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飞回忆“建国号”专机起义经过
作者 于飞
编者按：1945年8月20日，一架汪精卫伪政府的“建国号”专机，从扬州起义飞向延安，投奔革命。这是起义的“建国号”专机机组人员于飞的回忆录，讲述汪伪“建国号”专机飞抵延安的情况。为纪念起义日，这架飞机后来改为820号飞机。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总司令部。资料来源：《党史纵览》。选载此文时略有删减。
果断的抉择
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军民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作战地区之广，攻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打得日伪军节节败退。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已经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境地。由此，引起了汪伪军政人员强烈的思想动荡，感到前景暗淡，度日如年。
我原是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当时叫黄哲夫。在那种环境下，我常思索、探求飞向光明的良策。1944年冬，由于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我与副总队长彭鹏吵了一架，结果，被关了1周禁闭，还准备押送我去南京，后受到停飞、记过处分，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罪名开除军籍。所谓“思想不良”，实质上等于有共产党嫌疑。我觉得情况不妙，当夜逃到上海，躲在一个亲戚家里。此时的我，有了强烈的飞向光明的决心。
1945年3月间，我在南京找到了周致和。他是汪伪航校的少校飞行教官，毕业于国民党空军航校第十期，曾在空军五大队服役，后投入汪伪空军。我们经常接触，相互了解，因此平时无话不说。但有一个问题，谁也不敢先提及，那就是投奔共产党。在日伪统治的社会里，在风云变幻、人心莫测的情况下，各自心中的秘密，不能轻易泄露。可是紧迫的形势需要我们表态，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抉择。的确，我们面临着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双重挑战。到国民党空军去吗？我们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干过的人，深有体会去那里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继续徘徊、等待、观望，我们也感到不是办法。何去何从，到了果断作出抉择的时刻了。在周致和的寓所，我们不像以前那样闲聊，而是三言两语地针对着时局谈起自己的看法。这时我用试探性的口吻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到延安去？”周致和听后表示惊愕而又兴奋，“你怎么会想到共产党那边去？”其实，他也早有这种想法，只是对这个问题表现谨慎。我们这次谈话，最后以坚定的选择和愉快的微笑而结束。
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疑虑甚多。于是，我俩又密谈了几次，最后决定由我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将汪伪国府的专机搞到手。
寻找共产党
找共产党可不容易。当时，共产党、新四军在敌人严密控制下的沪、宁、苏、皖地区，十分活跃，但他们来无踪、去无影。况且在那种环境中，汉奸、特务遍布，来不得一点轻率。即使共产党人与你面对面，你也不敢开口问：“你是共产党吗？”因此，怎样找到共产党，我考虑了很久。
开始，我是在上海寻找的。上海有一家出售苏联《时代》杂志的书店。我想，苏联是共产党的，这个书店也可能与中共有点关系，便以买过期杂志为借口，想向营业员打听一下找共产党的门路。谁知反应非常冷淡，碰了一鼻子灰。我即匆匆溜走，还怕有人盯梢。后来，我又去常州乡下和安徽省五河县农村打听新四军的踪迹，也毫无结果。
1945年6月底，我在南京，有一天，周致和对我说：“我的一个老同学，叫秦传家，是从重庆回来的。他说他的老家安徽宣城那儿有新四军，我约他明天到凤凰餐厅吃午饭，你和他谈谈好吧？”我欣然同意。
第二天，老秦如约来了。他原来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当轰炸员，因母亲病逝，回老家料理丧事，后到南京闲居。他是安徽宣城孙家埠人。他的一些同乡、同学有参加新四军的，所以他说回老家可以找到共产党。还说，在去孙家埠的公路边有一个茶馆，那里常见有游击队收税。他厌恶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想投奔共产党，所以愿意和我们一块干。于是，我俩化装成商人离开南京，取道鞠湖、宣城，直奔孙家埠。到孙家埠半个小时后，果然来了4个着便衣的带枪人在公路旁收税。老秦对我说：“哲夫，这回该你跟他们打交道了。”我于是走上前把来意对他们说了。这几个同志一听，税也不收了，立即把我们带到离公路五六里远的一个村子，游击队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夜幕降临后，游击队员领着我们星夜上山，半夜后到了一个山庄。我俩因又困又累，进屋后倒头便睡。
翌日清晨，见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这天正是7月7日，我把我们准备起义的打算向他作了报告，他当即表示欢迎，并向我们介绍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他说，这是件大事，要报告军区首长，他立即派人送我们去苏浙军区司令部与领导同志谈。当时秦传家要求先回南京，县委尊重他的意见，派人送他下山，另派余华率领1个班护送我去浙江长兴县的天目山。到达苏浙军区后，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十分热情地接见了我。我将来意和汪伪空军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粟司令员听后十分高兴，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他还向我阐述了当前的敌我态势，接着说：“反攻即将到来，希望你们起义成功。”他叫我先休息，等待几天。
三天后，粟司令员和刘参谋长再次找我谈话，并说党中央已经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司令员还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一个飞机场，因为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有时有飞机去送给养。”他要我改名字和他联系，并且告诉我，他的化名叫左如，以及他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我事先也不知道搞这一行工作的要取个什么代号好，想了一想说：“叫于飞好吗？”粟司令员微笑着点点头说：“好！就叫于飞吧！”此后，我就以“于飞”这个名字同党组织联系，并说是左如介绍我来的。
秘商起义
回到南京后，我把联络情况告诉周致和，他听后高兴极了。于是，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方案：我先到扬州外围与新四军取得联系，然后再相机争取航空处主任白景丰；周致和则抓紧把飞机搞到手。为了争取时间，我立即扬帆过江，直抵扬州。
离扬州城西12公里就是解放区的杨家庙。有了进出江南解放区的经验，我的胆子也壮了些。根据粟司令员的指示，我找到了作为联络点的那家茶馆。进茶馆后我直接说要找程明。茶馆老板一听，便立即派人带我去见程明。
程明是扬州军分区政委，他满面笑容地说：“知道啦，军区早发来电报，通报了你的情况，我们估计你最近会来的。你今天一出城，我们的同志就一路在保护着你哩。”我将来意和伪空军情况向他汇报了，他说：“我们也准备派人去争取伪空军起义，现在你在那里已经开展工作就更好了。城里有我们的人，可以帮助你。希望你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来解放区。”回到城里后，我找了几个平日要好的同学了解队上情况和对我的态度。他们说，新来的白景丰主任，为人很豪爽……我打听了白的住址，第二天，便借着周致和的名义去找他。正如所料，他也正感前途渺茫，想投共产党，又苦无门路。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早就想投共产党了，可是没有人联系啊！”至此，我亦以诚相见，把最近活动的情况一一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我便约他去南京开个秘密会议共商大计。他当即同意，并提出叫吉翔（飞行教官）参加，说他也想投共产党。于是，我离开扬州先到常州约了吉翔，再返回南京。周致和听我说白景丰已同意，便说：“这回要大干了。”又告诉我，何健生（伪空军上校参赞）也有这个意思，叫我与何谈谈。我与何是广东同乡，比较熟悉，在常州时就有交往，他也表态加入我们。
7月底的一天，我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饭店二楼租了个小房间。周致和、秦传家、白景丰、何健生、吉翔都来了。我先将粟司令员的指示、中央的复电和程明的具体意见都作了传达，然后研究如何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起义去新四军。老白说，扬州方面他总负责，计划组织一个飞行日，率领所有可以起飞的飞机到新四军去；吉翔先去找个临时迫降场，布置地面信号；地面人员由何健生率领到杨家庙，请新四军派武装部队接应。我们还讨论了飞延安的计划和航线，并议定起义地点，一是南京，二是扬州，相机而动。周致和负责将飞机搞到手，并任正驾驶，我当副驾驶、领航，并负责同共产党联系。秦传家因不是伪空军人员，则随机应变，协助起义。分工之后，我们便各自准备了。
会后，周对我说，国府专机有3架，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现停放在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因此要找个日语讲得好、而且可靠的飞行员来协助他。我便推荐伪空军少尉飞行员赵乃强（即张华）给他。他还告诉我：“现在有人传说你是共产党，要小心。”我听后更加警惕。从此，我经常搬家，有时白天住在这个旅店，晚上又搬到另一家旅馆。
1945年8月12日晨，我从上海回到南京，即到事先约好的地点中央饭店去找周致和，却没有见到。问茶房，只说他走了，没有留下消息。当时情况瞬息万变，不知是否出事，我立即去扬州探问究竟。临走之前，托旅店茶房送个信给何健生，叫他速去扬州。
次日凌晨，我到了扬州城外，不敢妄自进城，便绕到了城西的瘦西湖，找了一个过路村民，给点脚力钱，求他送个纸条到白景丰家。一小时后，白的夫人刘晏如带着她的女儿小君乘一辆黄包车来了。我四顾并无异常情况，便从树丛中出来与她们相见。她告诉我：“老白昨天去南京了。”我说：“现在敌人密令抓我，如老白、周致和、何健生来扬州，就告诉他们，我已经到杨家庙新四军那里，派人找程明和我联系好了。”随即匆匆离去。
展翼北飞
此时，周致和在南京得知，曾任汪伪陆军部部长及湖北省省长的叶蓬接到蒋介石的“电谕”，急着要回武汉就任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周与叶蓬素有交往，便走他的门路，积极活动，借送叶蓬回武汉之名，把飞机弄到了手。
8月18日，周命赵乃强到明故宫机场联系，给“建国号”加油和检查飞机。赵懂日语，又是奉伪军委的命令，因此，机场的日本人只打电话核实了一下，便放行了。
第二天上午8时许，周、赵二人驾机将叶蓬送至武汉后，迅速飞回了扬州，周到扬州后，见到刘晏如和何健生，得知我已到杨家庙，即派人与我联系，并告知速给延安发电报。我即将情况向程明汇报，并拟好电报请他代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电文是：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当时，因白景丰去南京未回，周只好求助伪空军头目彭鹏。周致和与何健生约了彭鹏来茶座，周大谈生意经和吃喝玩乐，何健生随声附和，谈笑自如。彭鹏是个财迷，周投其所好，给了他2两黄金，并说：“拜托老兄帮个忙，给飞机加油。明天到上海做一笔大买卖，赚了钱有你好处。”“建国号”是国府专机，又是过境飞机，理应加油。彭与周是老朋友，情面难却，又有油水可捞，于是满口答应。
周与何回到旅馆商量，感到事不宜迟，于是，决定空中先走。傍晚，伪空军少尉飞行员管序东（即顾青）找到周致和，表示愿意同机去延安，周欣然同意。
8月20日上午，扬州机场上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整装待发。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和机械士沈时槐（即陈明秋）、黄文星（即田杰）随即登机。飞机开始滑行......
那天，我一大清早就来到机场边，远远看见飞机周围有不少人，因为怕警卫营抓我，便不敢走过去，就在那里埋伏，伺机而动。当飞机滑行到掉头对风向时，我便一跃而出，迎着飞机跑去。他们在飞机上看到我，便停止滑行，打开舱门，我迅速上去跑到驾驶舱对周致和说：“赶快起飞！”
马达轰鸣，“建国号”像一匹骏马，在跑道上飞驰，腾空而起。此时，我那紧张的心情才稍为舒松了一些。我们告别了浩浩长江，展翼北飞。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人机场的空域，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那天云海茫茫，一望无际，成了我们的空中保护伞。飞机在云上飞行，谁也看不到谁了。虽然事先作了航行计划，但这毕竟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飞近黄河时，浮云渐渐散去，飞机暴露在云开见日的天空，使我们十分担心。我对照地图，检查地标，发觉偏离了原来航线，于是决定以地标航行为主。飞机像一只孤雁，奋力扑翼去寻找它的归宿。管、沈、黄三人在后舱相对默坐，赵乃强盯着罗盘也一声不吭，只顾保持飞机平直飞行。我与周虽然不时对话，互相鼓励、安慰，说：“行，就这样飞，没错！”但彼此目光里都充满着紧张、焦虑。
我们飞了近4个小时，到达风陵渡，翼下洛河之水有如鳞光闪闪给我们引路。到了洛川，我们转向北飞，遥望延安，远远就看见那著名的延安宝塔，像是在对我们招手。我在机舱里不禁笑逐颜开，大声喊道：“哎！到延安了！”延安地区，群山起伏，由于我们下降高度过低，被那些山头遮挡了视野，起初没有看到飞机场。此时，我们已经飞了6个小时，油料快完了。周致和焦急地对我说：“糟糕，没有机场呀！”“不会没有的，粟司令员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飞机再上升100米、200米、300米，忽然在右翼下方河边发现有个土机场。飞机急速转弯，下降，终于安全着陆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延安城下
就在我们的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时，人们对这个不速之客投以疑惑的眼光，他们不约而同地随着机声的轰鸣仰望蓝天，要看个究竟。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更是紧张地盯着这个空中“怪客”。
我们走下飞机时，守卫机场的一个八路军战士警惕地走过来。我和周致和立即上去对他说：“同志，同志！我们是从新四军来的。昨晚已经给你们打过电报了……”卫兵心想，从来没有听过咱新四军有飞机呀。他看到我们穿着也不像新四军，更是满脑子问号。“啊，你们等一等吧，我给司令部打个电话。”卫兵说罢立即转身跑向岗亭打电话去了。
不一会，卫兵和八路军的两个干部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是飞来投向光明的，事前和新四军联系过。昨天晚上还打了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欢迎你们！我是卫戍司令部的，姓油。”（即油江，他当时是延安机场的勤务股股长）另一位是石蕴玉参谋。
我们被安排住在卫戍司令部里。第二天，由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我们参加革命的决心，还报告了另有一批航空人员由白景丰负责组织，准备到解放区来……报告的最后是各人签字。我原名黄哲夫，签名时写了“于飞”。他们见我改了名字，觉得奇怪，我便把原因和想法告诉了他们，怕暴露了真实姓名，对家里人不利。于是，大家也改了名签字。
司令部发给我们军衣，我们都当上了八路军，心里十分高兴。当天，总司令部的常乾坤、王弼、刘风、王涟等首长来看我们，他们热情而关切地和我们交谈，使我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真情和温暖。
接着，新华社有两位记者来采访。由于按计划还有一批空、地勤人员也要来，我们担心如果消息发表后，他们便很被动，甚至会遭到不幸。我与周商量后，建议暂不公开为好，后来经领导同意没有见报。
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请我们吃晚饭。在那里，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亲切接见了我们，还一一向我们介绍了其他许多首长，其中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我们向首长汇报了飞来延安的经过。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总部欢迎你们起义来延安。现在抗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到处搞摩擦，准备打内战。日、伪军还在顽抗，不向我们投降。所以，现在前方还天天打仗。我们已经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我们不希望发生内战，但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又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叶剑英参谋长说：毛主席知道你们到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收到电报，没有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席间，首长们对我们十分关怀，给予许多勉励，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建国号”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因此，后来改为820号飞机。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总司令部。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去重庆谈判起飞之前，三位领导人接见了机组人员，更使我们感到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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