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蔡云翔女儿 蔡蓉
编者按：2016年4月4日清明节，蔡云翔女儿蔡蓉与东北老航校前辈、后代和英烈家人一起，前往北京航空博物馆空军英烈墙前祭奠，缅怀父亲蔡云翔。这是蔡蓉撰写的回忆父亲文章。蔡云翔为原东北老航校第一任教育长。本文作者现在湖北日报社工作。
父亲原名周世仁，又名周致和，湖北黄陂县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兄弟姐妹八人，父亲一九三五年考入国民党第十期航校学习。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以前，父亲在给家中的信中写到，航校来了一批苏联教官，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苏联的情况，并开始对苏联向往和羡慕，是那时最早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一九三九年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成都双流县驱逐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父亲感到无比愤慨，他经常对我母亲说“只要我有机会，一定要向日本人射击！”后来他真的驾机袭击过日本鬼子的火车头和日军的汽船。
一九四四年十月，父亲驾驶的P-40飞机右翼受伤，在岳阳迫降。日本人将他关押在汉口，当时汪伪陆军部长叶蓬（湖北人），想利用父亲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借同乡关系把他保释出来。父亲被迫随叶蓬到了南京。叔父曾回忆说，那次父亲回家曾对他说：“我就是要打日本，现在落在他手里（指叶蓬），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出来的，我是中国人，决不能丢脸！” 南京控制的很严，但再严也禁固不了父亲那颗不甘做亡国奴的心。一九四四年，叶蓬要父亲到常州去办航校并任命他为中校教官。父亲心想，自己手中有飞机就好办了，于是就于八月找到了因对日作战被俘押到汪伪军队做事的何健生。动员何健生说：“我们到共产党那边去，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技术，去建空军，他们肯定欢迎，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父亲又去找熟悉共产党的人，找到了吉翔，他们是国民党十期航校的同学，曾被共产党俘虏过，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吉翔对父亲说：“共产党好！就是生活上苦。” 一九四五年三月，父亲又认识了曾经在抗大学习过的黄哲夫（于飞），和他一起商量驾机起义，投奔延安一事。事后，于飞在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又动员争取了白起、吉翔、何健生、张华等共同起事。不久，父亲和于飞、吉翔等在南京召开了秘密会议，共谋扩大起义计划。
一九四五年一月，父亲托表叔约母亲从成都来南京。三月间母亲到了南京，父亲告诉她：“我们已决定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母亲很高兴，在南京住了四个月。在这期间，大叔周敬城因家境贫困去找父亲要钱，父亲对大叔说：“日本人是要投降的，我看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那里，我想把这里的十八架飞机都带到延安去。”自从那次大叔与父亲见面后，从此家中（武汉）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春，在夫子庙凤凰餐厅，秦传佳告知父亲说，他们老家宣城一带有新四军活动，父亲要秦传佳和黄哲夫去宣城寻找，终于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同志……
从此，父亲他们组织的起义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父亲和何健生、黄哲夫、吉翔、白起、秦传佳等经常在一起研究率机起义的计划，起义成员个个信心百倍，经过秘密会议决定：搞一架飞机飞往延安，人员分空、陆两路去解放区。起义，首先要夺取飞机，当时汪伪有三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这种飞机加油多，续航时间长，适宜作远距离飞行。开始，父亲想劫机起义，准备用黄金收买日本飞行员，假说借飞机去西安作生意。如果借不到，就骗日本人说飞机有了故障，待日本飞行员上机检查时，趁机打死他，夺取飞机，直飞延安。
由于从扬州到延安的中途遥远，航线又不熟悉，飞行技术必须过硬。大家决定由父亲驾驶飞机，黄哲夫担任领航，张华任副驾驶。从扬州去解放区的人由白起、何健生和吉翔负责。原计划母亲陆路赴延安，因此时怀孕行动不便，父亲离开南京后，母亲回到了娘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夺取九九式双发运输机的机会终于来了。十六日，张华收到父亲的信，要他速到南京协助行动（因为张华的日语相当好）。原来是叶蓬（湖北省省长）奉蒋介石电令，任第七路挺进军司令急需从南京秘密飞回武汉。因父亲驾驶技术好，叶一定要父亲驾机“建国”号送他前往。十八日，张华带机械士到明故宫机场与航空站联系给飞机加满了油。十九日，父亲将叶送到武昌后，立即飞到了扬州，何健生和黄哲夫已在那里等候，父亲让黄哲夫立即给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拍电报，报告有飞机起义来延安。
傍晚，为掩敌耳目，父亲和何健生故意在公开场所露面，特意到旅社后院茶社喝茶。当时，实权派副总队长彭鹏来到茶社，寸步不离他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摆脱他，足智多谋的父亲对叶假说到上海去做趟生意：“老兄，为感谢你，等再来扬州一定送你最喜欢的礼物，我这个人是最忠于朋友的。”并请何健生的爱人邱淑仪找彭打牌，投其所好，只准输给彭，用这种方法稳住了彭鹏。为了收买这个财迷，何健生又给了他一百元钱币，父亲也给了他两条“金鱼”（即二两黄金），这样彭才同意给飞机加满油。
晚上，父亲他们紧锁房门用报纸塞住门缝和钥匙孔，展开航图，研究从扬州到延安这条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航线，标明需要避开的日军机场。
二十日上午八点，父亲终于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建国”号凌空而起，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艰难飞行，终于在下午两点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父亲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飞机在延安降落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朱德、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在王家坪总部接见并设宴欢迎了全体起义人员。
朱总司令在欢迎词中高度赞扬了全体起义人员，他说：你们有组织地起义来延安是正义之举，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给汪伪空军开创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
延安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总部命令飞机在延安上空散撒传单（我父亲驾驶），一时延安军民群情激奋，“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消息传遍了延安。天天有人来机场看飞机，还有很多住在黄河边上的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自己的飞机。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前，特意抽出时间，接见了全体机组人员。为了表达从此参加革命队伍的喜悦，也为了还在敌后的家属的安全，到延安后，父亲改名为蔡云翔。
在延安稍事休息后，父亲就投入了紧张而艰苦的创建中国人民自己的航空事业中。当时我军没有燃料，飞机无法使用，这时八路军从解放了的张家口来电说那里有很多汽油。总部遂派王弼和刘风同坐父亲驾驶的飞机飞往张家口。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东北是日寇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估计那里航空器材很多，要求延安去人摸清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建立航空基地。总部命令刘风和父亲陆续向东北进发，参加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工作。
九月底，在凤凰城无条件投降的日本空军林弥一郎（中国名字林保毅）一部约三百人，被我军接收。东北局决定将这部日本航空人员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任命父亲为队长，刘风为副队长，黄乃一为政委。一九四六年元旦又成立了航空总队，下设民航队（对外名称），主要承担紧急交通运输任务，父亲任队长。
三月一日，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父亲被任命为教育长。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党对父亲政治上的信任和量材录用的英明政策。当时，飞机、器械、设备很差，飞行安全保证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安危，积极主动承担各种飞行任务，亲自试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人民的空军事业竭尽忠诚。
父亲在亲自试飞的时候还做各种特技飞行，因为留用的日本飞行员经常看不起中国人的飞行技术，为的是争这口气。有一次，在海浪机场，日本地勤人员检查飞机不细致，飞机起飞后右机一个滑轮掉了下来。在飞机没有滑轮的情况下，父亲凭着高超的技术，沉着安全地着了陆，日本人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技术和勇敢。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航校在筹建中不得不几次搬家，每次搬家父亲都亲自驾机带队作转场飞行，几次特殊紧急任务，都主动承担单飞去完成。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连续轰炸，梅河口铁路交叉点经常堵塞，北满急需开支，而在通化市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币）又运不过来，上级决定父亲去通化运钞票，同行的还有人民银行的一位处长。途经敦化要加油时，由于当时通化没有汽油，只好把备用汽油桶全放在飞机舱内。
在敦化住宿时，正碰上当时东北第一纵队副政委黄玉昆，带着两位师长执行任务，行李和武器都随身携带。黄玉昆同父亲商量搭乘飞机。
起飞前，父亲发现飞机已超载很重，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父亲劝说黄玉昆等人不要坐飞机去，以免发生危险。黄提出能否将汽油桶拿些下来，父亲表示，没有燃料，不能保证飞行，黄玉昆遂下机从陆地赶往牡丹江。飞机重载起飞后，很难拉起，在长白山深山老林迫降时，不幸撞在树上机毁人亡。父亲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二十八岁。
父亲驾机起义后，在短短的十个月革命生涯中，表现了对人民军队建立自己的空军的火一样的热情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刘风常对我说：“你爸爸和我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是个好同志，每当我想起老航校创建的一段历史时，就非常怀念他。他为空军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父亲驾机起义的行动，开创了从敌人营垒中驾机起义投奔人民革命事业的先例。父亲牺牲后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在东北老航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横幅标语写着，“中国人民空军的先驱”，遗骸安葬在牡丹江北山，并建造了纪念碑（一九八五年九月复建于牡丹江市中心新荣街儿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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