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1
1895年，《泰晤士报》经理贝尔提名莫理循到北京去做《泰晤士报》的常驻记者。但莫理循表示自己可以先到印度支那去，看一看法国的殖民情况，还要去暹罗看看。我们如果能先了解一下印度支那和暹罗，看一看法国人是如何征服那些支那人的，我们就更容易地将那里的情况与中国作比较，我们英国人也就能比法国人做的更出色。当然，我的意思很明确，了解印度支那和暹罗，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
于是贝尔经理和上层领导最终采纳了莫理循的建议，委任莫理循为《泰晤士报》派驻远东的记者。相信他将带来神秘中国的最新信息。
但贝尔经理对莫理循说得很清楚明白：
“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去中国之前先到暹罗去。但你必须记住，你以私人身份前往，并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身份，表面上看来，你与《泰晤士报》并无关联。你要仔细地研究，并专为我们写出有关暹罗的政治、财政和商业情况及其前景的报道。这是你此行的主要目标。我们希望你能尽可能去我们要求你去的地方。”
毫无疑问，莫理循虽然被《泰晤士报》委任为派驻远东的记者，却不能以记者名义进行采访等活动，只能以“医生”的“私人身份”行事，并要求他“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身份”。显然，莫理循接受的是一项“秘密使命”。
《泰晤士报》高层同意了莫理循的建议，并要求他隐瞒记者身份，以医生的名义收集那里的情报。还给莫理循开具了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殖民部，以及英国前驻曼谷公使斯科特等许多人的介绍信，就连英国首相兼外交国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左右手，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也亲自为他写了介绍信给英国驻暹罗总领事德本森先生。
毫无疑问，莫理循是《泰晤士报》委派的隐瞒记者身份的跨国间谍，他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刺探中国南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最终目的是协助大英帝国打开中国的南大门，从中国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莫理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游走在泰国、越南、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到处收集南亚和打开中国南大门的情报，他的工作不但得到《泰晤士报》的高度评价，还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赞赏。
1896年11月14日，英国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爵士写信给《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说：“我们非常感谢莫理循先生所提供的信息。您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这个写信给《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并赞扬莫理循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他当时的职务是英国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就是“军情六局”的对外称呼。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对外又称“政府电信局”或“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军情六局是英国的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国内外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
显然，莫理循实际上是接受了“军情六局”的领导，他正做一件神秘的情报收集工作，这是一次英国政府窥测中国的秘密行动。
莫理循在这一年多的经历，是以隐瞒记者的身份，用“医生”的名义进行的跨国情报收集行动。莫理循大约在他离开曼谷往北旅行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了曼谷。也就是说，莫理循此行云南的考察，严格说是情报收集的秘密使命，就此正式结束了。
1897年2月莫理循被《泰晤士报》任命为常驻北京记者。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希望，他由此也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可以以记者的身份正式活跃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不用再隐瞒记者身份去执行那些“特殊使命”了。
那年，他35岁。
2
1897年3月15日，莫理循抵达北京，开始正式履职。莫理循终于圆了当记者的美梦，他从曼谷出发，水陆交替，辗转到达北京后，春风满面。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莫理循此时徜徉在北京的春风里。过去一年的时光已悄然流失了，自己执行“秘密使命”的岁月中止了吗？莫理循反复地自问:我这个新任命的《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莫理循是第二次到北京。但这一次与上次完全不同，他是作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到北京赴任的。他随身揣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随时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北京建都已有八百余年历史，明清时候形成了现在的城垣格局，即以紫禁城为中心，皇城、内城、老百姓的外城，以一道道城墙分割开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开始在京城内设立使馆，集中在东江米巷一带，也就是现今的东交民巷。
根据签订的《天津条约》，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并将东交民巷更名为使馆街。
莫理循被《泰晤士报》任命为驻京记者后，他到北京赴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先找到一个落脚点。作为一个委派的洋记者，莫理循需要到英国驻华使馆去办理一些手续，并结交一些外事官员。由此，他去了东交民巷和驻华使馆区。
令莫理循感兴趣的是大清总理衙门是中国首个近代化的大清外交机构，这个总理衙门也设置在附近。这对他今后与官员打交道也很方便。
莫理循在离使馆区不远的中国人住宅区找到了住所。
莫理循开始写信给他的母亲：
我租了一套中国人的房子，并把它改造成欧式住房。我一个人住，只有书和我做伴，到使馆区要走好几条骯脏的街道。
我有一辆马车，养了两匹马，雇佣了一个车夫（月薪2英镑）。另外，我还雇佣了一个男仆（月薪1英镑）、一个主厨（月薪1英镑）、一个小厨（月薪12先令，由主厨付）、一个小工（月薪14先令）和两个马夫（月薪共3英镑，其中副马夫的工资由正马夫付）。
北京的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但却不乏仆人可用。
莫理循居住在中国住宅区，那些下层民众就居住在这市政落后地段，这与东交民巷洋人街形成鲜明对比。莫理循居住在这贫穷拥挤的穷人社区，俨然成了那里的阔佬了。
3
莫理循一安顿下来，便开始走访当地官员、商人和教会，以及驻华使馆人员。
当时的英国陆军上校窦纳乐爵士（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是驻华公使，因在战争中出力不小，还获得了军事版的巴斯勋章。莫理循回忆录中写道，他一开始工作就得到刚刚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的帮助和鼓励。
窦纳乐担任驻大清国公使期间，强令清政府租借威海卫，为英国商团取得包括广九铁路在内等5条铁路的修建权，推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向清廷租借新界。
当窦纳乐出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时，有人对此作了否定。莫理循在报道中借用别人的话说：“所有知情的人都批评这一任命，说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软弱，轻浮无礼，饶舌多嘴……行事作风像个军人那样武断随意。”莫理循显然是赞许这些人对窦纳乐的批评。后来，他果然与窦纳乐的观念时常相左。
莫理循初到北京任职后不久就拜见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4
莫理循到达北京后，他的目光开始投向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胶州湾“租让权角逐战”。不断地向《泰晤士报》播发电讯和报道。莫理循决定赴西伯利亚、东北、海参崴考察俄国在华铁路建设情况。同时赴烟台，了解德国在山东的情况。
莫理循将准备下一步将了解俄国、德国在华情况的设想汇报给《泰晤士报》领导。
《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姬尔乐给莫理循回信了。
姬尔乐在回信中说：
我认为英政府为俄国在华建立优势提供了方便。中国向俄法借款支付日本的战争赔偿，更使英国受挫；俄法在满州修铁路，比利时在华修京汉铁路，更使英国地位受威胁。通过你的报导，在中国发生的事已引起了英国大臣们的关注，也引起了一般公众的兴趣。
莫理循收到姬尔乐的回信后，很受鼓舞，他决心再加大报导的力度。
莫理循在北京刚安顿好后，就前往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考察。这次考察的目的就是收集俄国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情报。
当时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即把中国东北作为其下一个要攫取的目标，所以对日本割让辽东半岛表示强烈反对。就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由俄国首先发难，并勾结德、法两国，正式提出对日本进行干涉，甚至计划三国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远征中国的日军与日本国内的全部交通。
俄国为何要在中国东北兴建铁路？莫理循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莫理循一到东北就着手进行情报收集工作。他需要得到更多的可靠的情报。
当时，大清政府为了借款“赔偿”日本，列强纷纷借机“借款”中国，俄国占到了便宜，英国却没能捞到机会。这引起了莫理循的关注，他必须为大英帝国效力。为此，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莫理循为了查清并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真相，专程去了海参崴。海参崴是1858年俄国从中国攫取的大片领土中的一个港口城市。海参崴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端终点，是俄罗斯面向亚太的窗口。
莫理循在海参崴，乘火车去了依曼，又乘内河轮船去了伯力。离开伯力时，他又沿阿穆尔河上行，抵达水路航行的终点站斯特里顿斯克。他在三面环水的满州里转了转。
莫理循离开满州里时，乘上俄式大型四轮马车往东到尼布楚。然后，他往上南穿越中国边境，进入蒙古的海拉尔。横穿大草原，穿过兴安岭大森林，去了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然后又穿过白都纳到吉林省省会吉林市。
莫理循遇到的每个俄国工程师都认为亚瑟港，即旅顺口，是理想的终点站。
莫理循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返回到海参崴。打电报给《泰晤士报》，报告说经初步调查可以确定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亚瑟港：
因害怕中国当局不允许在电报上用“亚瑟港”这个名称，我就用了它的中文名称“旅顺口”。但是电报员不熟悉这个名称，误打为“旅顺坎”，因此谁也不懂这究竟是哪里。遗憾的是，没人注意我的报告。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判断，这的确是不幸的。
电报发出后，莫理循去了旅顺口。
11月22日，莫理循在旅顺口向《泰晤士报》发出一篇长篇报道，对其先前的电报加以补充。
莫理循在报道中说：
俄国人想尽量把铁路往南延伸，把越来越多的满州地区和俄国的领土相连接。
……
俄国人一谈起日本人的要求，都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嘲笑的神情，但是日本对满州前途的重要性决不能忽视。
几天后，莫理循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在这段日子里，莫理循不只是以记者的身份在采访，其实他一直通过电报向《泰晤士报》呈送收集到的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最新情报，他依然是个大英帝国派出的跨国间谍。
为了掩盖间谍身份和谍报内容，他在电报中故意将“亚瑟港”这个名称改用中文名称“旅顺口”。目的是躲避中国当局的审查。但是电报员不熟悉“旅顺口”这个名称，误打为“旅顺坎”，因此《泰晤士报》不知这“旅顺坎”究竟在哪里，没人注意他的报告。
5
莫理循实地考察了旅顺、烟台等地。那时，山东省的面积比英国还大，人口比英国还多。
莫理循将收集到的俄国在华胶州湾情报，呈送给《泰晤士报》高层，为了引起英国当局的重视。
但英国政府似乎对此并不太重视。莫理循显得有些迷惑。
莫理循于是在1897年12月急急地返回北京，想知道一些英国政府对此的真实态度。
其实，英国政府并非莫理循想像中的无所作为，当俄国修筑中东铁路，使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时，英国政府早已意识到大英帝国在中国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受到严重挑战。
英国在中东铁路修筑前，就已尼将维护并扩大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作为其远东政策的重要目的。事实上，俄国虽然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将东北和朝鲜半岛作为下一个扩张目标，但英国却是远东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获取者。
俄国带头干涉“还辽”和修筑中东铁路，使英国看到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无力牵制俄国。为此，英国决定放弃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向外寻求同盟的力量，以期大英帝国能够在中国，同俄国相抗衡。
英国政府在获悉俄国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消息以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便提出，要改变英国既不参加德奥集团也不靠拢俄法集团的外交政策，寻求美德对英国的支持。此建议得到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和内阁的支持。
当莫理循全力关注俄德动向时，英国的一些政客和商界的目光却在注视着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渗透。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清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6
期间，莫理循在中国经历了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狩和回銮等重大事件。
莫理循不仅作了不少报道，但也发表了不少言论。
1899年9月，莫理循用他在中国工作的间隙，离开北京第一次回英国度假。他在三年多以前离开英国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流浪汉，现在他回到英国后几乎成了一个英雄人物。
当莫理循回到英国伦敦时，《泰晤士报》大老板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你已经做出了世界上没有旁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你所发来的电讯，在伦敦具有极大的份量。如果你平白撒谎，也会有人相信，因为电讯是由你发来的。
索尔兹伯里大发雷霆，当你的电讯已被证明是确实无误的时候，他仍诬蔑为“报纸造谣”。
这个索尔兹伯里是谁?他是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显然，莫理循已被英国政府和首相视为眼是钉。英国政府对他的憎恶，也引来了对《泰晤士报》的不满。
1900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莫理循回到北京。
莫理循的成见和他所代表的利益的特点，使他仍然把中国看成只不过是列强之间角逐的场所。那时，俄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带的反派角色。
莫理循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排除俄国。他认为，日本能够而且应该被鼓动起来，在英国的积极怂恿和支持下，实现排除俄国这一神圣使命。他只不过是一个《泰晤士报》派出的驻京记者，他却俨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成功而有非凡能力的外交家。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莫理循在往英国之前先访问了朝鲜。后又在返回中国途中访问了日本。
莫理循在英国逗留的整个期间和在朝鲜、日本访问期间，他与人交谈时，竭力兜售他旨在鼓舞日本发动对俄战争的论调，而且在许多持怀疑论者面前，预言日本肯定会在对俄战争中取得胜利。
莫理循对这一问题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他很少注意中国“国内”情况和中国人民中间发生的事情。
对于天津教案和涉及外国人的其他事件，莫理循的报道中，被说成是中国人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证明，因此应该受到惩罚。
莫理循从不将中国老百姓放在眼里，他眼里的中国民众是未开化的愚民和可奴役的苦力。他很少去考虑中国民众的感情和不满。
莫理循比大多数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更了解或愿意承认外国人对中国的残暴和侵略，但他从未将义和团起义的爆发和在那以前不久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虑。
因此，当狂风暴雨来临时，他所感受到的惊讶，并不比旁的外国人小。很多年以后，莫理循承认，他没有料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他在中国任职期间的错误判断之一。
期间，莫理循专访过卷入戊戌政变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却又读不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莫理循替康有为歌功颂德，又搅乱出两件外交麻烦事；莫理循不能正确评价义和团，在庚子之乱时又充当了反派角色。
莫理循在英驻华使馆杀了6名清兵；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时，他同样劫掠珍宝据为私有；他还在签订“庚子赔款”时，企图索取对其个人的私利赔偿，受到英国政府官员和《泰晤士报》上层斥责。
一心想出人头地，一度将自己视为无冕之王的莫理循，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已开始被英国政府和《泰晤士报》抛弃，他的记者生涯由此行将中止了。
是记之。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11月13日
周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