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扬州起义和八路军第一架飞机
波特兰先生 编著
原中国空军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张华（赵乃强）
对外甥沈阳讲述当年扬州起义故事
在2016年8月20日之前，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研究和学习“中国空军史”的读书笔记，共分三册八卷，约100万字。在学习中，我逐步了解了人民空军创建的全过程，通过对东北老航校创建时的一些资料收集整理，尤其是对820起义真相的调查，勾起了我更多的回忆。
近三十年来，我对中国空军的诞生过程，以及中国人的航空航天梦，作了一些研究。尽管由于资料的欠缺和时间的有限，有些探讨尚不够深入，但我对历史的探讨始终是怀着一种严肃的、忠于史实的使命感。可惜，现在有些报刊和网络刊载的文章，似乎对历史的真实性缺少认真的态度；甚至有的权威报道也仅凭一个或几个，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讲述就信以为真。令我遗憾的是，有些当事人夸大了自己的历史作用，有些非当事人甚至编造了一些标榜自己的故事；更让我遗憾的是，还有一些历经坎坷的当事人因既不争功，也不贪图名望，因而不愿谈论那些心酸的往事。于是，有些历史真相就以讹传讹地流传开来，逐渐地，虚构的故事代替了真实的历史。
我对中国空军史的研究，还要从调查820起义和八路军第一架飞机的真实历史说起。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读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主要的职责就是对上海的书报刊进行审读，包括政治、政策等舆论导向和宣传问题等。
有一天，我收到了从北京转来的一封信，那是前汪伪空军四名扬州起义者联署写给中纪委书记陈云的揭发信。信中揭露了有人冒名项替，自称是“建国号”驾机起义的组织者和当事人。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其中一位署名“张华”的揭发者，居然是我的姨夫！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空军济南军区副参谋长，也是四位揭发者中位居最高的。
当我手持这封揭发信，在上海的空军干休所见到已经离休的，我的姨夫张华时，他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写给陈云的信，居然在我手中！
一向低调的姨夫张华不得不对我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他并没有讲太多，而是给了我一个名单——尚在世的一些当事人；其中包括何健生、于飞、顾青等驾机起义时的主要当事者，也包括南京党史办的同志。
在姨夫的推荐下，我与这些当事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和电话联系；何健生夫妇还送给我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同时，我也开始注意从各方面搜集相关的资料。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
在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明白：“建国号”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参加起义的汪伪空军人员，后来都在人民空军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参加东北老航校的创办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赴朝参战。
我的姨夫张华，是当时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教官（共12人）。他的学员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中国著名的空军英雄。新中国成立时的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阅兵式时，人民空军的战机第一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此时，沈阳也举办了阅兵庆典。我姨夫驾驶僚机在“品”字形编队中，飞翔在沈阳的上空；而我的父亲沈志锐参加了辽沈战役，此时正在地面上行进，接受检阅。我的叔叔沈志云也参加了中国空军。
然而，令我费解的是，在众多关于人民空军创建的史料中，却有不少说法，与我的调查情况相悖；这些相悖的材料恰恰是当事者的口述或亲笔撰文。我向姨夫核实，他总是笑笑，不愿意多言。他给我一些资料，并将空军司令员王海赠送给他的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转赠给我，让我自己去认真阅读。
这本《我的战斗生涯》盖有“王海赠”的印章。书中谈及的有些事情还涉及到我姨夫。如著名的朝鲜大和岛空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重创了大和岛美军基地，此战役已成为世界空战史的典型案例之一。人们也由此知道了执行这次空战轰炸任务的第八轰炸师22团二大队和大队长韩明阳。但人们似乎忽略了这是新中国空军的首次“空地协同作战”。关于“空地协同作战”，王海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叙述。其中，也有涉及到我姨夫张华的参战情况：“第二师4团一、二大队出动拉-11歼击机16架，由副团长张华率领，于14时41分从凤城机场起飞，编成攻击与直接掩护两个队，掩护轰炸机完成任务。”张华与韩明阳一直保持着联系。张华的代号是“老虎一号”，韩明阳的代号是“英雄一号”。
巧合的是在那次新中国空军的首次“空地协同作战”中：我姨夫张华率领第二师4团一、二大队编成攻击与直接掩护两个队，掩护轰炸机完成了任务；我的丈人赵连和却是地面侦察兵，参加了对大和岛的地面侦察活动。
那年，在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史资料室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完成了对“820驾机起义”的真相调查。之后，我问姨夫张华：“你为什么不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写些回忆录？”
姨夫对我说：“我只是个普通的军人，军人能做的事也是应该做的事。我只想做个普通军人，做个普通人。你是作家，如果你想写的话，那就从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写起，写一部真正的中国空军史。”
从此，我就非常关注中国的航空航天史，尤其是东北老航校和新中国人民空军的成长史。岁月带我走进了1945年的那个8月。
二
汪精卫，他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汉奸。只要与汪精卫沾边的人和事，均属汉奸范畴。共产党如此，国民党也如此；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要想真实地了解820起义的深层原因和真相，就必须将此事放到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去作详细的分析。
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在1919年10月10日改组而成；而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1914年7月流亡于日本东京时建立的革命团体，以1906年所发表的三民主义为纲领。孙中山当大总统时的中国，国号为“中华民国”；汪精卫那时正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汪精卫本名叫“兆铭”，“精卫”是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用的。跟鲁迅一样，因为文章写得太好，笔名的影响就超过了本名；人们也就忘掉了其本名。
汪精卫能写会说，参与筹备同盟会后，一度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后来颇受孙中山赏识，被孙中山召为秘书。汪精卫跟着孙中山在南洋一带宣传革命时，还俘获了富二代陈璧君女生的芳心，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24岁的汪精卫，看上去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后发起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此时，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就趁机批评同盟会的暴力革命，特别指责同盟会领袖，自己躲在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孙中山的言论。就在同盟会面临崩溃危险时，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跟随者，汪精卫决定站出来，以事实反击梁启超的说法，证明同盟会党人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以此挽回社会各界对同盟会的信心和支持。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书》中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为此，汪精卫于1910年3月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同盟会员一起来到了北京，伺机刺杀摄政王载沣。他认为摄政王载沣是清廷的实际统治者，掌控实权。杀了他，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汪精卫还下了必死的决心，“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而入狱。谋杀摄政王，当然是死罪一条。可是在审讯的时候，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他们都争当主谋，希望牺牲自己，保存队友。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这让主管案件的肃亲王善耆对二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肃亲王在查看了汪精卫、黄复生二人的供词后，非常欣赏汪精卫的才华。加之当时清廷也害怕革命党报复，展开更大规模的刺杀行动，就劝说摄政王饶这二人不死。摄政王同意了。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捡回了一条命。
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名噪一时，虽然刺杀没有成功，可汪精卫、黄复生的英勇举动感动了中国无数民众。后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20多个省市响应起义宣布独立。为了挽回民心，清廷赶紧宣布废除党禁，释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卫和黄复生。
历史解密，汪精卫当时不仅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1924年1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并且为了国共合作，决定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纲领。这次大会上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那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有好几个部门，其中一个部的部长就是汪精卫。孙中山和汪精卫都很看重毛泽东，大会结束后，就让他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1924年2月，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一张鲜为人知的合影，其中就有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大员，还有毛泽东、罗章龙、邓中夏、向警予、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之后，汪精卫还将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位让给了毛泽东。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 月逝世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的汪精卫代拟孙中山遗嘱；因此他也就成了孙中山“正宗”的继承人。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左派领袖廖仲恺遭暗杀遇害。国民党左派失去了孙中山和廖仲恺后，右派势力开始抬头，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还挑起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412事件等。汪蒋矛盾日益尖锐，国共矛盾同样尖锐。蒋介石成了汪精卫和毛泽东的共同敌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1925年7月2日，汪精卫在广州10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1926年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汪精卫政权于1940年3月30日正式成立，他的政治目标是“和平”，他相信“和平”绝对不意味着卖国求荣。这一理念基于孙中山于1924年在日本神户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精神。不正视这些事实，就看不清历史真相。但对汪精卫来说，日本扩大战争的范围，导致和平论就此破产。日本已经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霸道之路，更不要说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了。汪精卫终于明白自己相信日本的选择是错误的，于是精神开始变得不安定，在自己召集的议会上甚至嚎啕大哭。这时他手下还有60万兵力，但是政权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曾经相信蒋介石的人纷纷投向了汪精卫，曾经相信汪精卫的人后来又纷纷投向了共产党。这是真实的一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也就能弄清820起义的真正动因。
三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汪伪政府成立后，陈昌祖就任伪航空署署长。汪精卫将航空署直属于自己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以便掌控。原考试院大院被改为汪伪“国民政府”驻地，院内西侧一栋二层小楼，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与此同时，陈昌祖在上海、香港等地搜罗了二十多名原东北、南苑、广东，甚至笕桥中央航校出身的飞行与机械人员进入航空署工作。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残余物资。1940年9月13日拟定了《空军暂行官佐薪给表》。
这个“航空署”由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陈昌祖是留德的航空工程学人，就任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招到的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了“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1941年初夏，只有一座草地机场的“中央空军学校”开张。中央空军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从上海的海军学校、军官训练团、武汉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了32名学生。高乍新时任航校校长。参加820起义人员中就读此航校的就有顾青、于飞、张华，吉翔则是飞行教官之一。当时很多学生只是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才进入航校。不仅那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相信孙中山和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和“和平建国”，甚至大批国民党空军人员也纷纷弃蒋投汪。如1941年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
820起义组织策划者之一的白起，曾与高志航等于1928年被派往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飞行，他们是同班同学。3年后，结业回国。白起曾在张作霖张学良的东北空军里任职，获得了中校教官官阶，在张学良航空司令部任中队长，被称为东北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高志航当时是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在对日空战中成为著名的“空战战神”。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皇姑屯后，东北军全部归属国军统一管辖了。高志航通过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担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介绍，于1932年到了南京，找到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高兴地接纳了高志航。也就是这个时候，白起也在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下，去了国民党空军。
白起和高志航都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高志航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白起曾任过蒋介石专机班班长，由于飞行技术高超，还受过蒋介石的嘉奖；因此在国民党航校当中校教官。刘善本、张受益都是在他的航校第九期放单飞的学生。白起为人耿直，有报效祖国的热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消极不抵抗，大片国土沦丧，东北有家回不去。白起心中一直愤愤不平。1941年夏天，航校召开“三民主义讨论会”，他在会上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这里一直没有实现，也不打算实现”，引起蒋的极大不满；会后他就被贬到保山小飞机场站当了站长。
白起和其他从东北军去的空军飞行员，几乎都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于是不少人就无奈地离开了国民党空军，到汪精卫空军暂时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白起去了汪精卫航空署。由于他在当时的声望，因此，挂了个空军少将军衔。
在820起义组织策划者之中，何健生是个关键人物。
1937年8月13日，小日本进攻上海，驻台湾岛的日本王牌轰炸机部队木更津联队，从新竹机场起飞，于8月14日下午对淞沪地区的城市、村庄狂轰滥炸。8月20日下午4点，上级命令空军第八大队19队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以配合步兵进击。领队的长机驾驶员是归国华侨黄普伦大队长。何健生当时是长机组的领航轰炸员，负责领航3架德国造的亨克轰炸机，沿长江向东奔袭。1937年8月下旬，何健生轰炸机群从淞沪一带胜利返航时，广大市民欢欣鼓舞。
何健生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
1942年1月24日，中国空军以S、B、3机18架，由第一大队长杨仲安率领再次轰炸嘉林机场。中国空军1架战机发生故障，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轰炸员何健生跳伞落入敌境被俘。
这是他第26次升空作战，没想到这第七次的被迫跳伞，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何健生被日本人俘虏后，由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
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
曾星凯劝何健生暂时在常州航校避一下，等将来有机会再离开这个鬼地方。何健生的老同学汤厚链当时已经在常州航校当教官，他也劝何健生先安下心来，将来再谋出路。于是，何健生在曾星凯的保释下，暂时屈居常州航校。
1942年5月12日雨夜，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和吉翔的带领下，携武器向新四军起义。该营跟随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因为此事，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
但没几日张惕勤又被调走了，从此下落不明。校内盛传张惕勤是重庆与日本双料间谍，被秘密逮捕处决了。1942年9月，“中央空军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教导队”，继续由刘中檀担任队长。刘中檀也由此回校重新掌权。
扬州起义组织策划者之一的周致和，则是这次起义的领军人物。周致和在黄陂长大，当时兄弟姐妹达八人。周致和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影响，于1935年考入国民党第十期航校学习。曾立志飞翔云天，报效国家。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周致和感到无比愤慨，周致和经常对妻子说：“只要我有机会，一定要向日本人射击！”后来他真的驾机袭击过日本鬼子的火车头和日军的汽船。
但由于周致和对蒋介石不满，被戴上了“走私”的罪名加以通缉。1944年5月19日，周致和在邢海帆的帮助下驾机出走。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陷入绝望的周致和曾欲以身殉国的方式攻击日军，不料途中因飞机故障，被日军俘虏。周致和被俘后由汪政府陆军部长叶篷作保，进入中央航校担任教官。
白起、何健生、周致和虽然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先后屈居汪家空军，但却都有一个心愿，立志报国，不甘做亡国奴。他们都逐渐感到蒋介石、汪精卫都救不了中国。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枪伤复发并因多种疾病在日本名古屋病亡。中央航校无论教官还是飞行员们都心灰意懒，觉得前途茫然。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何健生此时在常州航校认识了梁文华的妹妹梁玉珍，他们同住在碑亭巷。梁玉珍原先是新四军，是在皖南事件时被捕的。梁玉珍常对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谈及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事。
中央航校开学后不久，学员中有人传唱抗日歌曲，日本宪兵队得知，直接进校抓人。此事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于飞为其一，并为此被校方开除了军籍。于飞开始频繁地接触周致和、何健生、白起，并承担起寻找新四军和共产党的任务。
扬州空中和地面起义，由此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四
汪伪空军教导队从常州搬到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航空处主任就是白起，官阶空军少将。白起与上校参赞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二人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白景丰派人找到了吉翔，希望他重返航校。1945年夏天，吉翔重返航校，当了飞行教官。
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他得知飞行轰炸员秦传佳的老家在安徽宣城，是宣城孙家埠人；其同乡和同学有人参加了新四军。他常找秦传佳了解新四军的情况。
随后，蔡云翔找到白景丰与何健生，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准备参加新四军的想法。就这样，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
于是，蔡云翔派秦传佳和原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于飞）一起去寻找新四军。那时，于飞已经被开除军职，在安徽省临淮关税所找了个临时差事；一个月后，所长下台，他又失业了。因此蔡云翔便派他当联络员，跟着秦传佳一起去寻找共产党。
在秦传佳的努力下，果然见到了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后来，宣城县委又派余华率领一个班护送他到浙江长兴县天目山。他终于到达苏浙军区，受到了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和钟期光主任的接见。粟裕司令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很快，党中央发来了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毛泽东还亲笔写下了批示。
1945年7月底，白景丰、何健生、蔡云翔、吉翔、于飞聚会在南京珠江饭店商量起义之事。初步分工由蔡云翔、于飞等驾机去延安，白景丰、何健生和吉翔、陈静山等人从陆路到新四军军部。其中蔡云翔、吉翔是中央航校时十期同学，都是白景丰的学生。
白景丰曾决定，只要找到了共产党，他就利用职权，以飞行训练为名，将全部汪伪飞机，飞往新四军。起义即将成行时，白景丰却被突然调往南京，原先的起义计划只得重新调整。一路驾机飞往延安，由蔡云翔负责；另一路由白景丰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直抵新四军军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伪政府解散。20日晨，主驾周致和、副驾赵乃强驾驶“建国”号专机， 与黄哲夫、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一起，从扬州机场起飞，历六小时，降落在延安机场。当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亲拟了飞机降落延安机场的手书电文，周恩来在二时二十分也亲拟了手书电文。
当时汪伪国府共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均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蔡云翔利用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改任湖北省长而赴武汉上任的机会，取得了“建国号”。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蔡云翔找来日语较好的进步青年飞行员张华（赵乃强）当他的助手。赵乃强成功地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骗过了日本人，为飞机加足了油。
1945年8月20日，由蔡云翔担任主驾驶，张华担任副驾驶的“建国号”驾机起义成功抵达延安。蔡云翔、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驾机起义的六名航空空地人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中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第一件大事，就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建国号”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后改名为“820”。
五
当蔡云翔等人于1945年8月20日驾机飞向延安的当天，何健生和夫人邱淑仪带着孩子与机械士陈静山等，在游击部队护送下已经从地面到达了解放区，高兴地穿上了新四军军服。白起、刘宴如夫妇也带着几个孩子与吉翔等一起出发了，奔走在去新四军杨家庙根据地的路上。
在举行地面起义前，白景丰专程去杨家庙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政委程明同志。他骑骡子去过几次，并且还摔伤过。白景丰先后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张云逸副军长，还有饶漱石、程明等首长，受到热烈欢迎。
参与此次820起义的汪伪航空署少将白景丰、刘宴如夫妇，上校参赞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飞行教官吉翔、轰炸员秦传佳、机械士陈静山等一行20余人，分成两批，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后，这些陆路起义人员，就接到了延安总部的指示，因为他们都是飞行技术人员，要他们立即出发前往东北，参加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接到命令后，白景丰与何健生、陈静山、吉翔四人满怀壮志立即奔赴东北。
途中，他们走到江苏省新四军军部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热烈欢迎，并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
在山东他们还奉命来到海阳县留格区，维修民兵张吉俊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来的飞机。
这架飞机恰巧和周致和等驾驶起义到延安的那架一样，也是日式九九双引擎运输机。吉翔和战友们立即动手检修，经过紧张工作，终于把飞机修好。还动手把机体上印的日本红膏药等标志洗刷掉，在机身两侧写上“中共”两个大字，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飞机。这也是八路军的第二架飞机。
1945年，奉命到东北筹建航空学校，在途经山东海阳县，修复了当地民兵缴获的日本飞机。
为了完成这次海滩上的起飞任务,他们临时编组分工：白景丰任机长（正驾驶）,吉翔任副驾驶，何健生当领航员，陈静山负责做好飞行前的机务工作。
一天早饭后，飞机腾空而起，广大军民欢呼：“咱的飞机上天啦！”白景丰驾机低空盘旋一周，吉翔和战友向军民们致意、告别。军民们又掀起欢呼高潮，飞机摇晃着机翼与大家告别后便爬高向北飞去。人们像欢送亲人那样一直目送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才散去。
不一会儿飞机到达桃村，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里安全着陆。军分区司令员黄经琛亲自来欢迎。
“八路军的飞机来啦!”人们互相传颂着。这一消息传开后,几乎轰动了整个胶东半岛。远在百里之外的周围群众络绎不绝地到桃村来参观飞机，人山人海。根据上级决定，白起、何健生等把这架飞机转移到离这里一百多里的桃村，隐蔽了起来。这是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执行的航空任务。
当年由于考虑到820驾机起义人员的家属，以及从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党中央要求新华社取消公开报道的计划。“建国号”起义的全过程“被隐藏”，也就成了历史之谜。但这个历史之谜，现在已经逐渐解开......
六
蔡云翔等6名驾机起义人员和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地面起义人员，先后到达东北后，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工作。白景丰改名白起。
1946年3月1日，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时，白起担任航校副校长，蔡云翔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理论科长、张华任翻译科长，田杰、陈明秋任机务队正副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厂长。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起义人员不仅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属于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而且他们还是真正懂得并掌握飞行、机务及航空管理等航空知识的专业人才，为培养优秀的中国空军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46年8月中旬，刘亚楼到航校检查工作。20日，他以总部名义在牡丹江会英楼饭店为820起义一周年举行庆祝宴会。
老航校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摇篮，培养出一批批空地航空人员，包括抗美援朝空中的很多战斗英雄。谁也无法否认白起、何健生、蔡云翔、吉翔等起义人员为新中国空军的建设曾经付出的心血。
英雄不问出处。历史不会忘记空中起义人员的功绩，也没有忘记地面起义人员的功绩。这是一段飞向光明和真理的历史。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9月，在军统对汉奸的大搜捕中，陈昌祖、陈友胜落网。国军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受命处理伪空军有关案件。其中陈昌祖被判处三年监禁，出狱后远走加拿大，1994年病故。陈友胜亦被判处三年半监禁，出狱后南下广东，1970年在广州病故。柯宗标、张书绅、方政等伪航校教官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大恶极并有叛逃行径的姚锡九、韩文炳、彭鹏则被判处死刑。
据当时媒体报道，审判长何祖武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韩文炳立即大声辩解自己附逆时不是军人，彭鹏也附和说自己是被俘而非叛逃。可是已无济于事，三人于1946年10月17日上午被绑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七
经过对扬州起义真相的严谨调查和研究分析，我将调查结果通过组织呈报了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确认了粟×冒名项替，自称是“建国号”驾机起义的组织者和当事人。
粟×在报刊上发表的不实文章被上海《报刊文摘》转载了。让《报刊文摘》刊登更正文章，不足以还原历史真相。经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解放日报社领导商量后，并征得了当时写揭发信的四位扬州起义当事人同意，由我执笔撰写了“建国号起义真相”的相关文章。
这些关于“建国号起义真相”的相关文章先后在上海的《连载小说》、《大江南北》等杂志刊登后，《太原日报》、《扬州晚报》也分别作了连载。网络也陆续出现了转载。
由于这些报道的出现，我结识了白起、何健生、蔡云翔等后代，还先后结识了黄乃一、王弼、常乾坤、刘亚楼、刘善本、熊焰、华龙毅、张建华等一大批空军先驱者的后代。其中何国晖、黄宁宁、王兆、白玉、张志勇等空后代对我的帮助最大，也让我重新考虑如何修正扬州起义报道中遗漏和不足之处。
扬州党史办单杰华、杨志军先生专程到上海专访了我的姨夫张华，张华详细地叙述了当年扬州起义的经过。单杰华、杨志军先生将这次专访进行了文字整理，先后在《百年潮（2017/09）》、《扬州史志（2017/2）》、《党史资料与研究（2017/2）》发表了专访张华谈扬州起义文章。单杰华、杨志军先生首次公布了毛泽东1945年8月20日给华中局的手书电文，还公布了周恩来同日给晋察冀分局太行军区的手书电文，此电文还有毛泽东修改的手迹。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对820起义飞机的降落地点作了明确安排。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2018年春节前夕，接到了何国晖和空后代们的邀请，
约我同去通化参加“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72周年”纪念活动。东北老航校成立于1946年3月1日，校址就在通化。我的姨夫张华是当年最早的中国飞行教官，他离休前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成长史。他现已是95高龄的老人，至今我们聚在一起时，总会谈及空军的那些往事。
这次通化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活动组委会正在登记捐赠资料，包括文物、书籍、照片、文章等。我翻出了自己10余年前撰写的空史读书笔记，重新编撰了有关通化事件的《1946通化暴动》。因为我姨夫张华多次谈起通化暴乱，他是亲历者。循着他的记忆，我开始收集各方资料，才有了现在的初稿。与此同时，我又重新整理了有关扬州起义的各类文稿和笔记，编印成这本小册子《1945扬州起义》。
正值诸友通化之行，故未作详尽修改，先奉上我的读书笔记，可供通化党史办研究、扬州党史办参考，更希望得到诸友和同仁们纠错补实的机会。
遥祝活动成功，诸友携手团结，迈开老航校的新步伐！
是为序。
沈 阳 （张华外甥）
2018-4-24 沪上恒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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