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机起义先行者顾青的三十七载蒙冤之路
作者：赵国春
编者按：1945年8月20日，原国民党飞行教官周致和率领飞行员顾青等六人驾驶日本造中岛“九七式”双发运输机起义飞往延安，投身到人民革命阵营之中，为新中国创建空军做出了重大贡献。峥嵘岁月，光阴荏苒，很不幸的是顾青起义后，因迷航事故，于1946年10月以叛国罪名被判刑，沉冤三十七载后，终于在1984年3月22日得以昭雪。2004年5月顾青病逝。这里选辑了部分有关顾青的媒体报道。以资研究参考。
1945年8月20日，原国民党飞行教官周致和率领飞行员顾青等六人驾驶日本造中岛“九七式”双发运输机起义飞往延安，投身到人民革命阵营之中，为新中国创建空军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这第一次驾机起义开始，先后有国民党空军及民航人员一百五十九人驾驶五十七架飞机从空中飞至解放区或祖国大陆，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这种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从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画卷上绘下了生动的一笔。顾青起义后，因迷航事故，于1946年10月以叛国罪名被判刑，沉冤三十七载后，终于在1984年3月22日得以昭雪。2004年5月顾青病逝。
一、驾机起义飞延安 女友一别三十年
1945年8月20日，是中国空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五天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这天清晨六点钟左右，国民党某空军扬州机场，像往常一样平静。飞行员管序东、周致和等人到机场作准备。黄哲夫因受到通缉，只好藏在机场附近的树丛里。八点钟左右，他们发现一辆军车从城里向着机场疾驶而来。周致和立即向树丛中发出信号，黄哲夫急跑上飞机，飞机经过短滑行便腾空而起。管序东他们几位驾驶的日本中岛“九七式”双发运输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机，油箱储油量大，续航时间长，飞得也高，最高可达三千米以上，很适合长途飞行。
这架飞机起飞后，很快就钻进云层，巧妙地躲避开地面雷达的监视。
改变人生之路是明智的选择，然而，旅途也并非一帆风顺。飞机过了开封上空后，高空气流不稳，飞机颠簸得厉害。飞过潼关时浮云散尽，天空晴朗。这时，管序东发现地面和地图标的有点不一样，便向周致和示意。飞机一直向着西北飞去，按照罗盘和地标图的提示，终于找到了发光的洛水。黄哲夫说：“沿洛水北上，飞过洛川，就是延安。宝塔山就是我们的目标。”
在飞机上，他们几位心中都很兴奋：飞向光明——他们默默盼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看到洛水时，他们的心立刻激动起来。他们终于冲出了原来的营垒，就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了。按正常飞行时间计算，从扬州到延安只需要五个小时，可他们却飞了六个小时，心里有些焦虑。多亏了周致和是个高级飞行员。
飞到延安后，他超低空飞行了三圈后终于发现了宝塔山。
“宝塔！”大家忍不住地一起欢呼起来，“我们到延安了！”
下午两点，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两圈后找到了机场，并急速地着陆了。这时机上的油量只够飞半个小时的了。几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飞机上走下了四名飞行员和两名机械师。
不一会儿，有两个八路军的干部来到了机场。周致和等迎上前去：“同志，我们是从扬州飞来的，事前和新四军联系过。”
“欢迎你们！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我姓油，叫油江，他是王参谋。总部接到了新四军的电报，说‘日内有飞机去延安，请勿当作敌机’。因为没说好具体时间，我们只好通知防空部队，见到飞机不要打。”
正当他们热烈地谈论着的时候，从公路那边扬起了一阵滚滚灰尘，一辆美式吉普车疾驰而来，上面坐着一名美国军官和一名女翻译。吉普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他们是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美国军官下车后很不友好地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机组人员没有回答。
油江同志不假思索地接过话：“这是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是从前线回来执行任务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女翻译转告了那个美国军官。他听了有点愕然，疑惑地耸了耸肩，和女翻译说了几句就上车走了。管序东懂英语，翻译出那个美军军官讲的意思是：“这个飞机像我们美国道格拉斯DC-2民航机。这个飞机是日本仿造的，名字AT-2。这么好的飞机共产党怎么会有？真奇怪。”
机组人员看到这个场面感到很惊讶。他们从没看到过美国佬在中国人面前那样老实，几句话就打发走了。
当晚，管序东他们被安排在卫戍司令部的一套简朴的平房里，八路军战士还告诉他们说，这套房子原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住房。
白天见到的一幕幕，让管序东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到了父亲，他还想到未婚妻王浦青，那个美丽贤淑的姑娘，性格内向稳重，又那么重情义。
这一夜，管序东是在迷迷糊糊中慢慢度过的。第二天，由黄哲夫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起草了一份报告，表示他们参加革命的决心。在去签名时，为了在敌占区家属的安全和其他起义人员能顺利撤到新四军根据地，决定：周致和改名叫蔡云翔，黄哲夫改名于飞，赵乃强改名叫张华，黄文星改名叫田杰，沈士槐改名叫陈明秋，而管序东为了怀念王浦青改名为顾青。
顾青出生在扬州一家布店店主家，他母亲去世早，父子俩相依为命，家境条件也不好。他在江苏省立扬州学校就读的小学和中学。他天资聪明、勤奋，所以学习成绩优秀，从不让父亲操心，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他对旧社会早有刻骨仇恨，特别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首领遵从不抵抗命令拒绝抗日，把部队撤离到西北打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非常气愤！他更敬佩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和苏炳文，他们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分别在齐齐哈尔、海拉尔树起了抗日救国大旗，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1937年，北京失守，南京又被攻陷，三十万同胞被残杀，血流成河，他和同学们失声痛哭，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不再沉默，和同学们踊跃走上街头，宣传抗战，贴标语，搞讲演，唱抗日歌曲，还到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日寇进攻扬州时，国民党的空军在郊外机场不起飞，被炸成一堆废铜烂铁。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曾暗下决心：一定要报考航校，当飞行员，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他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年，考取了汪伪中央航空学校。在航校，顾青没有放弃寻求救国出路的探索。他很敬佩中校教务主任何健生和少校飞行主任周致和（即蔡云翔），因为他们都有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何健生原是国民党空军的领航员，在一次往越南运送物资途中飞机被日寇击中，跳伞逃生后被送航校任教。他俩经常去上海的《时代》杂志买进步刊物带回来，约顾青和一些进步学生到他俩家阅读这些杂志。顾青就是在蔡云翔老师家阅读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从此，顾青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在他心里亮起了一盏指路明灯。他后来又在老师家里看到苏德战争中苏联不断取得胜利的报道。在不断交往中，他逐渐看清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意图，于是他和两位老师靠得更紧了。
顾青和同乡王迪、边铭新是同宿舍的要好朋友，无话不谈。1942年，顾青寒假回家路过镇江时，王迪邀请顾青去他家做客，顾青欣然同意。在他家小住的几日里，顾青结识了他的妹妹王浦青。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两个人一见钟情。那几天，他俩无论是在花前月下，还是在蜿蜒小径，都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直到分别，他们还是依依不舍。顾青父亲听说此事后，抑制不住兴奋，很快就请镇江的亲属前去说媒。王浦青的父母也很高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顾青的父亲高兴之余，就去金店打了一对金戒指，一只上面刻有“东”字，另一只上面刻有“青”字。就这样双方约定：订婚仪式在1945年农历八月十五举行。因为中秋节是我国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象征着团圆、美满。
另一方面，顾青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投向光明，投向新四军。边铭新也有这个愿望。边铭新有个亲属在绍兴任浙东保安司令，让边铭新去当警备队长，边铭新也想到那儿和新四军联系上。这时，顾青也正在航校找关系。六月时，边铭新约顾青同去绍兴。顾青临行前约王浦清一起漫步在皎洁的月光下。过去的时间里他们两人在信中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可两人真的一见面，满腹的话儿却不知从哪里说起。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相逢后的分手，两人竟一别三十余载。
顾青好久不能从这种离别的伤感中走出，可心中有更大的目标。他回到常州后，很快就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中。早在1945年3月，于飞和蔡云翔就打算驾机飞往延安了。蔡云翔在一次对日空战中飞机受伤迫降被日军俘虏，后被汪伪南京政府陆军部长叶蓬以同乡名义保释，送常州航校任职。这期间，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无能十分痛恨，早有飞往延安之心。因此他团结抗日中学的学生，在一次日寇扫荡时被抓后送到常州伪航校学习，但他却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积极为起义投诚做着细致的准备工作。
起义投诚是一件既伟大又危险的事，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为了扩大队伍，蔡云翔和于飞争取了驻扬州伪空军少将白景丰（改名白起），又和何健生老师、吉翔等五人，在南京的珠江饭店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进行了周密计划，并做了详细分工。最后研究决定：尽量争取有更多的空、地勤人员到解放区。他们把顾青已经当作起义者之一了，而且是骨干成员之一。只是时机不到，没能告诉他。现在，顾青主动找到蔡云翔，蔡云翔自然十分高兴。但他不露声色，只要顾青沉着冷静，等待时机，和共产党取得联系。
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里，找共产党很困难，又非常危险。于飞在上海、五河找了三个多月，终于在新四军一师师部见到了粟裕司令员。于飞向粟裕司令员表明了起义的决心并汇报了组织准备情况。粟裕司令员告诫他们：这可是一件大事，千万马虎不得。我要与军部联系并要请示中央。
“待机而动，配合反攻。”三天后，中央果然复电了。
“我们准备反攻决战，你们要择机起义。”粟裕司令员分析了当时的战场态势说。并告诉于飞：延安有一个机场可以降落，又约定了今后的联络人、地点、他们的化名以及他自己的化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却要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这时，新四军方面派人在扬州会见蔡云翔等人商议起义之事。1945年8月19日晚上九点多钟，蔡云翔与新四军代表会面结束，回到旅馆后便严肃地对顾青说：“共产党是现在中国的大党，有一百多万军队，将来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国民党言而无信，腐败无能，非完蛋不可。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过去把空军建起来，就是一大贡献。我们和新四军联系好了，明天直接飞到延安去。”他接着告诉顾青，“给你父亲留个条，就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让你父亲去乡下躲一躲，免得有人找麻烦。”
顾青给王浦青写了张便条：我衷心希望你有个好的归宿，不要等我。顾青又把戒指从手上褪了下来，一并请住在对门的何健生转交。从此，顾青和王浦青的情缘就这样中断了。
蔡云翔拿出一份地图，让顾青用三角板、量角器测定从扬州经开封、潼关到延安的航线。
“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的时机终于到了，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叙，扬州机场上演的那一幕。顾青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飞到延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最早驾机起义人员。
二、人生漫漫路坎坷 迷航事故酿风波
从江南都市扬州来到西北黄土高原延安，对顾青来说不光是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他期待已久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了！顾青看到的一切都是清新的。树是新绿的，草是青翠的；空气是新鲜的，环境是新鲜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人的精神面貌更是格外振奋。
解放区是顾青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地方。8月24日这天，顾青他们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要在百忙之中接见他们。在王家坪，顾青看到陪同总司令来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席间，几位领导人让顾青等人深刻体会到了当初起义是正确的决定。
朱德总司令满脸笑容地说：“……你们是从反动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批空军人员。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热烈欢迎你们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你们的弃暗投明，不仅为人民军队增添了力量，而且对敌人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义举，不仅削弱了敌人力量，也为其他想到延安来的人做出了一个榜样。”说到这里，朱老总环视了一下大家，笑了笑，又看了顾青一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革命需要你们，人民支持你们！再说了，我们也要搞空军建设，现在人手太少了。正好，你们有专业技能，可以大显身手，为创建空军贡献力量。现在，抗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国民党还准备打内战，日伪军还在顽抗。但是，我们并不怕！他们要打，我们奉陪到底！我们已经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了。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军队会越来越壮大，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未等朱老总把话说完，掌声掩盖了他的话语。朱老总这些话，使顾青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个个都热血沸腾起来……
总部首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们回到驻地后，一丝睡意都没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畅想着未来。
顾青想得最多的却是朱总司令说的“你们有专业技能，可以大显身手，为创建空军贡献力量”。这句话饱含了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辗转反侧的顾青忽然懊悔起来：咳！也怪我当时走得急，要不咋能啥资料也没带上呢！看来没有什么更好的补救办法了，也只好临时收集材料，把自己学过的知识进行回忆，写成教材了。顿时，他觉得自己未来的担子很重，因为这个担子既包含责任又包含信任。
随之，顾青又想起了王浦青。他隐隐地感到一种内疚在折磨自己。顾青的起义使得自己可以大显身手，但却给王浦青的初恋泼了一盆冷水，这使得顾青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
王浦青完全理解顾青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当她的哥哥王迪把那个秘密告诉她之后，她为顾青的这一重大决定而感到由衷高兴。她庆幸自己没有看错顾青，他不是轻易做出退婚决定的。起义到共产党那边，是那么容易的事吗？王浦青知道这不光会有思想斗争，还有许多的麻烦事要处理，更要万分地保密，不容有丝毫的疏忽。现在，虽然他走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逢，但她在心中却暗暗为顾青祈祷，也暗下决心：“不管会有多长时间，我都会等他的。”她知道顾青家中只剩老父亲一人，很孤独，她就从镇江一个人去扬州看望老人。更让顾青想不到的是，王浦青认顾青父亲为义父，照顾起老人的衣食起居，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顾青减少了后顾之忧。
顾青来到延安后，总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解放区做点有影响的事。有一天，延安召开军民大会，总部决定，让他们用起义带来的“建国”号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听到这一决定，他们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他们为解放区做的第一件事。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早早就来到机场，把飞机的主要部位又细心地检查保养了一番。当他们驾机在狭隘的山谷中飞来飞去，把传单抛撒在会场上空时，他们显得无比兴奋。而且他们发现，有些群众是从黄河边上带着干粮，结伴徒步来延安看“自己的飞机”的。这一次任务给了顾青极大的鼓舞，接下来的事更让他们为之大振。
重庆谈判前夕的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等中共首长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的重大举措。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张治中先生已带美国专机来延安迎接，延安中央机关、八路军总部和延安人民到机场欢送。叶剑英参谋长在人群中找到顾青他们，急忙说：“快，毛主席要接见你们。”随后带领他们穿过欢送的人群，径直来到了美国飞机旁边。这时，毛主席已走上专机舷梯，叶剑英参谋长向毛主席介绍了他们六人。他们激动地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招手向他们致意，似乎说了些什么，但由于现场人声鼎沸，他们没有听清楚，可他们却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幸福。
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搞“假谈真打”的把戏，一边谈判，一边军事摩擦不断升级，并急不可待地向解放区大举进犯。
在他们大举进攻之时，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便开始了大反攻。1945年9月，张家口的解放打通了从陆路进军东北的通道。这时，延安总司令部命令蔡云翔、顾青、田杰、陈明秋四人在刘风的带领下，驾驶“8•2”号（他们起义时带过来的专机“建国号”）经关丘、张家口去东北。不料，在张家口机场降落时，被机场上残留的铁器将起落架撞伤。当时那里无条件修复，聂荣臻司令员命令他们，跟随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同志从陆地出古北口，经承德乘车去沈阳。
北方的九月，已是初秋时节，气温相当于江南的冬天。出了古北口，就是风沙漫天了，顾青他们四个都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风沙没有挡住他们前进的脚步。到了承德，已是满山红叶、草木凋谢的仲秋季节了。他们跟随陈云同志乘车到了沈阳，在吕正操司令和伍修权参谋长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接收了日本空军林只毅部队的飞行员、机械人员和家属，又在沈阳、辽阳、营口、本溪一带收集了一批残留的飞行器材、汽车和散落在民间的飞行物资。他们把这些转运到通化，这样创建空军就有了一定的物资准备。
1945年末，终于在通化组建了东北航空总队，蔡云翔任队长，顾青任参谋处主任，田杰、陈明秋任机务队长。这时，通化已是大雪飞扬的隆冬时节。顾青他们的生活环境由满目青翠转换成冰天雪地，寒冷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他们穿上了从未穿过的厚厚的棉军装，而热情没有因为寒冷而削减半分。
通化虽是我军驻地的解放区，可是人员成分复杂，有日军的战俘和伪警宪特，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第二年春节前夕，国民党特务受命勾结当地伪警宪，发动在航空总队、炮兵学校工作的日军战俘人员进行叛乱，妄图炸毁飞机、各种器材和武器等，借以达到削弱我军实力的目的。敌人的阴谋被发现后，又截获了他们互相联络的信件。因为顾青懂英文、日文，总队政治部主任黄乃一就命令他连夜译成中文，揭发敌人的罪行。翌日凌晨，我军保卫人员将要参加叛乱的日军战俘悉数逮捕。顾青连夜翻译出敌人的联络信件，成了审讯敌人的最好证据。审讯时，顾青又当翻译又当记录员，一一记录了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上级领导对顾青的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更加激励了他奋发努力。
1946年3月1日，航空总队经过整编后，顾青被调到学员教导大队任副大队长兼机械实习室主任。这时，顾青的工作愈加勤奋。他受命编写《航空机械学》后，白天讲课，晚间利用仅有的日文杂志、有关资料和自己在伪航校学到的机械知识，按章节编写《航空机械学》教程，经总队长审阅后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日本教员讲课时，顾青还当翻译。23岁的顾青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这期间，顾青与航校中一位从延安来的女干事、大队文书高英相恋了。航空总队女同志少，高英长得苗条、漂亮，和她要好的男同志不少，但她看重顾青的是人品好，又有才能，有事业心，工作特认真，对革命忠诚。他俩坠入爱河。遗憾的是，当时部队对结婚条件规定很严，而顾青的军龄远远不够。顾青非常苦恼：原先的未婚妻已解除婚约，天各一方，相会无期；如今，相中了这位热情的姑娘，怎能舍得放弃呢？姑娘也很苦恼：航校好多人追求她，其中有一个科长，可以说是到了紧追不舍的地步，而且一再告诉她，他的结婚条件已经具备了，并对她与起义人员顾青相处过密提出了暗示性的告诫。
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使顾青终究不堪重负，他病倒在床上。他想，如果小青在身边该有多好。可是自己亲手割断了恋爱关系。此刻，他百感交集，无可奈何。正在这时，高英主动来照顾他，为他送饭、喂药，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使得顾青感动不已。
此时，校部通知顾青，将来可能要调他到牡丹江飞行大队当教官。这天晚上，在东安机场的宿舍里，这对恋人悄悄地会面了，两人相拥而泣。顾青告诉姑娘：结婚报告没有批准，结婚无望了，如今校部又要将他调离了！姑娘泪流满面地告诉顾青：她已下决心，非他不嫁！
顾青痊愈后，他们俩立即向组织提出了订婚申请，而且也得到了组织的批准。高英下定决心学习航空知识和技术，为此，她还特意把自己名字的“英”字改为“鹰”字，意思是今后要像雄鹰一样，飞翔于高空。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总觉得不够。顾青想如果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该有多好啊！
后来，高英真的调到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了。
他们两个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可以说无话不谈。有一天，高英坦率地对顾青说：“我十八岁就入党了，你也应该申请入党。首先，要把过去的历史写成自传向组织交代清楚。如果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一定要交代清楚，写得越仔细越好。等到你入党了，咱俩结婚也就能获得批准了。”顾青理解地点点头，当真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经历。其他方面顾青都不担心，只有一件让他忐忑难安，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如实汇报。
那是在伪航校时，他的同学哈弼贵介绍他参加过“三青团”，现在提起这段经历，尤其是在申请入党之时，使得顾青如芒刺在背。现实令他很是苦恼，因为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党组织不仅没有批准他入党的要求，也没有批准他俩结婚。因此顾青感到很苦闷，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参加过“三青团”的原因，他百思难解，进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时坐在办公室里直发呆。
1947年7月1日，顾青和于飞、张华被抽调到飞行教官学员班学习，训练结束后，又被任命为飞行教官。当年七月十三日，他们又转场飞至牡丹江海浪机场训练飞行员。临行的头天晚上，高英在当地群众家买了一只鸡炖了，为顾青他们送行。临别依依，彻夜未眠，两人不免心中有些难言的酸楚。特别是把高英独自留在东安市（今天的密山市），顾青心中有无限的眷恋之情难以倾诉。
这一天，对于顾青来说是一个陷入噩梦怪圈的日子。前一天晚上，情人分别分外缠绵。他和高英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说到了子夜时分也未诉尽不舍之情。待到第二天上路时，顾青的精神和情绪几乎处于一种疲惫和纷乱状态。起飞前，他在地图上从东安至牡丹江市画了一条直线，就到机场准备起飞。
本来预定编队飞行，由于天气不好，能见度低，就决定张华先飞，顾青随后，于飞收尾。张华飞走后，顾青起飞到黑台车站上空进入始航点后，对准罗盘指针指数向牡丹江方向飞去。
说起来这条航线，他们太熟悉了，因为经常飞，顾青没有注意地标，一直按罗盘平直飞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估计牡丹江要到了，向前望去。
然而，顾青看到前面竟是一片大草原。奇怪，怎么和牡丹江市的地貌不一样呢？看不到以往常见的草房，映入眼帘的全是俄式建筑。于是，他左右各转90度，再各转180度，死盯着罗盘，可是罗盘却没有一点变化。不好了，原来是罗盘失灵了！自己现在已经迷失航线飞越国界，进入苏联境内了。
顾青这时真的有些紧张了。怎么办？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需要当机立断。如果再往回飞寻找牡丹江，油量不够了。看来选择只有一个，低空飞行，寻找着陆点。
年过花甲的顾青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不敢再飞了，盘旋下降，寻找可靠的迫降地点。我发现地形、地势河流都不一样，没有草房，农村也是楼房，就意识到可能飞出国境，到苏联了。兜了好几圈，发现前方大草坪中横贯一条白色长带，显然是机场的滑行道。我照直飞，低空盘旋两周之后，就下滑着陆了。机场空无一人，远处有机库和楼房。我心想：苏联和我们是一家人，就毫无顾忌地向楼房处滑去。
这时，突然从草丛中走出一男一女，男的举双手示意，让我停下。他走到飞机跟前，用俄语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在航校学了半年俄语，就回答：‘中国人！’他继续盘问我，我的俄语讲不好，就用英语、日语，用手比画，指着航行图，表示迷失方位。后来，又来了一个军官和一个女翻译，他们让我把机上的行李、衣箱拿进屋，收缴了我的手枪，带我去食堂吃饭。不久，开来一辆吉普车，带我到一幢大楼前——可能是边防司令部，把我押送到房后的地下禁闭室。地下室阴暗，看不清，每间都关着一两个人……”
这天深夜，有六七个军官来到顾青的住处，询问他有关情况。一位苏联上校对顾青说：“你的飞机我们要详细检查，无故越境，要判刑……”又将他关进了地下室。过了几天，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苏方对飞机经过一番严格、认真的检查后，一个机械员对顾青说：“你的飞机罗盘确实有故障，而且因为安装得离发动机太近，所以已经完全失灵了。”上校满脸笑容地对顾青说：“你飞机上的罗盘确实不好，我们准备为你换一个。但越境事件必须呈报上去，经外交途径才能解决。”说罢，加了一句，“等你们革命成功了，才可以自由来往，现在不行。你在这里也不能自由行动，有事可以找她（指了指女翻译），否则，你的安全你自己负责，也不能高声乱唱乱吵！”
原来，最初苏方将他当成“犯人”看待，顾青对苏方给予的待遇不满，在地下室里经常高唱《延安颂》、《夜半歌声》等歌曲，表示抗议。自从上校这次谈话之后，顾青的待遇有了改善。女翻译将他领到地下室上面的一间屋子，给他拿来被褥，准许他在室外空地上溜达了。伙食不再是黑面包和菜汤，而是专门给他做的大米饭、馅饼。还领他去洗澡，理发，看苏联电影。
一个月后，这位少校机械员用吉普车把顾青接到他家楼下说：“因为我的祖父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请你到我家做客，也就等于请中国老乡，请你不要介意。”少校的全家听说要请中国老乡，都早早在楼道里列队迎接顾青。顾青非常高兴，在异国他乡能得到这样亲情般的接待，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席间，少校的祖父嘘寒问暖，询问了国内革命战争的情况。顾青谨慎而不失中肯地一一做了回答。全家热情地敬酒，洋溢着中苏友好的热烈气氛。少校的父亲中国话说得比较流利，酒量也大，一再同顾青碰杯。顾青也来了兴致，盛情难却，喝了一大杯伏特加，最后，喝醉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军人宿舍里。
不一会儿，那位少校开车来接他，说：“上车吧，今天就送你回国了。”少校用吉普车把顾青送到了边防司令部。顾青看到一台国内的卡车停在了大楼门前，他的心里轻松多了。顾青的政委这时从楼里边出来，对他说：“回去的手续我已经办好，对一下你带来的东西，咱们就一起回去。”在回国途中，政委告诉顾青：“你和高英结婚的事，组织上批准了，回去后你们就可以结婚了。”顾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高兴地问政委：“什么时候批的？”政委说：“就是你转场飞行头一天批的。”
顾青高兴之余心中又生出懊恼来，心里说：“如果你们当时通知我，我怎么能因心情不好，思维混乱而造成迷航呢？”
在苏联滞留了一个月的顾青，时刻想念航校，想念自己的战友，想念那些生龙活虎的飞行员。如果不是自己迷航，都带飞一个月了。于是，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顾青此时更加想念心爱的高英，这回他们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不料顾青回来后，等待他的却是停职反省、隔离审查。顾青面对当头一棒，怎么也想不通。
他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也在尽力思索着：对迷航的事为什么一直不谈设备故障，只追查政治原因？为什么参加会议的没有机械装备和技术人员，就连先后起飞的张华和于飞也没有参加，只是一些政工人员？苏联空军已向政委介绍了飞机罗盘的故障，而且人家给装的新罗盘还在飞机上，为什么竟然有人不顾事实，一味地追查“三青团”问题？顾青的数次检查都没有通过。实际上，“通不过”是很正常的，因为，顾青对这种检查只是不得已的一种应付而已，内心其实是非常反感的。最后，保卫科干脆把他隔离起来，不让他见到老师和同学，更不让他见到高英。
此时此刻的顾青，陷入了孤独、痛苦与无奈之中。顾青等人驾机起义，对我军创建第一座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想不到只因一次机械故障竟落到如此地步，他想不通啊！
三、厄运缠身难化解 判处死刑缓二年
几经周折和磨难，顾青被送进哈尔滨东北军区军法处监管反省。每次审问顾青时，审讯人员只字不提因机械故障引起的迷航，始终把这次事件定为政治问题。
在顾青被监押了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48年11月，他以“特务罪”被判处二年徒刑，送鹤岗煤矿挖煤劳动改造，后来又转到沈阳监狱改造。更让他痛心的是，他被判刑后，就接到一纸离婚判决书，高英与他离婚了。
等顾青刑满释放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一周年了。他感到：全国已经解放了，他的特务问题就应该查清楚。想到这时，他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不久，他就向军法处提出了申诉。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
建国初期，国家根据“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使之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原则，决定由公安系统筹建一批劳改农场。
1950年8月，原松江省公安厅在汤原县梧桐河建立件了第一个劳改农场。对内称省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地方国营梧桐河农场。后来陆续建立了密山农场、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鹤立河农场、兴凯湖农场、音河农场。
1951年1月，顾青和许多劳改人员一起，被送到由国民党被俘虏的官兵组成的佳木斯解放团，去开垦笔架山农场。这年的秋天，负责管教顾青的指导员把东北军区军法处又一个判决书交给他。当他看清了判决书上的几行字后，他的心仿佛泼上了一盆冷水。
“经复查，顾青问题严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们真的对我的问题认真复查了吗？我没有犯罪呀！他们怎么能这样草率地判我死刑呢？顾青感到震惊和不解！
“这事只有我知道，千万别告诉别人。稍有不慎，就脑袋搬家了。”那位指导员把顾青推到一个角落里，带有几分好心和几分神秘地告诉他。顾青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看来再申诉就真的没命了，他对那位指导员心怀感激之情。
全国刚刚解放的时候，顾青就想把自己遇到的麻烦写信告诉父亲，但又怕父亲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这次又判了重刑，哪年出来还不知道，就只好写信告诉父亲了。父亲接到信后，很为儿子担心。为儿子感到冤枉的同时，老人把这件事转告了王浦青。王浦青听到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那些日子，王浦青不知道掉过多少次眼泪。后来，王浦青多次写信嘱咐顾青：珍惜生命，保重身体。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王浦青除了叮嘱和安慰顾青，只能时常给顾青寄些食品和衣物。
梧桐河原名叫温敦河、乌屯河，女真语意为“木槽子”，乌屯是乌春的谐音，本为女真族乌春部的族称或姓氏，后来被汉化，称梧桐河。1952年4月，顾青被押送到当年抗联战士曾经奋斗过的梧桐河农场劳动改造。这时他想：既然不能用自己所学专长报效国家，那就以劳动改造为国出力吧。他因为表现好，立过功，受过奖，当过劳模，就调到场生产科学习农业技术，脱离了监管，可以独立工作了。他做人的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顾青因为工作积极肯干，大家对他的劳动态度认可。1956年，他被调到省公安厅劳改局学习勘测技术和土地规划。回农场后，他用学到的知识搞土地测量、土地规划和实验灌溉。他想到这也许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心里由衷地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顾青还未从组织考验的沉醉中醒来的时候，又一盆凉水向他泼来。1958年，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又发来一纸判决书：投敌未遂，开除军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是既无申诉又无调查、本人也不在场的缺席判决。这个判决把顾青心里刚刚点燃的一点希望之火，彻底给扑灭了。他真的彻底失望了，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真不知道后半生将怎样度过。
由于顾青思想苦闷，精神上压力巨大，他被调回生产队劳动后，身体逐渐消瘦，经常胸疼、盗汗，全身无力。一天夜间脱谷时他大口咳血，被大伙抬到医院后，诊断为开放性肺结核，需要住院隔离治疗。在当时那个贫困的年代，在这种近似于绝症面前，顾青完全绝望了。他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在处置室偷出了一把剪刀，藏在枕下，寻找合适的机会准备自杀。后来，被护士发现了，才未能死成。指导员向两位医生说：“一定要把他的病治好，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还要尽可能改善他的伙食。”
指导员不顾可能被传染的危险，经常坐在顾青的床边耐心地开导他。一次指导员对他说：“顾青，你要治好病，才能重新做人。要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将来即使证明你无罪，又有什么用呢？千万不能做傻事呀！”听了指导员发自肺腑的忠告，顾青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之火。经过两年的治疗，顾青和死神擦肩而过。顾青在医院住院期间，给医院里的上上下下都留下了好印象。出院后，他被留在医院学习护理。
有一天夜间，医院失火了。顾青先把重病号背到安全的地方，拿斧子上房把房草推到地面，又用斧子劈出一条隔离带。一不小心，他从房上滑落到雪地上，摔得不醒人事，经抢救苏醒过来。他的勇敢行为感动了许多人，农场给他减了刑，记了功。
然而，命运又再一次折磨着他。1965年初，省公安厅劳改局通知：凡是重刑犯，一律调到一面坡采石场采石头。顾青属于重刑犯，只好按通知精神离开曾经劳动过十三年的梧桐河农场。临走时，他看着自己身边熟悉的一草一木，难过地掉下了热泪。
到了一面坡，顾青的劳动更加辛苦了。每天不是打眼、放炮，就是往车上装石头。他是大组长，为了调动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他带头干重活。在1967年5月的劳动竞赛中，他们组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成绩的取得，没有让他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反而工作更加努力了。有一天午休后，顾青领着人上西山坡清理毛石，准备第二天开工。往回返时，他们发现西山坡处的火药库房冒烟起火，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人用铁锹砸开门窗，发现炸药旁边的导火索已被点燃，他毅然钻进库内，把火扑灭，避免了一场大爆炸。事后，指导员问他：“当时明知道库里是炸药，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
顾青回答得简单干脆：“什么也没想，也没怕，就想把火扑灭，别把炸药引爆了。”后来，采石场为他开了庆功会。顾青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再一次高大起来。
上苍总和顾青过意不去。1968年，也不知什么原因，顾青被押送到黑河地区的引龙河农场改造。因为1969年中苏边境关系紧张，这里的劳改农场把犯人全部转移了。顾青因为两次减刑，又提前一个月释放，就留在引龙河农场就业了。
顾青自判刑后，在北大荒劳改农场呆了三十多年，漫长的劳改生涯，其间辛酸屈辱可想而知。他坚信事实总有澄清的一天：“罗盘失灵而迷航”与“有意叛国”之间决不能画等号！他承认在航校与高英“未婚同居”是个错误，也承认转场飞行因罗盘失灵而迷航出境是个事故，但决不是“有意叛国”！然而，在那漫长的劳改岁月里，他的内心呼喊只能强制地被压缩到最小。
顾青在梧桐河农场劳改时，就同多年断绝联系的家人通信。也就是在那时，他接到了王浦青的来信。了解到她和一个编辑结了婚，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而这个编辑居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她和顾青的关系，以致她被下放劳动。他俩离了婚。如今，她终于打听到顾青还活着，在北大荒农场，就时常给顾青带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怀，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中断来往，每月寄粮票和钱，接济这位“劳改犯”的生活。
四、费尽周折昭冤案 可惜人已近黄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内的各项事业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顾青被调到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基建工程处当工人。他看到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了平反，就再一次向沈阳军区军事法庭提起申诉。可是，申诉材料发出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的《要纠正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的冤案》问题的6号文件，省委发出的《平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的25号文件，才激发起顾青提出平反的信心。
一天，顾青在电视上看到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将荣誉证书颁发给早年各批驾机起义人员。
“为什么没有我？”他边喊边哭，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难道真的成了社会上的垃圾了吗？”他再次鼓起勇气，向上级写申诉材料。
1980年9月，北安管理局党委统战部部长剑涛组织召开了一次“摸底会”。那天，大家都在会议室坐好了，剑涛走进会议室时，顾青正在给会议室的玻璃窗打腻子。
剑涛问：“工程处李方明同志来了吗？”
李方明答：“来了。”
剑涛又问：“顾青的材料你带来没有？”
没等李方明回答，顾青全身一颤，手中的腻刀子“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剑涛见此情景，便示意管统战的肖树林科长，让那位工人先到别的屋子干活去。
第二天，肖科长问剑涛：“你知道昨天干活的那位工人是谁吗？”
剑涛说：“如果我分析得不错的话，他就是顾青。如果是别人，提顾青的名字，他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了。”
肖科长点了点头：“对，他就是顾青。昨天晚饭后，顾青到我家去了。一进屋，顾青就抱头痛哭，说‘想不到三十多年了，组织上还有人知道我顾青’。”
剑涛对肖科长说：“通知李方明，让顾青写一份详细的申诉材料，一式两份，给沈阳军区法院一份，部里留一份。
剑涛又调阅了顾青的档案。经过他几天的用心查阅后，心里对顾青的案子终于有了点底儿。剑涛认为：顾青的申诉与档案中记载的基本一致，而罪名与罪证不一致，犯罪事实不能成立。事实很明白，怎么能在分析事故时避而不谈机械故障，只谈政治问题？参加分析事故的人员中却偏偏没有技术人员，只有保卫人员和政工人员，这是为什么？政委去接顾青时，苏军少校机械员已向政委做了介绍，告诉他是罗盘失灵迷航，并给换了新罗盘，政委为什么不予证实？当时为什么不检查一下飞机？
顾青的再次申诉等了很长时间才接到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一纸回文。回文说：关于顾青的起义政策我们已经落实。他的案子，经复查不能改判，希望他在四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顾青又一次陷入极度失望中。剑涛和顾青长谈了两次，要他相信共产党是会实事求是的，冤案终究会得到平反的，鼓励他不要失望。1982年8月，剑涛亲自去找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了解顾青的有关情况。一位姓刘的女同志说：“顾青的问题我们复查过了，已经答复他了，不能平反。希望你们做好他的工作。”剑涛当时提出借阅顾青的原始档案。她回答说：“你明天上午来吧。”第二天上午，剑涛到了军事法院，他们把四本原始卷宗给了他。
剑涛在细致地查阅了每一本档案后发现，只有一篇证言是有分量的，是保卫科长代高英写的。归还档案时，剑涛对那位女同志说：“我看了全卷，可是没有一篇证言能证明他是有意叛逃。至于‘三青团’问题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怎么能定‘三青团、特务、叛逃’罪呢？”
她说：“你现在说他没有罪也没有证据呀。”
剑涛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有罪就是平反的根据。”
她说：“那不行。”
剑涛请她介绍几位老航校的领导、顾青的同学和同事。
她说：“不知道。”
这事当时也没有结果，就暂时放下了。
这年秋天，顾青退休后要回扬州。他到局里来向剑涛告别，顺便打听一下案子有没有头绪。临走时已是华灯初上，剑涛从繁荣东街一直送到马路的转盘道路口，又从那里一直向北走去。他们走得很慢，就像散步一样。剑涛望着这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老人，心中升起一种从来没有的同情感。
剑涛望着顾青苍凉的表情，问：“你现在知道老航校的领导、同学和同志都在什么地方吗？哪怕一个人也行。”
顾青说：“三十多年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改，哪里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只有靠北安局党组织了。”
顾青回到扬州后，借住在花井南巷16号一家柴屋。顾青写信告诉剑涛他的住址，并询问平反的进展情况。
天下的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也许是顾青的遭遇感动了上苍，使这个难解的冤案有了平反的机会。
1983年春节前，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著名克山病防治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于维汉来北安看望克山病防治重点村屯的群众。在送于校长回哈市的车里，于校长问剑涛：“你们这里落实政策怎么样？”
剑涛介绍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后，说：“现在我手头有两个大案没有解决，找不到线索。”
于校长问：“什么案子？”
剑涛说：“是从扬州起义飞往延安的飞行员的冤案。”
于夫人徐岸明教授坐在车前面问：“他叫什么名字？”剑涛说：“叫顾青。”
她又说：“我好像在一本什么杂志上见过这个名字。让我好好想一想。”过了一会工夫，她又说：“我想起来了，是1982年《航空知识》杂志第十二期上，有一位叫于飞的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飞机在延安降落》。”
剑涛急着说：“就是他们！于飞是顾青的同学，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回可好了，顾青有救了。”
晚间在于校长家就餐时，徐岸明教授把这期《航空知识》杂志交给了剑涛。回到北安后，剑涛就给《航空知识》杂志写了封信，询问《飞机在延安降落》的作者于飞在何处工作。他们很快来信做出了回答：“于飞在国家体委工作。”剑涛给国家体委党组织发了公函，请于飞同志按调查提纲回答要调查的问题。于飞同志的证言，证明了顾青是罗盘故障而迷航，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叛徒。还介绍了顾青平时的思想表现。他说，那时出现机械事故是经常的，蔡云翔就是在飞往牡丹江途中飞机爆炸身亡的。于飞把老航校的领导、同学和同事在何处工作，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何健生老师也随信寄来了证言。于飞的信使顾青冤案绝处逢生。
按照于飞提供的线索，剑涛向各大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国家民航总局党委、国家科协党组织等单位发了公函，进行函调。除于飞和何健生的证言外，当时的中纪委委员、国家民航总局政委黄乃一和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郭槐的证言最可贵。他们都证实在东北创建空军中顾青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剑涛也向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发函，找到了高英的工作单位——沈阳市政府视察室。北安局统战部派了两名同志去沈阳，并通过市政府机关党委找到了高英。高英说：“在我和顾青的共同战斗和生活中，他一贯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说在转场飞行前看了一夜的航行图，纯属捏造。那天下午，我在驻地老乡家买了一只鸡炖了，为他送行。我们彻夜长谈。早晨起来，他在航行图上画上了一条直线就飞走了。至于说他带走所有的行李，当时是供给制，除了随身的衣服就是行李和毛巾、牙刷、牙缸。他不带走，到海浪机场怎么生活？至于诬陷顾青曾给自己二两定情的黄金，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也不存在他要回去的事了。”
外调人员回来后，剑涛和当时管统战工作的熊佐民研究，越级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六条平反意见：一是顾青起义是主动的，积极的；二是起义后在东北创建空军中工作积极有贡献；三是转场飞行前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表现和可疑的行动；四是定他叛逃飞行航向不对，从东安方向朝敌占区吉林飞是250°，而他却在190°着陆；五是向吉林叛逃加油量不够；六是机械状况也不允许，当时的飞机是用废旧设备拼起来的，不能长途飞行。这份报告同时抄送给总局党委统战部、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和沈阳军区军事法院。
时间过了不久，报告有了回音。1983年12月28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派审判员李晓峰和李亚兵来北安管理局。李晓峰对剑涛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任务，一是来检讨的，在顾青平反问题上我们落后了。二是借你们对顾青的调查材料，以便复审使用。”
第二年的4月初，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正式来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4）刑再字第9号
申诉人顾青（原名管序东），男，现年63岁，汉族，江苏省扬州市人。顾于1941年考入汪伪中央航空学校，1945年8月20日随该校蔡云翔等人驾机起义加入我军。同年9月调至东北航空总队（后改编为航空学校），历任参谋处主任、学员飞行大队副队长、机械实习室主任、飞行教员等职。1948年11月18日，原东北军区军法处以“投敌未遂和潜伏特务”罪，判处顾青有期徒刑二年。1951年8月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8年2月26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改判有期徒刑20年。1969年刑满后留场就业。后调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基建工程处工人，现已退休。1978年开始，顾青提出申诉，否认原判事实，要求复查纠正。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4年3月22日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顾青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来东北军区军法处1948年11月18日和1951年8月31日对顾青的判决。
二、撤销沈阳军区军事法院1958年2月6日刑字第40号判决书。
三、宣告顾青无罪。
审判员 王仁礼 审判员 李健夫
1984年3月22日
此件经核对于原本无误
代书记员 朱子阳
1984年3月23日
顾青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了。顾青接到平反判决书后，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省委、总局党委和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也都为他高兴。三十七年的冤案终于以宣告无罪纠正过来了。
各级统战部门为“顾青案件”四处奔波、呼吁！当事人的一份份证言也纷纷寄来！
证言一：罗盘失灵是可信的，空军刚组建，技术条件差，经常有事故，那些飞机是搜集敌人留下的旧飞机组装而成。维护飞机的地勤人员90%以上是日本战俘。
证言二：1946年—1948年共发生迷航、迫降事故10次以上，大都是飞机故障、罗盘不准或技术问题。
证言三：“叛逃”航向不对。从东安飞吉林（当时国民党占领区）航向250°，飞向牡丹江是240°，但顾青飞向190°，飞入苏界，两者相差50°，迫降苏联而不是吉林。
证言四：不具备叛逃吉林或长春的条件，飞机是“九九”教练机，是一架拼凑起来的旧飞机。从飞机加油量看也根本飞不到吉林，而且航图上仅有东安—牡丹江的航线，没有飞往吉林的航线。
为了把平反顾青冤案的工作落到实处，地方党组织、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关心、爱护顾青的战友和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出具了十分真实可靠的证据。
组织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并将顾青的真实情况上报党组织后，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党委做出了重要批示，主要精神如下：
根据黑龙江省人事监察局、黑人字（85）17号《关于顾青同志复职办离休的批复》，经总局党委讨论决定：
1郾恢复顾青同志公职，同时办理离休手续，工龄从1945年8月20日算起，定行政14级，从1984年11月起计发离休费，享受副专员级待遇。
2郾从错判之日起，至计发离休费之日起（1947年7月至1984年10月）共447个月，每月补发生活补助费10元，总计需补发4470元。一次补齐。
顾青读着上级组织的文件，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把衣服打湿一片。
这是顾青等待多久的结果，他如同受了冤屈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984年3月，王浦青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顾青平反，暂居扬州的消息后，一封书信寄到扬州，表达了怀念之情：“待到两鬓斑白时，石头城下重相见。”并从箱中翻出已存放得发黄的两人早年合影，睹照思人，悲痛不已。当时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嫁的王浦青在亲友和子女的支持下，于清明节这一天，孑然一身从南京赶到扬州看望顾青，俩人相见，抱头痛哭。
正好邮递员送来沈阳军区寄来的“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判决书。顾青双手颤抖地在挂号本上签上了名。
王浦青首先拆开信，看罢，激动地举起信来，高喊：“真理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泣不成声地扑在顾青怀里，喃喃说道：“组织上是理解你的！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1985年8月19日，分离四十年的恋人“破镜重圆”了。为了纪念四十年前驾机起义前夕这对未婚夫妇分别的日子，江苏省政协还给他俩置办了家具。新婚后的老两口住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省政协大院内。
婚后王浦青每天照料顾青的饮食起居。她的女儿、女婿每逢星期日也来帮老两口洗洗涮涮。顾青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馆专员，每天在家办公。
1986年，顾青在扬州航校的一位同事从台湾绕道国外回大陆，听说顾青还活着的消息后，专程到南京看望，并宴请顾青夫妇和在国民党中共事的祝泽。席间，他频频举杯，感慨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党派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得最彻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了！顾青的案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呀！”
注一：文中部分情节，参考了凌人杰的《一个驾机起义者的风雨人生》，在此表示感谢。 章回小说责任编辑 徐娜
注二：原文来源于：章回小说.上旬刊.文学版 期数：20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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