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1900年义和团
1
1900年，莫理循38岁。在义和团爆发时的莫理循又干了些什么？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正式侵并夏威夷。1899年英布战争爆发。1900年，中国爆发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1899年9月，莫理循用他在中国工作的间隙，离开北京第一次回英国度假。他在三年多以前离开英国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流浪汉，现在他回到英国后几乎成了一个英雄人物。
当莫理循回到英国伦敦时，《泰晤士报》大老板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你已经做出了世界上没有旁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你所发来的电讯，在伦敦具有极大的份量。如果你平白撒谎，也会有人相信，因为电讯是由你发来的。
索尔兹伯里大发雷霆，当你的电讯已被证明是确实无误的时候，他仍诬蔑为“报纸造谣”。
这个索尔兹伯里是谁?他是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显然，莫理循已被英国政府和首相视为眼是钉。英国政府对他的憎恶，也引来了对《泰晤士报》的不满。
2
“迷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莫理循在英国没有住满一个月，但是成为到处欢迎的客人。在《泰晤士报》总经理贝尔举办的宴会上，莫理循被炫耀地会见了英国政界的社会名流。
1900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莫理循回到北京。
莫理循的成见和他所代表的利益的特点，使他仍然把中国看成只不过是列强之间角逐的场所。那时，俄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带的反派角色。
莫理循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排除俄国。他认为，日本能够而且应该被鼓动起来，在英国的积极怂恿和支持下，实现排除俄国这一神圣使命。他只不过是一个《泰晤士报》派出的驻京记者，他却俨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成功而有非凡能力的外交家。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莫理循在往英国之前先访问了朝鲜。后又在返回中国途中访问了日本。
莫理循在英国逗留的整个期间和在朝鲜、日本访问期间，他与人交谈时，竭力兜售他旨在鼓舞日本发动对俄战争的论调，而且在许多持怀疑论者面前，预言日本肯定会在对俄战争中取得胜利。
莫理循对这一问题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他很少注意中国“国内”情况和中国人民中间发生的事情。
对于天津教案和涉及外国人的其他事件，莫理循的报道中，被说成是中国人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证明，因此应该受到惩罚。
莫理循从不将中国老百姓放在眼里，他眼里的中国民众是未开化的愚民和可奴役的苦力。他很少去考虑中国民众的感情和不满。
莫理循比大多数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更了解或愿意承认外国人对中国的残暴和侵略，但他从未将义和团起义的爆发和在那以前不久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
因此，当狂风暴雨来临时，他所感受到的惊讶，并不比旁的外国人小。很多年以后，莫理循承认，他没有料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他在中国任职期间的错误判断之一。
事实上，莫理循圈子里的人与他一样，当华北农民起义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们仍在板球赛、马赛、社交酬酢和关于政府中的政府闲谈中消磨时光。
3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近年来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大讲一通那是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
但是慈禧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藉“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见于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这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典型案例。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但谁又会正视这一事实？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瞭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4
1900年使馆被围
列强派兵护卫使馆并非自义和团危机始。1898年夏天，董福祥率甘军进京加强防卫，以面临日益加剧的列强威胁。1898年10月1日，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公使就以9月30日北京前门天桥一带的一起涉外治安案件为借口要求派兵护卫使馆人员安全。10月7日这天，就有“英国水兵28人，德国水兵30人，俄国水兵30人，哥萨克兵30人进入北京。”随后，意大利，日本，法国，奥地利，美国跟进。到11月，以上八国驻京的军队人数（含士兵，军官，军乐队）总数达到276人。这只实际带有“政治性质”的军队一来，各国公使立即要求将对他们不友善的董福祥所率甘军逐出北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笔记则认为，是董福祥军队的出现导致联军进北京护卫使馆。
义和团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再次派兵护卫使馆，并违反清政府规定的人数限制。到1900年5月底和6月初，八国共有420名士兵和军官乘火车抵达北京。
被清政府视为北京门户的大沽炮台在6月17日被联军攻破，是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从10日起主管总理衙门的端王在19日以外交照会宣布，以“拳会纷起”为由，限全体使馆人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赴天津。在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事件，此为第二大转折。
事实上，在克林德被害之前，使团仍在重重疑虑中思考按照清廷的19日的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的可能性。1899年毓贤在山西以邀请搬迁为名诱杀44名传教士及眷属是个极好的教训。而克林德遇害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离开使馆区意味着生命危险，只能留下等待救援。
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cDonald）日记中承认，6月20日之前使馆区已经加砌了简易的街垒，但正是克林德之死促使外交使团认识到他们面对的真正对手已经不是一般的民间迷信团体，而是有组织的政府武装，因而从6月20日开始，使馆区的防卫开始认真地进行了。这一天也成为“北京之围”（the Siege of
Peking）的正式起点，直至8月14日解围。
5
日本陆军、英属印度陆军与清军、义和团在天津交战，1900年7月14日，天津南门
坚守开始后，约一百名外籍妇女和儿童被集中送进建有防御工事的英国使馆，另外还有六百多名中国人基督徒和使馆雇佣的佣人，其中一半也是妇女儿童。
一个被困的，后来以普迪南姆·威尔署名出书的英国人解释了原因：英国公使馆四面被其他领馆和防御工事包围和防护，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在英国使馆内，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使团，传教士团体以及总税务司派出代表组成了一个“公共慰安委员会”；其下又设立若干次级委员会，如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领导的“要塞委员会”，一个“食品供应委员会”， 一个负责管理被困区域内五口水井，每天测量水深，管制用水的“供水委员会”，以及另一名美国传教士领导的“本地劳工委员会”。
在最初几天的混乱后，各个委员会各司其职，就连坏了的手表和皮靴都能得到免费的修补。一名医术精湛的德国军医广受欢迎，被好几种语言呼叫。“食品委员会”里的日本上校柴五郎甚至从攻城的清军士兵手里收购藏在袖中偷带而来的鸡蛋，而这些鸡蛋被分发到使馆区内临时医院的妇幼手中。不仅如此，“食品委员会”还抢劫了防线内的已无人看守中国店铺，抢走了约200吨（8000蒲仕耳）小麦，几吨大米，大量肉类，卷烟和酒。
这支四百多人的多国使馆卫队武器并不精良，除了人手一支步枪外，只有三挺机枪分别为美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持有，唯一的炮是意大利人手上只有120发一磅重炮弹的山炮。他们负责保护使馆区内的4000余人，其中前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有约3000人（按某些学者的研究，正式登记参与围攻的拳民人数为30 000人），外国人中非军事人员473人。在一名英国人的观察中，被困的法国和意大利神父经常撂挑子，袖手旁观，把工作推给更为“精力旺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记载中多次提到为他们提供情报服务的中国探子。在使馆区内的中国人通常被组织起来修筑工事，一名日军陆军上校建立了一支约20人的大刀长矛巡逻队。中国教民成为不可替代的劳动力。很多幸存的外国人后来承认，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协助，整个使馆区是无法防御的。伯希和的记录则提到毛瑟枪和从被卫队击败的义和团手里缴获枪和子弹。
窦纳乐7月19日至20日两天的笔记中记录了也在使馆区内的法国汉学家，时年22岁的伯希和不小心误入清军防区，被当场逮捕之事。
窦纳乐记述说，伯希和被带进了一座官衙，但并未受到虐待，该官员只是询问了使馆方的兵力，损失等，而伯希和则敷衍对答，最后被荣禄手下士兵穿过清军士兵和义和团民的街道，礼送回到使馆。
事实上，7月17日，使馆和清政府之间实现了一次停火。按当时和伯希和在一起的西人的追忆，伯希和主动与中国人握手，并被带走。不久后，一个中国士兵带回伯希和的手信，声称自己正和荣禄一起喝茶吃水果。
伯希和被护送回来以后，告诉同僚他去见荣禄“多少是自己要求的。”
伯希和
1900年3月15日，即将年满22岁的年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经越南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一路拜会法国在华外交界宗教界要人后，伯希和于当月29日到达北京。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地成为一个保卫被围攻的使馆区的志愿者。
从5月开始，伯希和开始密切关注义和团骚乱，在他的记载中，从6月5日开始，使馆区开始自行组织，从天主教南堂救人。此时的伯希和，还全然不知道后来他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的敦煌藏经洞——洞是道士王圆箓在这年5月26日偶然发现的。6月20日后，伯希和零散的记载中充满关于纵火的记录和自己英勇的战斗，并写道，公使们在6月24日开会，要求意大利人把他们的用于打击纵火者的大炮拿出来公用。
在伯希和的笔下，使馆卫队和志愿者不仅进行防御，还从中国军队手中抢夺城墙要地、工事和大炮。到7月8日，伯希和发现，围攻使馆的都是董福祥的军队，他们和义和团已经爆发内讧，义和团离开，而董福祥军队又雇用苦力来纵火和投掷汽油弹。
通过审讯俘虏，伯希和等人发现，清军正规军士兵根本瞧不起义和团，而且嘲笑他们：“你们不是刀枪不入嘛。”伯希和也亲眼看见了挥舞大旗，手舞足蹈，毫无畏惧地冲锋的义和团民。
其实，义和团民真正面对洋枪洋炮的时候，不仅难以抵御，还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汪康年记录了一起被八国联军击溃的义和团“残匪”在京郊西山一个村庄里勒索富户钱款的故事。富户被人告知告官无用，不如直接告洋人，结果洋人派一小队士兵围住义和团驻扎的寺庙，枪声一响，团民“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早在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时候，观者就发现“拳（民）实不敢前，哗噪而已”。在这种看起来咋咋呼呼，实则“恐洋”的心态下，义和团甚至把洋人的能力谣传得“比实际存在的还要神”，内心并存着对“西洋科技的崇拜与恐惧”。伯希和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甚至自信地宣称：“欧洲的步枪是令中国人望而却步，胆战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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