给自己。
但是为了保证安全,校主任教官林保毅还是作了充分考虑:由教员多带飞,同时采取多种安全措施,以完成飞行训练。
例如,当时采用三级教练制度,即校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辖4个飞行主任教官;每个飞行主任教官,辖几个飞行教官;一个飞行教官固定带飞几名学员。
学员开始飞行由教官带飞,确有把握后,飞行教官向飞行主任教官提出放单飞或做新课目;飞行主任教官要亲自带飞检查,合格后才批准放单飞或做新课目。
有的学员飞行情况,还要报告校飞行主任教官检查。
林保毅也常与飞行学员同乘飞机,检查他们的实际飞行情况,这同时也检查了飞行教官和飞行主任教官的工作。
每个教官在飞行日,都聚精会神,紧盯着学员的每一个飞行起落的动作和完成飞行的情况,及时指导、讲评。
这些日本飞行教员不仅直上高级教练机教学,保证第二年(1947年)飞行训练任务的完成。而且使用那些破烂飞机竟然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也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林保毅等日本飞行教官为培养中国飞行人员的付出,我们不能不表示敬佩。

2016年3月28日星期一

人民空军最早的航空教员与学员(中国空军史话)



194631,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时,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为了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乾坤等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
复飞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
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开办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由日本教官林保毅和蔡云翔、吉翔带飞训练。参加复飞的有刘风、魏坚、吴凯、张承中、许景煌、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飞行员。这也是共产党最早的空军教官培训班,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些飞行员重新复飞跃上蓝天。
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但正在此时发生了一连串的飞行事故。67日吉翔在事故中牺牲了;6月中旬,蔡云翔事故中牺牲。老航校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连折两名飞行教官,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1946年夏,老航天校从华东地区和新四军中选中了10名飞行学员,其中有王海、邹炎、郭浩等。
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经过短期训练后,一些曾经飞翔过蓝天的飞行员又重上了蓝天,并正式开始执教任务。
当时参加飞行教员训练班的教员有21人,参加机械教员训练班的教员有17人。

飞行教员训练班
21 (1946619477)   
华、方子翼、刘 风、魏 坚、吴 恺、于 飞、张成中、顾 青、夏伯勋、袁 彬、吕黎平、陈 熙、刘忠惠、方 华、方 槐、安志敏、赵 群、胡子昆、黎 明、张 毅、李

机械教员训练班
17 (19461219479)   
焰、张开帙、丁济平、陈明秋、陈静山、吴 枫、云 甫、丁 园、刘子宁、金 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刘子立、曹麟辉、陈御风、陈

航校有了自己的教员后,7月正式成立了飞行一期甲班和班。

飞行一期
日本教官:  大澄国一、瑞胜治、平信忠雄、保武生、佐滕靖夫、系川正弘、筒井重雄、
中国教官:  吴凯、张华、于飞
飞行一期甲班学员——12 (1946.71948.9)   
峻、孟 进、刘耀西、张建华、翟满绪、吴元任、李熙川、张风岐、阮济舟、于希和、吉世堂、龙定燎   
飞行一期乙班学员一33 (1947519489)   
刘玉堤、张积慧、孟力、王勃、白云、刘洪德、林虎、韩明阳、陈继发、王洪智、王恩泽、李永宽、牟敦康、李宪刚、李汉、徐登坤、相玉刚、姜宗奎、徐东和、马杰三、李向民、吴玉润、林军、高月明、慕宗惠、钱焕章、马周全、华龙毅、李国治、陈亮、韩铁翼、张训益、臧文亮

航校同时又开办了机械一期和二期两个班。

机械一期学员
41 (1946319484)   
张宪志 丁志远 高云峰 乔瑞贞 侯书军 王景山 刘发科 肖劲芳 宋协隆 王星荣 蒋其瑞 杨兴利 王华成 王茂生 胡锦堂 毕型增 马良吉 王永风 赵思安 吕廷浩 刘平凡 刘荣华 耿得水 吴永常 董献真 夏元谦 胡志文 曹前玉 邢学敏 何培元 丛培民 何传英 姜万能 徐怀堂。

机械二期学员
57 (19461119484)   
田正家 黄子野 刘彦风 郑国龙 何培民 李敏干 武文健 张立生 陆正布 徐佐雄 王润亚 沈世锦 胡启玉 施昌荣 于湘汶 于广昌 方致远 洪守英 陈绍犹 楼其福 王景波 袁鸣岐 胡溪涛 袁景山 范德珍 许敏轩 朱兆极 朱毓秀 胡宗凯 于澄潭 王中笑 陈建华 郑岳山 陈保罗 薛维新 杨振武 骆树生 衣成云 赵赴超 刘银贵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126人,机械班4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飞行二期
16 (1948.41949.8)   
姚长川、徐怀堂、侯书军、邹 炎、唐厚积、杨扶真、董 新、王 海、王 中、董平波、徐振东、金 山、范 辉、刘发科、胡锦堂、郑

飞行三期
46 (19494194911)   
王中文、孙锦叶、张福荣、王寿武、赵明、耀先、于进德、张汉三、刘鹤翘、褚福田、周勇进、李维义、申炳煜、张洪清、王子祥、于长富、王天保、曹金书、赵志才、王金台、秦允中、王宝君、孙景华、宋文州、胡树和、韩兴华、宋亚民、郝贵永、段祥录、刘文忠、郑和举、李玉春、王勇、周宗汉、俞敦兰、朱学才、孙悦琨、林基贵、李文模、黄炳元、丁锦章、吴奇、谢华、高鹏、吴光裕、车吉江

领航班
24 (19474194811)   
( ) 王雁书 杜国光 李更生 石昭庭 张执之 曲衍椿 丁恒敬 栾一男 陈汉昌 陆锦荣 栾铁中 韩定平 汤振彪 焦希斌

机械三期
125 (1947619495)   
李自强 陈文英 谷世新 谢明远 孙显忠 张成明 薛连俊 吴会卿 冯万章 王颍遇 姚志戈 杨立功 胡明山 季福堂 封其甫 王更录 魏风武 石永庆 刘玉林 郑东深 高洪举 吴洪恩 周建修 梁宝琦 王清林 石金堂 姜起明 王玉林 徐孟仁 秦元中 周保德 李恒达 崔友富 郝方新 朱雨人 周树财 戴兴邦 王龙飞 辛志升 熊正英 王世堪 仓公祝 杨重威 韩宝珍 郭乐金 刘才德 陈洪州 刘海玉 沈志芳 郭胜先 杨易正 刘陆清 陈搞铨 王秉文 丛兰茂 刘永生 张培禹 鲁文明 姜修德 王正平 于源泉 沈为农 朱维斌 张海栋 王恭舜   林 尹学勤 于宜杰 宋振州 王文中 王国泰 高广泽 李树成 黄黎锷 李树奎 刘玉英 王金瑞 张振兴 葛省身 姜锡英 王铁政 秦维舟 王满江 张振忠 唐振洲 吴永林 孙维义 何建章 田洪芳 王永荣 徐成必 吴松辉 陆泽典 樊杰修 丛树荣 李凤桐 韩振来 王双银 王明文

机械四期
83 (1948619495)   
宋锡文 牟向五 自志纯 周敬堂 刘天成 谷春元 张遒丰 梁延坤 叶继光 杨铁漠 刘贵和 潘贵福 杨玉岩 李长祥 王玉书 赵福寿 张希亭 王德远 李国仲 慕德本 许光达 杜德全 曹洪钧 张守志 陆汉荣 戴子学 龙占林 朱庆彬 董羽工 魏述增 张德基 赵简秋 张敬琨 秦书礼 谢恩光 张栋贤 马荫仁 孟照圣 葛风林 金永飞 于忠侠 宗景仁 郝万魏 刘瑞庭 王瑞芩 崔玉华 李彦儒 赵奎志 孙绪增 杨保田 方建侦 杜景林 白介忱 杜希圣 刘惠臣 王志尧 刘源东 王玉峰 于铭祥 陈玉岱 陈连庆 周洞明 李春元 于润泰 任凤岐 王双德 季中英 孔悟忱 赵亚辉 杜世昌 吴显德 王振民
 
通讯班——9 (1949119498)   
王雅 王雪茹 朱淑贤 钱桂华 吴露杰 郭俊杰   

仪表班——6 (19481019499)   
刘振华 杨金芝 李秀英   

气象班——12 (19481019496)   
耿开扬 王雪林 张占荣 王明淑 仇云霞 康振兰 温露琦 齐秀芬 陈贵荣   

场站短训班——8 (19477194712)   
史久一 史博克 杨洪宝 赵志祥 王念慈 金连镇   

场站班——30 (19495194910)   

刘守礼 杨光珍 严和生 吕胜惠 刘振仓 常体成 王德荣 高炳钧 邢文才 陈景周 刘孟州 刘白之 郝文兰 刘维春 冯学才 徐润生 类际镐 刘子荣 张恒坦 张荣兰 刘光伟 崔凤凰 贺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