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白起，他是创造航空奇迹的人
作者 白起三女儿 白丽丽
编者按：这是白起三女儿白丽丽于2016年6 月，参加东北老航校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撰写的回忆父亲白起的文章。
峥嵘岁月，光阴荏苒，在祖国一片大好河山的辉映下，又迎来了东北老航校建校七十周年的日子。伟大的祖国如今繁荣昌盛，现在的空军更是强大无比，歼10、歼20威震长空，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咱空军子弟的骄傲。
我的爸爸就是老航校的创始人之一，老航校第一任副校长白起。
我又一次的翻开在牡丹江老航校时照的照片，那是46年的春天，航校从牡丹江到通化的搬迁途中，火车在梅河口遇到土匪袭击，航校发给学生队每个学员一支枪，三十发子弹，他们英勇战斗，把敌人打跑了。我们几个干部子女都下了火车，在梅河口车站合影照了个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被收入在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里。
在老航校的那三年多，虽然我只有3、4岁，但很多事我都记得很清楚了。那时我家保板阿姨（是航校分配到我家的日本籍保姆）常背着我到机场去看飞机飞行，看到我爸爸带着学员飞上天空，我很好奇，经常叫喊着也要上飞机，终于有一天爸爸带我登上他开的飞机，直飞蓝天。在天上我感觉飞机一上一下的，吓得我哭喊着要下来，爸爸对我说，别怕，你长大了，也能开飞机。还记得有一次，航校打猎队打死一只老虎，我被喊去吃老虎肉，肉是吃了，别人问我好吃不，不知道，囫囵吞枣了。
有一次我病了，发高烧，两天多没吃东西了。医生对我妈妈说，没有特效药孩子恐怕不行了。刘亚楼校长来到我家，知道了情况，他立即叫人给东北联军发了电报，一架飞机专程飞到航校机场给我送来了盘尼西林，救了我一命。妈妈常对我说，刘亚楼是我的救命恩人。
后来我长大，一心想当空军，1960年初中毕业17岁那年，我考上了沈空文工团参了军，我好自豪，我也是一名空军战士了。可是到 1963年，部队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叫我退伍了，我哭了好几天。妈妈说：“你若真想回空军去，就去找刘亚楼吧。”我到了北京空司，刘亚楼的秘书张克里把我带到司令员的接待室，司令员说：“你从小是在部队长大的，是部队的子女，可以回去。”张秘书又带我到政治部主任王静敏少将家里，他进一步了解我的情况，我还在他家吃了午饭。张秘书又送我到空司招待所，给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叫我回沈阳等消息。我的心好温暖呀，真像见到亲人。
8天后，沈空来人啦，马科长说：“我来接你回家啦。”激动的我泪水涌上眼眶，此时我真正感受到空军就是养育我的家，我又二次穿上军装，回到部队。
我的第一次生命和司令员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更是把我和东北老航校联系在一起。那里是我充满好奇和幻想的地方，更是让我度过了快乐童年玩耍的地方，是我们这些航校子弟受过战斗洗礼的地方，也是我心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想到这里，无限思念涌上心头，不禁潸然泪下。我敬爱的爸爸要是能活到现在，看到航空军如此壮大、强盛，他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
（一）
我的爸爸生于1904年12月27日，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曾用名：白茂贞、白景丰。我的祖父母都是地道的朴实农民。盖州属辽南丘陵地带，东部和东南部的为低山和丘陵，西部和西北部是平原，那里的步云山是辽南最高点。当地人说是“六山三水一分田”，土质成分大部分为棕壤土，也有些草甸土分布于河谷、河滩中，沿海地带分布少量盐渍土，西南部有少量风沙土。因此农业生产常受自然灾害影响。祖父期望有个好年景好丰收，所以给爸爸起了个“景丰”的名字。
爸爸出生在盖平县，盖平地处中国东北辽南，归辽宁营口。盖平又称盖州，古称辰州，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那里就是商贾云集的辽东重镇。清代中叶，成为东北的财货通衙，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战国时期，燕国开拓辽河流栈，盖县属于东郡。秦统一六国后仍属辽东郡。西汉、魏晋时期，于盖县北设文县，南设平郭县，统归辽东郡管辖。
北燕建立后，盖县一度被高句丽割据，并建筑安城。辽东建安城置辰州，故盖县有古辰州之称。金代改辰州为盖州。元代置该盖州路，治所仍设在建安城。元世祖时建安县并入盖州。明时改盖州为盖州卫。清康熙三年置盖平县，隶属奉天府。
在爸爸的记忆里，盖平最大的特点是那里的风筝。盖州清代诗人于天墀曾写过《春风》诗：“寒消蜀谷莺先觉，暖入花林碟亦狂。何处儿童闲理线，争牵纸鸢舞斜阳。”这正是盖平风筝艺术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
爸爸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着天上飘逸的风筝，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风筝一样在蓝天飞翔。
我的母亲刘宴如告诉我，爸爸自小好学，在学习上很有天赋。因为大姑和五姑都信天主教，因此把我爸爸送到沈阳教会办的中法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掌握了法文基础，还认识了同学高志航，两人都有报效祖国的共同志向，因此成为挚友。在1923年他和高志航一同考上了张作霖航空队。
中华民国初期，军民上下都已经意识到了航空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中国各省的军阀就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空军，一时，中国的航空呈现出一派多点并起的势头。但在这些航空队中，山西、东北、广东及北京（南苑）航空队是最早成立的，其中东北空军的规模也是最大的。
在中国空军的建军史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蒋介石、汪精卫、盛世才都是依靠洋人来建立空军。蒋介石依托的是美国和苏联，汪精卫依托的是日本，盛世才依托的是苏联。唯有张作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建军思想：中国空军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建立。
张作霖由此对张学良说，我们力主建设中国化的东北空军，不仰息于洋人，也不排外，你要派更多学员到法国学习航空知识。
张作霖精心挑选的首赴法生员，在东北航空史上可称为留法第一梯次，这批学员在国内预备期教育时，必须学习法文。因为，事前已经向法军当局洽妥收训，不懂法语则难以成行。按照法国空军教育制度，须受过陆海军校时军官及军士教育。徐世荣、陈鸿陆、潘大同、王少棠等虽然暂时进了“杜鲁斯”飞行军校。但他们毕业后却仍碍于法国军方规定，仍无法完成军队航空学校学业，三年后只能无奈返回。
由于汲取了第一次派员赴法学习飞行的教训，第二次选派留学生的航空学员就非常严格了。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千余名学员中，选中80人，准备送法国学习飞行技术。入学者首先要学习法文。能入法空官校。根据法军规定，凡入官校者。不问中外学生，必须受有军队教育，且有文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绝大部分学员被淘汰的情况下，我爸爸和高志航因为有法文基础，再加上刻苦学习，被张学良选中。连同一起的还有葛世民、王常之、朱长凯、孙继先等共28名，于1925年4月送去法国留学。这批学员在东北航空史上称为法国第二梯次。
这28名航空学员到法国后，分作两部分，有10名学员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德隆航空学校，另一部分进入了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莫拉纳航空学校。我爸爸被分配在莫拉纳航空学校学习。“莫拉纳”航空学校的教授方法是最优秀的，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新式的。教练机是“莫兰”工厂自己制造的。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学习、法文等。在“莫拉纳”的学员中，高志航和我爸爸都是可圈可点的空军英才。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经常报道28名飞行学员的学习情况和优秀成绩。
第三年秋天，我爸爸与其它学员一起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学习高级飞行技术，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道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演习。
1927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爸爸与同学一起启程回国。这批留学生受到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在学习期间，就把他们的军衔由准尉提升为中尉。回国后，很快提为少校或中校。高志航当时是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我爸爸获得了中校教官官阶，在张学良航空司令部任中队长，被称为东北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
民国十七年六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于皇姑屯，旋即去世。“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爸爸随张学良将军流浪关内。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虽有宏伟的中国空军梦，但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只是个梦而已。
（二）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皇姑屯后，东北军全部归属国军统一管辖了。高志航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于1932年到了南京，找到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高兴地接纳了高志航。我爸爸也在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下，去了国民党空军。
我爸爸和高志航都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高志航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爸爸曾任过蒋介石专机班主任，由于飞行技术高超，还受过蒋介石的嘉奖。因此在国民党航校当中校教官，刘善本、张受益都是在他的航校第九期放单飞的学生。
由于爸爸为人耿直，有报效祖国的热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消极不抵抗，大片国土沦丧，东北有家回不去，爸爸心中一直愤愤不平。
我爸爸最好的同学和朋友高志航，时任中国空军驱逐机第四大队长。在一次和日本战机作战中，英勇牺牲为国捐躯。对这样一位抗日英雄，蒋介石不管其家属的生活困难，竟让高志航的女儿流落上海街头（高的妻子离家再婚，两个女儿留给高的母亲）。
我爸爸和妈妈曾一起去上海见过高志航的老母亲，对她表示慰问，也表示了对蒋的不满。
1941年夏天，航校召开“三民主义讨论会”，他在会上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这里一直没有实现，也不打算实现”，引起蒋的极大不满，会后他就被贬到保山小飞机场站当了站长。
我爸爸和其他从东北军去的空军飞行员，几乎也都收到过排挤和打击，于是不少人就离开了国民党空军，无奈地到了汪精卫空军暂时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去了汪精卫航空署，由于他在当时的声望，挂了个空军少将军衔。
（三）
爸爸于1942年被任命为汪伪航空训练处上校处长，1945年任命为汪伪航空训练处高级教官署少将主任。我爸爸在当时只将汪伪空军当作一个临时落脚点，他的真正目标是将这里当作人生新的起飞点。
汪伪空军教导队从常州搬到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航空处主任就是我爸爸，官阶空军少将。爸爸与上校参赞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二人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
何健生告知我爸爸，他与教务主任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酝酿投奔共产党。爸爸同意和支持周致和、何健生起义方案，愿意共同去延安。他还建议将扬州所有的飞机都飞到北边去。在他们的组织策划下，起义人员开始扩大。
参加这次起义的少尉飞行员吉翔（吉士志）、秦传佳、于飞（黄哲夫）负责寻找共产党。当时于飞因不满汪伪政权而被校方开除了军籍，行动自由些。秦传佳对新四军的情况比较熟悉，秦传佳与于飞找到了新四军后，他匆匆赶回到部队。于飞开始与新四军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于飞见到了新四军首长粟裕、刘长胜、程明等，多次商讨起义事宜。并得知延安有了明确指示。
在1945年7月20号，我爸爸等人在南京珠江饭店开会，主要是五人做了分工，负责各项起义的工作。初步分工由蔡云翔、于飞等驾机去延安，白起、何健生和吉翔、陈静山等人从陆路到新四军军部。其中周致和、吉翔是中央航校时十期同学，也都是我爸爸的学生。
1945年8月20日，由蔡云翔担任主驾驶，张华担任副驾驶的“建国号”驾机起义成功抵达延安。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中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第一件大事，就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建国号”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后改名为“820”。
参与此次驾机起义策划的汪伪航空署少将白起、刘宴如夫妇，上校参赞何建生、邱淑仪夫妇，还有飞行教官吉翔、轰炸员秦传佳、机械士陈静山等一行20余人，则分成两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在举行地面起义前，爸爸专程去杨家庙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政委程明同志。他骑骡子去过几次，并且还摔伤过。爸爸先后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张云逸副军长，还有饶漱石、程明等首长，受到热烈欢迎。张云逸副军长还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原级待遇”，我爸爸非常佩服人民军队的宽宏大量，更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当蔡云翔等人与1945年8月20日驾机飞向延安的当天，何健生和夫人邱淑仪带着孩与机械士陈静山等，在游击部队护送下已经从地面到达了解放区，高兴地穿上了新四军军服。我爸爸白起、妈妈刘宴如也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与吉翔等也出发了，奔走在去新四军杨家庙根据地的路上。
不久，这些陆路起义人员，就接到了延安总部的指示，因为他们都是飞行技术人员，要他们立即出发前往东北，参加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接到命令后，我爸爸与何健生、陈静山、吉翔四人满怀壮志立即奔赴东北。途中还大显身手。路过山东海阳县时，正好碰上三个民兵，其中一个叫张吉俊的缴获了一架出了故障飞不了的日本飞机，他们立即前去查看，机械师陈静山等人把飞机修好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爸爸驾驶飞机飞到八路军驻地桃花村把飞机藏起来，怕被国民党和日本兵发现。这是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执行的航空任务。
遗憾的是当年为了考虑到820驾机起义人员的家庭和从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党中央要求新华社取消公开报道计划。“建国号”起义的全过程，也就成了历史之谜。但这个历史之谜现在已经逐渐解开......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起义人员不仅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属于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而且他们还是真正懂得并掌握飞行、机务及航空管理等航空知识的专业人才，为培养优秀的中国空军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英雄不问出处。历史不会忘记空中起义人员的功绩，也没有忘记地面起义人员的功绩。这是一段飞向光明和真理的历史。
（四）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党中央有一个愿望，尽快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1945年，希特勒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了。
但是在亚洲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尚有78万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做困兽犹斗。
美军8月6日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则在三天后命令150万苏军全线挺近东北，日本关东军不战而降，苏军取代日本侵略军而占据了中国东北大城市、重要工业基地和港口。
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成功的装甲闪击战，彻底摧毁了日本在亚洲大路上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同时也使东三省进入了一个权力真空期。
毛泽东比所有人都敏锐地认识到东北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东北约有12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缘独特，处中国东北边陲，形若鸡头，扼守山海关；又与苏联、外蒙、朝鲜比邻，回旋余地很大，进可图中原，退可守辽东，再退可走苏联；东北又是当时中国、也是亚洲工业最发达地区，这是日本把它作为称霸亚洲的工业和军事基地来建设的结果；东北也是中国最富庶地区之一，江河水系交织，土地肥沃辽阔，农业潜力很大，森林植被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各种矿藏储备极为丰富。
因此，毛泽东让原本要南下山东的林彪，在半道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派他抢占东北去！与此同时，冀热辽、延安、山东等解放区抽调了10多万部队、2万多党政军干部，也一起北上东三省，建立后来威震天下的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
毛泽东把战略东北的重任交给了林彪。
林彪受命调兵遣将、日夜兼行、全力奔赴东北。
9月初，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已到达东北第一大城沈阳以及本溪；至11月，已有11万人抵达东北，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一路风尘仆仆，在抢时间、争速度。他们在占领东北大城市的过程中，得到过苏军提供的帮助和便利，也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装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没有忘记建立自己的人民空军，他采纳了王弼与常乾坤的建议，多次要求快速建立自己的航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的蓝天部队做准备。筹建航校的任务压在了东总参谋长伍修权的肩上了。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凤、蔡云翔、林保毅（林弥一郎）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
林保毅（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航空队在伍修权的感召下归顺了共产党的队伍，这给创建人民空军带来了人才上的保证。但这还不够，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加入了筹建航校的队伍。其中还包括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从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航空空地人员。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丰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
蔡云翔提出，应该急调白起、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占东北！伍修权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筹建共产党的航校，筹建中国的人民空军。
我的爸爸不仅是中国早期培养的航空人才，而且对创建空军的过程十分了解。伍修权负责创建人民空军，正需要这样的航空骨干。
当时我爸爸和何健生一行，是从地面起义进入了新四军军部。爸爸很快接到了调令。飞抵东北报到。
1945年11月末，爸爸和何健生、陈静山等人到达东北时，受到民主联军彭真、刘亚楼、伍修权等首长们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我妈妈带着我和二姐、三姐、小哥四个孩子也由八路军联络处负责人柳央同志亲自护送到东北和我爸爸汇合了。起义人员受到党的高度信任和重用。
1946年初，在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总队长是常乾坤，副总队长是白起。
同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于通化正式成立。
朱瑞兼校长，常乾坤、白起任副校长，吴溉之兼政委，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教育长，蒋天然任副教育长，林保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航空理论科长，张华任翻译科科长，田杰任机务队队长，陈明秋任机务队副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厂长。其他起义人员也都安排了适当工作。
父亲深感党的恩情浩荡，自己得庆重生，决心要为人民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后来的执行飞行任务中，蔡云翔、吉翔先后献出宝贵生命，被追认为烈士，追认为中共党员。
初建的航校聚集了很多人才，一批批革命干部和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航校，以党的航空技术干部为核心，还有我党培养的飞行技术人员为骨干，团结一批蒋、汪起义的航空技术人员，和留用的日本飞行教官等，大家团结一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辗转迁徙，顽强奋斗，坚持训练。
我爸爸作为航校副校长，是负责飞行训练的。
他整天在机场，竭尽所能地干着一切可以干的工作。从在寒风怒号的露天里为学员讲理论课，到驾着“九•九”高级教练机带飞学员，考核学员放单飞。望着一个个原先文化程度很低，连风向、气流等起码知识都不易理解的年轻学员，登上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他比什么都高兴。
当时生活虽然艰苦，吃的多半是粗粮，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旧兵营。
当时航校实行的是供给制，连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都是军装改的小军服，我有一张戴着小军帽，穿着小军衣和小军裤，腰还系着小皮带的照片，五岁的我活像一个小八路。我二姐和我小哥平时也都穿着小军服。看着新建的航校，虽然困难重重，爸爸心里充满了无限力量，他常对我母亲刘宴如说：“我现在活的很充实”党和军队对父亲的重用，给了他无限力量。因为他认为自己真正成了人民航空事业的有用之人。我母亲也是航校军人，对此也很自豪。
那时航校的情况是：什么都缺。缺训练用的飞机，缺飞机零件、器材，缺仪器，缺设备，连发动飞机都要动手摇，好不容易拼凑起来一架飞机，又缺轮子。这些还都好说，发动群众总能想出解决办法，最棘手的是缺燃料。当时我国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日本人留下来的汽油很快就用完了，没有燃料等于做无米之炊，飞机全停飞了，校领导号召大家想办法。
这时爸爸向领导提出：我在法国留学时听老师说过，有人曾想用酒精代替汽油开飞机，不知试验成没，听说日本人也曾试过。我爸爸又说，外国人试不成功，不代表我们试不成功，建议成立个试验小组。
常乾坤经过慎重思考，最后下决心：干！
常乾坤指示：要先内场，后外场；先地面，后空中，保证安全，争取成功。
首先发动起来的是航校修理厂，厂长陈静山也是从扬州一起起义过来的高级机务人员，业务上有专长，修理厂就进行了试验。我爸爸带着他们组成了攻关小组，他们一方面努力提高酒精纯度，增强其热值，一方面设法改装飞机燃料系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发动机像头吃不饱的没精打采的毛驴，用酒精燃烧总是转着转着就熄火了，停车了，他们苦苦地思寻着，探索着，当把酒精纯度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时，寻找出酒精燃烧后在火花塞上积碳比汽油多、容易堵塞的原因，采取了扩大定流孔零点一至零点二毫米，调整进气阀的间隙和点火位置等办法，酒精燃烧和汽油燃烧的效果就大大接近了，试验效果表明，用酒精燃烧，发动机最大转速达到了二零三零转，而汽油燃烧转速允许在两千转左右，他们终于达到标准要求了。
地面上作的试验都作了。空中呢？谁也不敢说是万无一失；尤其是拼凑起来的飞机残破陈旧，飞行中随时面临出现故障和发生事故的威胁。谁来进行空中试验？用一架破旧的日本飞机，烧着谁也没有用过的、用高粱米蒸馏出来的酒精代替世人都在用的汽油开上天去，今天听起来都有点离奇惊险！
我爸爸自报愿意第一个试飞。
在航校的海浪机场，爸爸和日本教官黑田一起跨上了飞机。黑田坐在前舱，白起坐在后舱。学校的领导、地勤人员，还有许多飞行学员。都静静地站在指挥台边，一个个都心情紧张地盯着这架飞机，此举能否成功，关系着今后能不能有条件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关系到几个月来航校同志共同奋战的努力成果，当然，更直接的是关系到试飞者的生命安全。
人们远远地看到他们沉着地操纵飞机，螺旋桨转动起来，飞机缓缓的滑动，转到了起飞线，加力，马达轰鸣，震耳欲聋，飞机沿着跑道向前冲去，飞上蓝天，试飞成功了。
酒精代替汽油成功啦，当飞机降落后，爸爸和黑田一起跳下飞机，人们便欢呼着奔向前去，拥抱跳跃，此时我爸爸心中异常激动，从留学法国以来，为报效祖国，多少年的抱负，多少年的愿望，终于通过这架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通过这用高粱米蒸馏出来的酒精，体现出来了，也体现了他为航空事业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也体现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正如《航空杂志》1986年第六期中所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正义的事业所产生的感召力是伟大的，当年毅然从汪伪、国民党空军起义归来的人员，在创办航校过程中做出了宝贵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很难想象若没有对事业执着追求所焕发的无穷创造力，若没有为事业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怎么会有航空史上的这一奇迹。我爸爸也成为中国航空史上酒精飞天第一人。
上级领导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立即批示拨出一百万元作为生产酒精的基金。为了保证纯度高的酒精能大量供应，航校将日本人丢下的哈尔滨两家最大的酒精厂迅速复工。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决定由蒋天然领导自办酒精厂，还批准了一项应急措施，拨给酒精厂大豆、玉米等作为原料，生产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飞行和运输的燃料问题。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年9月，位于哈尔滨市的两家酒精工厂生产出纯度为96%的酒精三千桶。直到建国前，这两个工厂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需要，而且使前方汽车运输所需的燃料也得到了解决。
为了保证飞行训练和搜集航材和修理飞机，当时航校成立了一个机械厂、一个器材厂和一个飞机修理厂。机械厂由顾光旭任厂长，郦少安、黎雪同志协助。修理厂由徐昌裕任厂长，刘子立任指导员，熊焰任副厂长（后任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
（五）
我爸爸是个技术型人才，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懂得政治的复杂性，他可以将名利抛开，但不知道各个时期政治斗争中不断变化的方针、政策。
刘善本起义机组与从新疆获释的“航空队”，在离开延安前是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名义出发的。从延安出发，历经半年时间，辗转于1947年春节过后到达东北老航校。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意见任命刘善本为航校副校长，分管教学训练工作。
当时，航校按上级确定的从陆军战斗英雄中选拔学员的方针，经过在东北、晋察冀军区部队选拔符合身体文化条件的学员很少，只招到初小文化程度学员20余人，学员青黄不接。
刘善本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便积极建议去哈尔滨招收中学生，这个方案得到上级的同意，并与1947年7月在哈尔滨市招收初中生130人到航校。利用东安联中（即密山一中）暑假期间教室闲置，编成3个班系统进行理科、外语、政治学习。
刘善本负责讲授数学与物理；常乾坤教俄语；聘请吴亮平介绍长征、毛主席、朱总司令，杨光讲中共党史。刘善本应邀向学员和东安市教师介绍国民党腐败和发动内战的罪行。
常乾坤、刘善本担任主考官，在130人中择优录取70人。其中录取20名飞行员，50名机务学员。另外60人在安东联中继续学习参军参干。
刘善本认为，国民党、美国航空教育的理念做法，我们应该借鉴学习，尽快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他的做法得到了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和我爸爸白起副校长的支持。
正当刘善本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刻，他被降职了。在老航校的一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航校整编报告》摘录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首先是领导机关干部的形成有些‘领导权交给人家’的样子，如白起、刘善本各居一地，群众认为是各自为政，实际上也是可以多少操纵领导权”。
不久，东北局的文件下来了。学校科降为股，各位校长各降一级。我爸爸免去了副校长职务，被任命为学校的参议。刘善本副校长降为领航班班主任，即主任教官。
1949年7月10日，中央正式决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我爸爸于12月调到北京，任军委空司航行处副处长。1952年调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任副主任。1954年10月调山西临汾十二航校任副校长。
1957年6月11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题为“起义将领和军官们畅谈自己意见帮助领导整风”的新闻中这样写道：“原某航校副校长白起说，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非常好，但有的党组织执行得好些，有的党组织执行不太好。1945年，我在东北航空总队（即东北航校）时，队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和我都能推心置腹，互相尊重，有文件也给我看，有事能和我商量，关系如水乳交融。后来，我在某航校当副校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会议不让我参加，有些政策不向我传达，提意见不接受......”
我爸爸就因为说了这段话，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的空军政委吴法宪说的更直白：“白起不是右派，空军里就没有右派了。”
我爸爸于1958年下放到滦平劳动改造，保留军籍，降为连级，劳改一年。爸爸消失了，我当时在空军子弟小学北京育鹏小学读五年级，三姐读初中，二姐读高中，我们三人被叫到前门空军招待所，有位赖政委找我们谈话。他说我爸犯错误了，是右派，到滦平去改造。以后我们的生活费由空军发给，每人每月20元（饭费、学费和生活必需品等）。由我二姐每月找他领。爸爸劳改去了一年，还是没有回来，他给毛主席、朱德写信，被监狱发现了，说他不服判决，加重判他成反革命，关监狱了。我们的生活费也停发了，60年初，爸爸来信说他病了，我三姐买了一些爸爸爱吃的点心和茶叶到监狱去看他，见他瘦了很多，发现牙也掉了几颗。一问才知道有人怀疑他安了金牙，竟给拔了三颗牙。当时监狱吃的是粗粮，硬窝头，腌菜，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当晚，我爸爸请求监狱管理员让我三姐第二天白天再走，可是遭到拒绝，我三姐只好摸黑走了。走到半路又被监狱的人给叫回去了，说白起不行了。等我三姐回到监狱时，爸爸已经过世了。监狱的人说是脑溢血死的。就这样，我的爸爸含冤病死在狱中，年仅55岁。
曾与我爸爸同为驾机起义的也是东北老航校的副校长刘善本，后来升为空军副司令员，同样也受到吴法宪的迫害，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了。
1979年4月，空军政治部为我爸爸作了结论：“经复查，没有右派言论，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受到株连的还有我的母亲刘宴如，她于1958 年被迫退职还乡，文革中被迫害打成“特务”，受到揪斗、批判、侮辱，将近10年之久。
对于这些不公正待遇，我爸爸是怎么想的呢？自从他起义以来，受到党和军队的重用，他始终是感恩的。就是在滦平受到磨难时，他也没有对党失去信心，这从我至今保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你要孝敬母亲，争取做一个像她一样的共产党员”（我妈妈是1948年在老航校经麦林介绍入党的）。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忘记爸爸的教导。他的小儿子为抢救公社财产奋不顾身，被烈火烧死成为英烈。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我）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因工作优秀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82年还曾在空司礼堂接受过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亲自颁发的空军后勤标兵单位奖状，我二姐被评为兰州市政协委员。我们几个子女的表现足以慰藉爸爸的在天之灵。
（六）
从1946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三年里，东北老航校的同志们克服工作困难，生活艰苦，待遇微薄，顽强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培养出100多名飞行员、领航员和4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成为抗美援朝击落敌机的战斗英雄有之，成为空军建军的骨干、栋梁有之，这些人才的辈出，也有我爸爸和刘善本等一批老航校开拓者们贡献的一份力量。
爸爸曾创造过辉煌，也尝尽人间凄苦。由于他的复杂经历，在乾坤颠倒的岁月里，不断受到政治冲击，以莫须有之罪名，被迫害致死，至今连尸体也不见踪影。
爸爸早早地走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道路坎坷，大起大落。但他是中国空军的先行者之一，他也是中国空军史上不该被忘记的人。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日月轮回，历史鉴真。值此东北老航校建校七十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献给那些为航校建设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不管历史如何被人涂鸦，白起的名字，依然写在新中国人民空军初创时的史碑上。
我亲爱的爸爸，我永远为你自豪！
此文内容参考摘录于：
刘宴如对白起的回忆录。航空知识八一年八期、航空知识八二年二期、航空知识八二年十二期、文物天地八三年二期、航空杂志八六年六期、航空杂志八六年八期、东方纪事八九年三期、“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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