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庆亲王奕劻
1
在修建南满铁路和对待戊戌变法诸问题上，莫理循已变得俨然是个外交家了，他不仅主张“英日结盟”对抗俄法德，而且支持康梁变法，并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长谈。
莫理循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小记者，却自以为是无冕之王，他居然不断地挑战英国外交官员和外交政策，引起了英国政府对其的不满。
英国政府承认俄国的“特别利益”往南至少延伸到长城。并且不明确地将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定义在长江流域。
俄国还支持戊戌变法的反对者，此时全国各地的同情改革的官员已统统被解职。
莫理循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莫理循说：
在总理衙门中，臭名昭著的庆亲王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和他一齐处理外交事务的还有五个食古不化、难以胜任此项工作的老官僚。在慈禧太后的眼里，他们的唯一可取之处就在于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一切都在老佛爷的运筹帷幄之中……要阴谋诡计灭洋人。
庆亲王奕劻是谁，他做了什么。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奕劻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慈禧封为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为铁帽子王。
说来此事还是因祸得福，慈禧太后借中法战争失利一事罢斥奕劻等一班军机，史称甲申易枢。奕劻反而成为了总理衙门大臣，成为庆亲王。晚清时期，总理衙门大臣的含金量自不必说。奕劻一举进入了满清统治集团最核心的圈子中。而奕劻此时，他的问题渐渐显露了出来。
所谓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 典型表现是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同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此时，奕劻身居高位却碌碌无为。光绪二十四年，奕劻展现了他一个天赋:站队。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奕劻作为神机营主营是立过功的。支持了后党，这是奕劻第一次成功站队。而站队的回报是大大的。奕劻封世袭罔替什么概念，除了皇上，没人能拿你怎么样？天家就是你的最大依仗。
2
在莫理循告别1898年之际，他接受了《泰晤士报》交付任务，重返暹罗采访。
当时法国的一些报纸声称：英国正在考虑用她在暹罗的利益来交换法国在非洲西海岸的让步，并说暹罗人没有能力自治。
莫理循的任务就是用他的报道反映暹罗的进步；驳斥法国媒体的报道。
1899年1月23日，莫理循到达曼谷。一星期后，他就给《泰晤士报》发回了一份简短的有关暹罗所取得进步的报道，随后又寄回详尽的调查报告。暹罗国王热情地接待了莫理循。
莫理循完成暹罗采访任务后，就连忙赶回北京。刚好赶上目击意大利首次出现在拥挤的瓜分中国的谈判桌上。
意大利为了在中国谋求更大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租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同时还要求享有优惠的采矿和修筑铁路的权利。英国已承诺要在外交上支持意大利。
但中国拒绝了意大利提出的要求。这是史无前例的小小的胜利。但在“三门湾”事件中，莫理循成了搅乱者。
当时，莫理循接到了一封简短电文：
莫理循北京记住通心面友谊泰晤士报
这样的电文，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实际上是要求莫理循对此事作报道，但要搞好与意大利的关系。这是跨国谍报用语，并非正常的媒体内部工作布置。莫理循在华的记者身份只是个幌子罢了。
莫理循自以为是地写道：
处理这种局面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和礼貌。
其实，这个爱自夸的莫理循将这项任务竟然委托给意大利驻北京公使德.马迪讷去做了。
这个德.马迪讷其实很愚笨，他根本就不明白中国为何敢拒绝意大利的要求。
莫理循写道：
中国方面接到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时感到非常吃惊，中国人完全不知道意大利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在他们隐隐约约的印象中，意大利只是一个小国，意大利军队在非洲还被一些黑色的野蛮人打败过。他们讨论了意大利的要求……其中一个自作聪明的大臣建议把信函退回给德.马迪讷，这样既能保住这位公使大人的面子，又能不伤和气。其他大臣都纷纷附和他的建议。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包括英、法、德、俄等国在内，相继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软弱腐朽的清政府委曲求全，对列强的勒索几乎“照单全收”。
那么，意大利为何选中三门湾？
意大利之所以觊觎三门湾，首要原因是该地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三门湾位于浙江省东部三门县沿海，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60公里，东连猫头洋，北、西、南三面则被群山环抱，形如匏瓜，形势异常险要，有“锁钥波湾镇海南”之誉。不仅如此，三门湾海域开阔，水深5-10米，万吨巨轮能直接驶入海湾，可以打造成为优良的军港。
作为对华侵略的“后来者”，意大利直到1865年才开始跟中国缔约通商，但它起初对发动或参与侵华战争的兴趣不大，而是将殖民扩张的重点放在非洲，直到阿杜瓦战役后，才将侵略的目标转向远东。此时，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若想在远东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建立一个据点，效仿德俄英法日等国强租中国领土无疑是“最佳方案”。
早在斯塔拉巴第二次担任总理（1896-1898年）时，意大利便计划强租三门湾，但付诸实施者，则是他的继任者佩卢克斯（1898-1900年在任）。
1899年2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讷奉命向清朝的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正式要求租借中国的三门湾为其海军基地。在这份照会中，意大利还要求清朝同意它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将浙江省南部2/3的地区划为其势力范围，并声称浙江全省不得租赁给其它国家。
在递交照会的同时，马迪讷还派出3艘军舰驶入三门湾狮子口海面游弋，进行地理勘测和武力恫吓。在马迪讷看来，清政府软弱无能，一经恫吓肯定会屈从。
然而，清朝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接受意大利开出的各项条款，反而对它的侵略行径表示抗议。
意大利政府闻讯后恼羞成怒，给马迪讷发来电报，指令他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令4天内答应其租借要求并遵照执行，否则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
让意大利没想到的是，清朝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并未屈服，反而再次严辞拒绝，并巧妙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请求其他大国进行调停。英国政府见此，立即收回对意大利的外交支持。
果然，在英法德等国的“关切”下，佩卢克斯内阁被迫在3月12日撤回最后通牒，并撤换马迪讷和外相卡瓦内罗，并声明意大利并无强索三门湾之意。
至此，意大利强租三门湾风波告一段落。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又撤回，在西方对华外交史上还是头一遭。
19世纪末的意大利海军战舰
不过，意大利并未就此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当年5月，新任外相韦诺斯塔宣称，如果中国不肯租借三门湾，则需要别辟一地予意大利，同时保证以后不将三门湾租与他国。紧接着，韦诺斯塔又提出修筑从三门湾到杭州的铁路、准许其在宁波和镇海办矿务等要求，以达到变相占据三门湾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权的目的。为了迫使清朝屈从，意大利将驻华兵舰增加到6艘，以保护使馆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同时又经常派出兵舰出没于三门湾附近海面。
面对意大利新一轮的武力威胁，清朝并未屈服，反而展现出不惜一战的强硬姿态，这在清廷与列强的交涉中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特别是在甲午战败以后。
究其原因，是清朝摸清意大利外强中干的本性，认为它没有战胜中国的实力，更何况其国内危机重重，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精力远征中国？除此之外，中国朝野坚决反对向意大利屈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迫使清廷在领土问题上不敢退步。
除了在外交领域的抗争外，清政府还积极备战，命令浙江巡抚刘树堂派重兵驻守宁波、台州一带以控制三门湾等各处要隘，并制定诱敌深入、制敌于陆的应敌策略。与此同时，清廷还通令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Y等人，“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总之，要形成以浙江为核心、其他沿海各省协助的备战局面。
在获悉清朝的战略部署后，意大利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尔瓦葛率领4艘军舰到达上海，企图让清军不战而退，但当他们看见清朝在三门湾及东南沿海增兵布防、严阵以待的架势后，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意大利海军当局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下令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撤出中国，而外交部则严令萨尔瓦葛放弃任何武力行动。
武力恫吓失败后，萨尔瓦葛被迫把意大利的要求降低为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至于强租三门湾一事再不敢提。然而，就连这样一个“卑微”的请求，都被慈禧太后断然拒绝。由于得不到列强的支持，意大利面对清朝的强硬姿态只能采取退让，在1899年10月声明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至此，三门湾事件以清朝粉碎意大利的侵略野心而告终，堪称外交奇迹。
三门湾事件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首先，清朝对意大利展现出来的强硬姿态，既让英法德俄等一流列强“刮目相看”，又令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二流列强知难而退，使他们就此打消在中国抢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幻想。此后，清朝再没有向其他国家“租借”领土，使中国避免陷入被列强完全瓜分、彻底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其次，三门湾事件虽然以意大利遭受挫败而告终，但在客观上却拉近了中意关系。原来，通过三门湾事件，中国知识界对意大利的关注日益增多，一大批介绍该国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及风情习俗等方面的论著纷纷出版发行，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雄传》、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等等，有助于中国人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意大利。
最后，三门湾事件还给中国带来一个致命的负面影响。原来，凭借着在三门湾事件中取得的外交胜利，清廷内部变得盲目自信，迷信用武力可以战胜列强的观点大行其道，无形中助长了顽固派盲目排外的情绪。这种盲目排外、骄傲轻敌的情绪发展势头迅猛，最终促成慈禧太后在1900年向英、法、美、德、日、俄等11国宣战，由此招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几乎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后果，也许比接受马迪讷的要求更严重。
因为慈禧太后觉得中国人有能力抵抗西洋人，甚至可以把他们从中国赶出去。这就为义和团起义所带来的灾难埋下了导火索。
3
莫理循除了将这项任务委托给意大利驻北京公使德.马迪讷去做，干了件愚笨的傻事外，他又犯下了一件麻烦事。在“电报”事件中，莫理循又成了搅乱者。并由此与英国外交官员和政府产生了裂痕。
1898年3月5日晚，莫理循收到了毕德格写给他的一封便函。邀请莫理循方便时看他。
这个毕德格曾是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辞职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
毕德格住在北京贤良寺里。李鸿章在北京时也住在那里。
莫理循来到贤良寺会见了毕德格。毕德格对莫理循说，李鸿章曾指示他给圣彼得堡的乌克托木斯基亲王发过一封电报。
这个圣彼得堡的乌克托木斯基亲王是华俄道胜银行的创办人和董事长，也是东清铁路公司董事。他鼓吹俄国必须在亚洲推行扩展政策。
毕德格对问莫理循说：你是否愿意刊登李鸿章发给乌克托木斯基亲王的这封电报？这是为中国做点好事，但不能泄露消息来源。
这封电报到底写了什么？
原来，电报简述了俄国向中国提出的十分专横的要求：俄国必须享有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主权，其条款和期限与德国占领胶州的条款和期限相同——租借99年，租借地周围50公里地区为中立区……
毕德格没有告诉莫理循另一件事：
为了让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俄国驻华临时代办巴府罗富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各行贿50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
也许，毕德格也不知道有这件事。他也不知道李鸿章为什么要莫理循去刊发这一电报？
其实，李鸿章非常狡猾和虚伪。如果这份电报公开了，人们所能看到的则是“李鸿章要求俄亲王说服沙皇收回要求”。欺骗民众和国际，李鸿章是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李鸿章的另一企图便是掩盖他的受贿行为。让人不会怀疑自己在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这只是个保护自己的烟幕弹。
4
莫理循同意把李鸿章的电文转给《泰晤士报》，还在报道中夸张地说：俄国威胁中国必须在5天内答应要求。否则就要把军队开进满州。
《泰晤士报》在莫理循发出电报的同一天（3月7日）刊登了他的报道。
因为此事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莫理循在发出电报前，把自己的企图告诉了窦纳乐爵士。但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英国外交部看到报道后非常恼怒。外交部要求窦纳乐爵士对莫理循的报道作出解释。
窦纳乐爵士回答：
根本就没有任何最后通牒，也没有……任何回应最后通牒的时间限制。
这封电报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因为首笔英德贷款，当时正在接受英国政府的评估。
《泰晤士报》国际部主任姬乐尔有点担心地给莫理循发了封电报：
外交部认为，你的消息可能是在俄国公使馆的怂恿下由清朝官员向你提供的，目的在于阻碍英国参加谈判……你的电报几乎毁了这笔贷款，引起了金融恐慌。
莫理循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外交部是不公正的。我知道清朝官员靠不住，但是我总是在消息得到确证后才发出电报的。
实际上，莫理循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确证，他这样做简直是拿自己的声誉冒险。
电文发表两天后，银行家爱德华.盖伊.熙礼尔写信给莫理循说，他所掌握的确凿证据表明莫理循的消息有误，并要求莫理循纠正电文，这样贷款谈判才能顺利进行。
赫德爵士更明确地指出莫理循的消息有误。赫德爵士还对莫理循说，如果他不想毁了他刚刚起步的记者生涯，最好收回这封电报。
梁震东爵士明确表示，俄国人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威胁，只提出一些“友好的建议”。
5
莫理循回忆道：
我离开赫德时，在花园的墙外来回踱了好几分钟，仔细地思量这回事。然后去电报局发了一份电报：“中国政府虽然承认收到俄国提出的要求，但否认俄国人对中国施加了压力，也否认俄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尽管如此，我重申我的消息是准确的……”
英国外交部更关心的是贷款的命运，而不是莫理循的命运，继续否定莫理循的报道。
虽然难以断定舆论界是否非常在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前景，也不能说舆论界对中国发生的事有多么深刻的洞察力，但是新闻界，尤其是《泰晤士报》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度的确一直令英国政府感到愤怒。
3月27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一切。
李鸿章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中捞了整整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1896年，他在东清铁路的谈判中向俄国做出让步，从俄国手中拿到赏钱。次年，他向莫理循行贿。要求他在写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中倡议把进口税提高一倍。
几个月后，莫理循采访了77高龄的李鸿章。他向李鸿章提出有关英俄关系的问题。
李鸿章向他叙述了见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的情形。然后问莫理循：“《泰晤士报》给你多少工资？”
莫理循回答说：“太少了，我简直难以启齿。”
李鸿章率直地说：“可能比我还多，我担任首辅大臣的年俸禄才240两银子（合3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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