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场景
1
莫理循任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后，借着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之行，先后考察了满州里、乌兰巴托和海参崴，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俄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最新情报，并不断地用电报向《泰晤士报》汇报收集情况。为了进一步收集俄国和德国掠夺中国胶州湾的一些情报资讯，莫理循实地考察了旅顺、烟台等地。
莫理循将收集到的俄国在华胶州湾情报，呈送给《泰晤士报》高层，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起英国当局的重视。但英国政府似乎对此并不太重视。
莫理循于是在1897年12月急急地返回北京，想知道一些英国政府对此的真实态度。
其实，英国政府并非莫理循想像中的无所作为，当俄国修筑中东铁路，使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时，英国政府早已意识到大英帝国在中国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受到严重挑战。
英国在中东铁路修筑前，就已尼将维护并扩大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作为其远东政策的重要目的。事实上，俄国虽然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将东北和朝鲜半岛作为下一个扩张目标，但英国却是远东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获取者。
俄国带头干涉“还辽”和修筑中东铁路，使英国看到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无力牵制俄国。为此，英国决定放弃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向外寻求同盟的力量，以期大英帝国能够在中国，同俄国相抗衡。
英国政府在获悉俄国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消息以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便提出，要改变英国既不参加德奥集团也不靠拢俄法集团的外交政策，寻求美德对英国的支持。此建议得到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和内阁的支持。
2
当莫理循全力关注俄德动向时，英国的一些政客和商界的目光却在注视着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渗透。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
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
光绪帝朝服像
光绪帝载湉不仅主战，还多次下令加兵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
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
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
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
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
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
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
但是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
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
在威海卫战役中，北洋海军兵舰居然被全歼，中国海军覆丧殆尽。
李鸿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
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
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
慈禧太后在这时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
当光绪帝载湉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他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竭力一心，兴革自强，表明他振新国家的决心。
《马关条约》日文版
在这一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回望这段历史，甲午战争的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而应该是战之不力的罪过，那是光绪帝负不了责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3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清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
民族危机启发了光绪帝载湉变法的决心。载湉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已经撤帘，但是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他。
但是载湉决心已定，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如果不给我大权，我情愿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
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光绪帝载湉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
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
4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
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
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
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
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载湉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
五月，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光绪帝的共鸣。 光绪帝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干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
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
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七月，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光绪帝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光绪帝诏袁世凯来京。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
但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