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蔡云翔女儿 黄均
编者按：这是蔡云翔女儿黄均于2016年6 月，参加东北老航校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撰写的回忆父亲蔡云翔的文章。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是蔡云翔的女儿黄均。我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对举办这次活动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一次难忘的东北老航校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每当说起老航校，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与航校前辈们走过的那段艰辛历程。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教官，因在一次飞行中飞机发生故障，落入日军手里，移送到汪伪政权。当时汪伪空军急需航空人才，时任湖北省长叶蓬就以老乡的名义，保释父亲，在汪伪空军中央航空学校担任教导处主任。
父亲虽然困居汪伪空军，但时刻都在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他绝不愿做汉奸亡国奴。当时军校的上校参赞武官何健生和航空署少将白起和他一样，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都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
父亲委派他的朋友秦传佳和于飞一起去寻找新四军。秦传佳是国民党空军轰炸员，老家在安徽宣城，他知道那里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他们历经磨难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由于黄哲夫对汪伪政权不满，被航校开除了军籍，他也就有了较多的时间。父亲就安排他与新四军保持联系。经过多方联系，中共中央发来了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 毛主席对这次汪伪空军起义极为重视，亲笔撰写两份电文。都是安排起义飞机的降落事宜。其中一份写道：“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
得到批示后，白起打算利用职权，以飞行训练为名，将全部汪伪飞机，开往延安。就在起义即将成行时，白起却被突然调往南京，原先的起义计划重新调整。一路驾机飞往延安的任务由我父亲负责，另一路由白起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直抵新四军军部。
在父亲的周密策划下，借口送叶蓬到武汉，获得了汪伪专机“建国号”，由懂得日语的年轻少尉飞行员张华骗过了仍控制在日本人的机场管理，飞机加足了油。
1945年8月20日，“建国号”顺利飞抵延安，当时我父亲是主驾驶，张华是副驾驶。同机机组人员还有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
机场到达延安后，六名起义人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于此同时，白起、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三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对这次起义行动，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卷《当代中国空军》第15页写道：“它是第一架由敌人营垒起义飞往延安的飞机。因这架飞机是八月二十日飞到延安的，后来改为820号。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共产党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辑的《中国空军史料（第三辑）》，将820起义列为《驾机起义大事记》第一件大事。
“建国号”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由此改名为“820”。
在当时的新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造成影响革命全局的新形势。同时指示：要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同志和原工程学校（抗大工程队）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等条件，筹建航空学校，为以后建立人民的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前接见了延安航空组领导王弼、常乾坤。8月28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去重庆谈判登机时又接见了820驾机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我父亲和全体机组人员编入延安航空组，成为八路军的第一批飞行和机械员。
中共中央决定，抽调30余人，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常乾坤带队，定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
1945年9月2日，王弼即带领第一批人员刘风、蔡云翔、顾青、陈明秋、田杰5人等人乘“820”号直飞东北。由我父亲驾驶飞机。但在张家口机场着陆加油时，飞机发生故障，不能再飞了。
当时，晋察冀军区正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就把王弼留下当站长。我父亲等5人只得改由陆路继续向东北趱行。按照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他们由张家口来到了沈阳后，开始筹建航校工作。
1945年11月，陈云、伍修权、吕正操等接见了我父亲一行。陈云说，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搜集敌伪遗弃的飞机、器材、设备和油料等物资。东北局还决定派他们去做归降的林保毅日本航空大队的工作，首先组织日本机务人员去修理尚能修复的飞机。
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之后，东北局正式成立了“沈阳航空队”。当时由于管理人员太少，刘风又从东北局组织部临时要来两个干部。 “沈阳航空队”由刘风和我父亲，还有日本战俘林弥一郎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林弥一郎的这支部队，大体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通讯、气象等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300人。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实际上，“沈阳航空队”成立后，当时没有组织编制和领导机构。
常乾坤率延安干部团于11月7日抵达沈阳。彭真代表东北局欢迎并讲话。
11月9日，东北局组织部通知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着手筹建航校。
当时社会环境很不安定，为防备发生意外，我父亲和黄乃一、刘风、田杰、陈明球、顾青、张保中、张凤歧，每天晚上都将手枪顶上了子弹，放在枕头底下睡觉。
11月13日，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暂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兼主任，黄乃一兼秘书长。正在延安赴东北途中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
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向我各个解放区进攻，东北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约11月下旬，东北局和总部撤出沈阳，驻到本溪。后又转移去通化筹建航校。
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一路上经过不少盘旋曲折的山路，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嘿！牛车拉飞机，真稀奇！”
12月上旬，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已移驻通化。由于航空队人数剧增，经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了航空总队。部队下设教导队，即学生队；民航队，主要由起义飞行员和部分日本飞行员组成，准备承担一些紧急的飞行运输任务；机务队，负责外场修理；修理厂，负责内场大修等。
1946年1月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
朱瑞（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兼任总队长；吴溉之（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委）兼任总队政委；常乾坤（尚未到达通化）和白起任副总队长；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队长；黄乃一和顾磊任副政委。我父亲任民航队队长。之后，又成立了党总支。党总支在召开成立大会时，着重讲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民主和纪律等。并且特邀了我父亲和白起、何健生等列席大会，使飞向延安的起义空军人员，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了解。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总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
航空总队的建立，为航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航校建校工作高速度进行。一方面，千方百计汇集航空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组织大批人员去收集航空器材。
1946年2月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近4000名干部、学员，在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下，于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历经5个月，抵达通化。
除此，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工兵学校、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东北造币厂等也都迁到了通化。至此，通化已成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
为此，一些日、蒋人士惊呼：通化成了共产党的“第二个延安”。
3月1日在通化召开大会。会上，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受总部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由中共中央选派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合编，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航校因于３月１日诞生，就此向上报了个代号叫“三一部队”。
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又兼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受东北局和东总委托，在老航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成立航空学校、工兵学校是当务之急。日寇投降以后，我们手里接收了一些装备，还接收了40多架飞机，不建立航空学校是不行的。蒋介石的飞机欺侮我们哪！我们要建立这些学校、要巩固这些学校。”
何长工在会上还宣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校长：朱瑞（兼）；政委：吴溉之（兼）；副校长：常乾坤、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我父亲是教育长。
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的形势也日趋吃紧，3月中旬，总部决定在通化地区的四所军事学校立即到北满选址，准备转移。
按照总部指示，我父亲就和航校领导常乾坤、白起等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在当地党委的协助下，经总部批准，最后航校选定去牡丹江。
1946年4月，总部确定王弼调返航校，任航校政委。同时拨给航校电台及所需机要、报务人员。我父亲和何健生驾驶一架运输机飞到了林口，将王弼和黄乃一一行人员及电台等接回到航校。
不久，航校第四次搬家了：从通化迁移至牡丹江。
1946年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由于朱瑞、吴溉之没来牡丹江，不便再兼任航校的领导职务。经请示总部，总部任命常乾坤同志为校长，王弼同志为航校政委，并王弼所带的干部全部调航校工作。
东北老航校刚全部转到牡丹江后，就一面进行安顿，一面立即挑选原来学过飞行，有一定基础，估计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担任飞行教员的人，也包括已在通化恢复飞行的人。经过认真仔细的挑选，这些人被确定后就组成了一个复飞教员训练班。
参加这个班的成员有：
刘风、吴恺、魏坚、张承中、许景煌、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
这个复飞教员训练班也是中国空军史上最早的第一批飞行教员培训班成员。带飞训练中国教官是我父亲和吉翔，还有日本教官林保毅。
飞行教员培训班于5月开办后，培训学员为能重上蓝天，都十分激动。很快就恢复了飞行技能。但意想不到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航校初期共发生四起严重飞行事故。第一次是林保毅试飞，飞机坠毁。第二次是从通化转场牡丹江途中，大冢等四个日本人飞的一架运输机撞山，机毁人亡。
1946年6月，飞行科长吉翔在一次带许景煌飞行时发生了严重事故。飞机起飞后，在第一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一百米，发动机发生故障，失去马力，吉翔同志为了保全飞机（当时航材困难，初、中级教练机只剩下一两架了），企图做180°转弯回场着陆，在转弯过程中，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当即牺牲，许景煌负重伤。
吉翔发生事故后大约一个星期，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连续轰炸，梅河口铁路交叉点经常堵塞，北满急需开支，而在通化市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币）又运不过来，上级决定让我父亲去通化运钞票，同行的还有人民银行的一位处长。途经敦化要加油时，由于当时通化没有汽油，只好把备用汽油桶全放在飞机舱内。在敦化住宿时，正碰上当时东北第一纵队副政委黄玉昆，带着两位师长执行任务，行李和武器都随身携带。黄玉昆同我父亲商量搭乘飞机。起飞前，我父亲发现飞机已超载很重，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便劝说黄玉昆等人不要坐飞机去，以免发生危险。黄玉昆提出能否将汽油桶拿些下来，我父亲表示，没有燃料，不能保证飞行，黄玉昆遂下机从陆地赶往牡丹江。飞机重载起飞后，但很难拉起，在长白山深山老林迫降时，不幸撞在树上机毁人亡。我父亲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8岁。
父亲牺牲后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在东北老航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横幅标语写着：“中国人民空军的先驱”。遗骸安葬在牡丹江北山，并建造了纪念碑。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航校有了自己的教员后，根据飞机、器材情况，7月正式成立了飞行一期甲班和乙班。飞行第1期甲班12人、乙班31人。
父亲与老航校的许多老前辈一样，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
我们今天纪念老航校创建七十周年，缅怀先辈，追寻足迹，就是要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作为老航校的后代，我们一定会弘扬老航校精神，代代相传。
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也祝愿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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