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ang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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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张之洞等人在1900年夏天的运作并不限于旨在置身事外的“东南互保”。在使馆之围正式开始的6月20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
6月24日，盛再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呼吁“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克林德被杀后的6月25日，张之洞积极联合南方督抚联名致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停战候议。张之洞的态度并不是真的和列强交好，只是在时势面前，不得不承认和各国同时开战，“激众怒”，是不明智也极为危险的的。
日本外交官曾寄望李鸿章和张之洞商请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北上解救各国公使。李鸿章的提议被袁世凯婉拒，张之洞也认为京外驻兵不宜进京救使，应由朝中权臣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出面。6月26日，东南互保协议达成，翌日，各国驻上海领事联名致书上海道余联沅表达欣慰之情。
7月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税务司（赫德）转达英国领事意见，如果“张（之洞）刘（坤一）二宫能正拳匪之乱，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显然，英国人希望郑孝胥作说客，利诱张之洞出面平乱，但按郑孝胥的说法，张之洞“终畏葸不决而罢。
表面上看，义和团运动的初起和后来清军屠杀外交人员的行为中，英国都不是直接当事国，但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00年，在中国经营的672家洋行中，英资洋行就占了一半以上。英日似乎都有怂恿他们属意的实权派趁乱扩权的意图。
关注北京局势的张之洞当然并不知道使馆区内的洋人已经决心坚守到底。他在7月2日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表示对克林德之死的痛惜，并好心地提出，如果外国使节有离京赴沪者，盛宣怀应派员挽留，馈问，邀请他们去南京暂住，如不去南京，则暂住上海。
张之洞希望盛宣怀告知外方，危机并非出于“圣意”。刘坤一则在7月3日重申“弹压地方，保护洋人，绝无变易。”
盛宣怀7月13日从上海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电报中指出，列强其实并未怪罪西太后，只是希望中国自行平乱。盛宣怀主张把甘军调走，以聂士成军护卫使馆区，“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袁世凯）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
这说明，由反对义和团的清军将领出面直接解东交民巷之围，在盛宣怀眼里也是一种可能的决策，而列强也一度不清楚慈禧的真实态度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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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
在纷乱躁动的1900年，6月26日后东南互保已成，而使馆之围未破，七八月间另一股势力又借机崛起：7月26日和29日，“中国国会”分别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盛宣怀的下属和挚友郑观应担任干事，因义和团之乱而南下避难的严复则为副会长。
在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的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起草的《中国国会宣言》已经俨然以未来的新政府自居。维新义士唐才常未经中国国会领导层批准，将汉口的激进组织“自立会”作为“中国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中国国会”的武装力量，并在8月2日开始使用国会名义发布自立军文件。
中国国会会长容闳
8月21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22日被处决。
盛宣怀把唐才常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名义发起草的“勤王讨贼檄文”冠以“伪檄文”之名，收录在私人文档中。该檄文可能是预备于阴历八月发布，因此开篇为“光绪庚子八月”。
文中点名直斥那拉氏，载漪，荣禄，刚毅“叛弃天常，灭绝人纲，以致外侮频仍，山河破碎，不可收拾”，并历数了慈禧自谋害慈安，挪用公款建颐和园，幽禁光绪，杀变法六君子，纵容甘军暴行，表彰义和团邪术，割地，西逃等十三大罪。
在自立军的十四条宗旨中，其中两项稍和东南一带政军大佬此前的主张一致，即由自立军“急派重兵剿平北方义和团匪”以及“保护洋人性命，财产不受匪徒扰害”，但唐才常痛骂张之洞“貌抗朝旨，阴助权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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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的使馆区
在二十世纪中国，“义和团”早已成了一个兼具正负面意义的政治隐喻符号，对有的论者来说，“义和团”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天然有“排外”基因。其愚昧，落后，暴力，其实早已经像英谚所说的“死马”（dead horse）一样被批臭。
其实，与其说中国人“排外”，不如说“恐洋”，而在中国文化中，“忍”才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
1901年，清朝政府从“排外”到“恐洋”，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划定使馆界，确定南到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
列强强行将原有的衙署及居民一律拆迁或夷平。将东长安街迤南，崇文门内大街迤西，崇文门至正阳门城墙迤北，兵部街西折至户部街南口延长线迤东的大片地区辟为“国中之国”的“使馆街”，由军警守卫。英国、俄国、美国、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在这里修建或扩充使馆、教堂、银行、医院、兵营等。开设的银行有“美国花旗银行”、“ 美国运通银行”、“英国麦加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汇丰银行”、“ 德华银行”等外国银行。此外，列强还任意更改使馆界原有街巷名称。
清朝政府一度要求保留祭祖的堂子和衙署为办公之用，列强只答应保留吏、户、礼部和宗人府，其余一律搬迁。
各国将使馆区道路，也改称外国名，并用外文书写，东交民巷就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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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使馆区由“管理使馆界公署”进行规划，除南面有城墙和护城河外，东、北、西三面均筑起一丈多高的砖墙，墙外挖沟，“周界有八堡，各置铁门”。
东交民巷东口的铁门内侧可以看到崇文门城楼
西方列强在使馆区内大兴土木。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禁止中国人则通行，除非付费。东交民巷俨然成了北京的“太上政府”。
由于义和团事变刺激，列强开始在使馆区周围广筑高墙，上面设置炮台、碉堡,下面挖有壕沟，墙上则有瞭望孔和枪眼。在出入口设有铁门、岗哨，由各国派军队驻守，因南面有城墙、护城河做为屏障，东北西三面一切障碍均被拆除，便于守卫和兼做操场之用，东交民巷又俨然成为国际兵营。
1900年前，位于江米巷路北的日本旧公使馆，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时虽未被破坏，但在《辛丑条约》后，却借口原址狭小，不敷使用，趁机迫使清政府将西北面的詹事府、肃王府、柴火栏胡同及部分民宅划为新使馆用地。用地北部建使馆，南部为日本兵营。日本公使馆新址东部同法国使馆、北部与意大利兵营使馆相接，南部与西班牙使馆和横滨正金银行相邻，正门开在御河路（现正义路），与英国使馆隔河相对。
日本旧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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