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
1898年12月回到北京
，那年莫理循 36岁。
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光绪帝载湉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光绪帝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
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
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帝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但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瀛台，慈禧太后宣布第二次垂帘听政。
慈禧对推动维新运动的张荫桓恨之入骨。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的次日，慈禧宣布训政，捉拿张荫桓，下令处死。后经洋人列强的干预，使张荫桓得以免死，发往新疆。
当时，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公使馆的一些官员，其中包括参赞休.格维纳，曾密谋把张荫桓劫持到英国公使馆保护起来。他们声称有权保护一个维多利亚女王曾授予爵位的人，不过他们是否有权这么做很值得怀疑。
他们把这个计划透露给张荫桓的秘书梁震东爵士，要他设法转告张荫桓。没想到张荫桓的回答是：不希望有人干预中国的司法程序。
两年后，慈禧在处死五大臣之前，又下令在新疆戍所处死张荫桓。张荫桓是继六君子之后为变法捐躯的又一人，也是参与变法的朝廷大员中的唯一殉难者。
虽然英国人没能救下张荫桓，但是英国的外交斡旋却有可能使被囚禁的光绪帝免于丧命。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警告慈禧：如果光绪皇帝被处死，英国和其他国家对此将会感到非常不满人。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谣言在上海流传：光绪帝已被处死了。
为了证实光绪帝是死是活，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建议派一个欧洲医生前往瀛台探视被囚的光绪帝。以便杜绝这些在上海流传不绝的谣言。
结果，法国公使馆医生戴瑟维博士入选，担负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探视光绪任务。因为他是唯一隶属于外国公使馆的医务人员。
一直期望出人头地的莫理循却失去了这次机会，他非常不满这个决定。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北京的高级医生”，资历更高，更有资格担负此重任。
但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认为，莫理循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是恰当的人选。
法国公使馆医生戴瑟维博士探视光绪后，稍做检查后，就宣布光绪帝还活着，也就中止了谣言的流传。
2
莫理循因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的拒绝，他失去了前往瀛台探视被囚光绪帝的机会。但他没有放弃对戊戌变法的关注。
9月20日，莫理循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作了一次长谈，并将这次采访报告了《泰晤士报》。
志士时代的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政治家，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元老，甲午中日战争策划者，曾任日本首任朝鲜统监府统监。
伊藤博文，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沧浪阁主人，本姓林氏。父林十藏，母名琴。其父原在村务农，后去 不久，入伊藤武兵卫家做工。武兵卫年老无子，收十藏为养子，伊藤博文即随父母入伊藤家。伊藤博文自幼备尝辛苦，其父外出打工时，伊藤博文随母寄居外祖父秋山家，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时他是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童，村里的孩子叫他饿鬼大将，胡说利助。
伊藤博文首次留英回国后，他作为“交际家”被认可，超越身份地活跃在藩政治的最前沿。明治维新后不久，伊藤提出了若干制度的建议，逐步完成从交际家向“立法者”的蜕变。这个时期的伊藤，沉迷于文明。
但在1971年至1973年，伊藤博文跟随岩仓遣外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伊藤目睹了文明政治的脆弱。之后，他在日本作为政体调查的专家登场，以渐进主义设计制度，进行旅欧宪法调查，制定《明治宪法》，深入参与到日本维新改革的进程中。伊藤博文一贯的政治哲学是：这个世上的存在是变化无常的，政治也应随之不断地改变。
3
亲历戊戌变法的伊藤博文，他与光绪帝有很好的关系，他也曾替张荫桓向李鸿章求过情。
莫理循为何要与伊藤博文长谈，伊藤博文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8月开始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博文游历了中国、韩国两个国家。当时，伊藤博文受到戊戌变法运动领导者康有为等人的热烈欢迎。不仅如此，当时慈禧太后一派为了排挤康有为等变法派发动了武装政变，而伊藤博文也被卷入其中。可以说，亲身经历戊戌变法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于伊藤博文而言也是非比寻常的。
那么，在中国的这次经历对伊藤博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他的政治构想、外交观念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是发生在日本组建第三次内阁失败，将政权移交给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宪政党内阁之后的事。
由于伊藤博文一心推行的政党结成未能实现，伤心之余，他在8月19日从长崎出发，开始了他的中韩游历之旅。
在伊藤博文的生涯中，他曾若干次到海外吸收扩展新的见识，深化政治理念，抱着对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展望回国，从而克服其政治危机。
他从秘密赴英开始，到岩仓使团和宪法考察，皆是如此，此次中国之行也不例外。
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以后，于22日到达仁川，首先踏上了韩国的土地。25日，伊藤博文又到达汉城，拜谒了在一年前刚刚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就任初代皇帝的高宗。
伊藤博文向其夫人梅子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朝鲜之国王及其政府之待遇，迄至今日非谁人可受也。”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作为古老韩国的新君主亲自向伊藤博文寻求关于施政方针建议的样子。但是，此时的高宗做梦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会在几年后作为统治韩国的统监再次来到韩国。
伊藤博文一直在韩国待到9月8日，期间宴请应接不暇。他在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每日每夜之宴，蒙诸位邀请，虽汗如雨下，不辞疲弱，不觉光阴似箭”的内容；亦可以管窥伊藤博文因在韩国受到热情招待而满心欢喜的样子。如同在其他书信中所言，伊藤博文将他在韩国停留期间的心情描述为“如梦之心境”。
4
伊藤博文这种像做梦一样的愉悦心情一直持续到访问中国的旅途中。他在11日抵达天津，他在写给夫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国之上下，欢迎我之事，非文笔可尽书”。
这种让伊藤博文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宴请程度，不是仅仅用中韩两国风俗热情好客就说得通的。
实际上，中韩两国的政要们对伊藤博文怀有很高的期待和希望。
1898年9月13日伊藤博文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中记录：日夜宴会甚为忙碌，多数之中国人来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尽力之托付，为络绎不绝之势也。迄今日所闻，皇帝乃甚为贤明之君主样子也，年龄未及二十七岁，若行至北京，有各种之下问，有此传闻。
由此可见，在中国，伊藤博文也被当作是近代化的指南针。从上面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政要络绎不绝的请求之声，伊藤博文自己也是不置可否。要是能去北京的话，皇帝会亲自垂询吧。怀着这一揣测的心情，伊藤博文在14日到达北京了。
伊藤博文(左）与长谷川好道（右）一同坐马车准备前往统监府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时，恰逢康有为等人在首都北京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伊藤博文有幸目睹整个过程。
维新变法由光绪帝正式颁布政策，是中国进行全面立宪制改革的高潮。
在这一情势下，迅速让过去被蔑称为东夷的日本施行宪法政治，推动文明开化，超越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伊藤博文，无疑被此时的中国推向了改革的神坛。
根据当时早期开明人士严复所刊发的日报《国闻报》所记，为了让伊藤博文留在中国，北京方面计划让他担任变法的顾问。
伊藤博文在到达北京之后的第二天，他就与乾隆帝的曾孙、之后又成为清政府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展开了会谈。而且，在五天后的20日，他还谒见了光绪帝。
关于这次会见，伊藤博文谈道：“二十日亦有谒见，其接待乃迄今未有之先例般郑重。其后有相当总理大臣之皇族庆亲王之宴请，此亦迄今未有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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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发生在伊藤博文谒见光绪帝的第二天。
以西太后慈禧为主的守旧派感受到了皇帝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危机感，于是决定发起一场清除变法派的武装政变。光绪帝被幽禁，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谭嗣同等被处以极刑，光绪皇帝的心腹、力促伊藤博文与皇帝见面的张荫桓则被流放新疆。
26日政变事件尚未平息，伊藤博文在给其夫人的书信中，记录了整个事件发展的原委：
然二十一日俄然有变动，皇太后代行政事，此乃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如此之策划尽入皇太后之耳，皆不为采纳。又一说云企图排除皇太后。何为真相耶？实难知晓中国之事。
一句“实难知晓中国之事”，显露出伊藤博文已经看到：曾把自己推上改革神坛的改革浪潮，只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的全过程。这是他当时所发出的真实感慨。
在同一封书信中，还记录了伊藤博文替张荫桓向李鸿章求情的经过。
6
日元上的伊藤博文头像
25日，林权助的驻清临时代理公使官邸召开了欢迎伊藤博文的宴会。
李鸿章受邀出席了这次宴会，但是在宴会期间英国公使的随从带来了次日处决张荫桓的消息。这位随从向伊藤博文表达了“希望伊藤侯爵为防止该处刑尽力”的请求。
1884年伊藤博文曾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于1895年4月在日本下关与中国代表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因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曾有过接触，由此，伊藤博文接受了英国公使的请求，才向李鸿章为张荫桓求情。这也足见伊藤博文在国际上颇有声望。
伊藤博文在1898年的中国游历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国将会延续现在的混乱状态，经济上却会产生很大的潜力，对于日本而言，加深中日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是亟需解决的课题。
伊藤博文目睹了那些宴请自己的变法派在一夜之间全部都被肃清，不由地让他发出“实难知晓”的感慨。经过这次政变，伊藤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
伊藤博文在到达北京之际，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与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之间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之时，而且斗争情势对于变法派而言十分严峻。9月7日变法派罢免了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随后西太后召集军队着手准备进行军事镇压。在这一背景下，维新派妄图通过策反新建陆军统帅袁世凯，进行军事政变囚禁西太后。
伊藤博文就是在戊戌政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奔赴北京的。他的到来，“让逆境中的维新派抱有了莫大的期待”。
但是，当伊藤博文觉察到变法派的立场，又发现总理衙门的很多大臣并不是完全赞成变法后，他开始刻意与变法派保持距离。其中，特别是维新派罢免了多年以来伊藤博文在外交上的老搭档、老辣且深谙中庸之道的政治家李鸿章，这更加让他对变法运动提高了警戒心。
9月18日是关系西太后一派是否能够翻身的关键一天，康有为到日本公使官邸恳请伊藤博文说服西太后支持变法。但是伊藤博文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康有为难掩失望地说：“侯爵非常之蔑我国也。”后来张之洞为了让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被遣返回国游说日本政府的时候就说过：“传言伊藤侯于到京之日有对康有为不满之言，康遂向皇上密奏，谓勿见伊藤侯，又疏言不可尊信日本。”
伊藤博文究竟对戊戌政变有何看法？在《伊藤文书》中留下了伊藤博文“事关国家之利害得失，尤宜慎重周详，断不可有轻躁之行为。故上有老成练达之人，确立改革方针，下佐之以盛壮气锐之士，让其各当事务以成绪，其或应寻绎。万一未细考虑此点，从猝然激进之法，适以只使之乱阶也”的看法。
伊藤博文所强调的切勿激进改革、整合“老成练达之人”与“盛壮气锐之士”等要素，对于变法派而言，恐怕除了失望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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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场景（右四为伊藤博文）
虽然伊藤博文意外卷入了北京的政变之中，但是旅途行程并没有太大改变，他继续自己的中国之行。
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以后向天津进发，10月2日他又从天津赶往上海，并于5日到达。
伊藤博文在到达上海后给其夫人的书信中又写道：“不消言到处皆为中国之官吏，迄至学者商人频频寻来，悦我之来游，闻我之话语，宴请之间甚是忙碌。”
13日，伊藤博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沿长江逆流而上去往武汉，与张之洞在汉口会面。伊藤博文刚刚抵达上海，张之洞就派人邀请他到武汉游历，很快伊藤博文也答应了张之洞的邀请。这一次伊藤博文与张之洞的会谈，与戊戌政变一样，堪称伊藤博文游历中国行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17日，伊藤博文又从汉口出发，于19日到达南京。
在南京伊藤博文见到了另外一位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称政治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不过22日，他就又返回了上海。
原本伊藤博文打算再进一步对中国的南方地区进行考察，但是由于日本方面传来自己一手造就的隈板内阁倒台的消息，伊藤博文在接到回国敕令后立刻马不停蹄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1月7日他回到了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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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遇刺（左二）
伊藤博文在接到回国敕令后，离开中国，回到了长崎。不过等待伊藤博文的却是天皇降旨让山县有朋组阁的通知。山县内阁全面否定了伊藤博文亲手制定的政党内阁路线，萨摩、长州二藩的政阀们所主张的“超然主义”内阁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增田知子认为：“这一举动说明一直以受到天皇信任自负的一代元老伊藤博文也威风扫地了”。
伊藤博文虽然将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但是伊藤博文本人却是反对日韩合邦的，在1909年的阁议中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场，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这与许多参与日本对朝鲜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
那年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同行的还有日本枢密院议长秘书官古谷久纲、宫内大臣秘书官森泰二郎、医师小山善、贵族院议员室田义文、
专列抵达后，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走进车内，和伊藤博文进行了约25分钟的谈话，之后两人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检阅俄国仪仗队。阅兵完毕之后，伊藤博文走向日本人欢迎队伍，此时，伊藤博文猝不及防，被韩国杀手安重根打倒在地。安重根的手枪内有8发子弹，发射了7发，向伊藤博文连开3枪。第一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射入，进入右胸肋，水平穿通两肺，留在左肺叶中；第2发从右关节后面射入右胸肋，穿通胸腔，留在左肋上；第3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擦过，从上腹中央射入，留在腹肌中。另外四发分别打伤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森泰二郎和田中清次郎。
医师小山善急忙爬了过来解开伊藤的礼服为其疗伤，但由于三颗子弹全射进了内脏部位，凭借随身携带的简便医疗器械难以将其取出；再加上安重根使用的是高杀伤力的开花子弹，使得伊藤博文内脏出血无法止住。
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不治身亡，终年68岁。
康梁变法失败，梁启超被慈禧追杀，前日相伊藤博文正好在北京，他亲自安排营救，用军舰把梁启超接到日本庇护。但伊藤被韩国暴徒安重根暗杀时，在日本的梁启超竟写诗赞美凶手。梁启超这个所谓大知识分子，是什么品德？
伊藤博文墓位于港区原水神社伊藤家族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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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和康梁变法失败，以及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莫理循感兴趣的是自己注意到了日本上层人物与流产的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康有为曾极力主张中国和日本结盟，采用日本的改革方式，按日本模式重组中国陆军和海军。六君子中每个人都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莫理循也注意到伊藤博文在这个时机出现在北京，他在慈禧对改革派发动攻击的前一天，还觐见过光绪皇帝。为了获得更多情报信息，莫理循与伊藤博文作了一次长谈，而不是专访。
莫理循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详实报道。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并不是履行记者的职责，而是着重在情报收集。他将这次长谈的要点向《泰晤士报》姬尔乐做了汇报。莫理循的汇报说：
他（伊藤博文）对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感到非常失望，认为中国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没有人愿意负责任，没有人敢在追随者面前勇敢地、公开地站出来，带头冲锋陷阵。
皇帝颁发了许多变法维新的诏书，但却从未付诸实施。
皇帝颁发的一道政令指出，政府官员应当正直、廉洁，不能贪污腐败。但是这并不能改造那些不可救药的贪官污吏。这些人经过世世代代的世袭遗传，已经腐败透顶，贪污成性。
……
最简便、最有效而且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朝廷迁出北京。只要皇帝还留在北京，任何改革措施都是水中之月。日本实行改革时，就是把朝廷从京都迁往东京。
莫理循还向《泰晤士报》姬尔乐汇报了伊藤博文谈到的税收、俸禄、筑路和军队建设问题。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姬尔乐汇报时也提出了他不同于伊藤博文的建议。莫理循认为：北京仍然是首都，俄国掌握着清廷发祥地的满州，就必须在清廷的政府机构中享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也必然能通过中国名个省份的统治阶级来扩大其影响。朝廷留在北京，加强其在全国的权力，符合俄国的根本利益。
莫理循的汇报和建议，并没有得到《泰晤士报》姬尔乐的重视。姬尔乐需要了解的是伊藤博文此次访华的真正目的。莫理循无法讲清这一点。正如莫理循的评论中所说：“伊藤的访华目的可能还没人知道。”
其实，当时才36岁的莫理循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一个跨国游荡的流浪汉，突然成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他在京时根本就没有写出什么有质量和价值的新闻报道，经常受到姬尔乐的批评。
一个政治素质并不高的莫理循，没能看到中国正在觉醒，他没有看到鼻子底下的中国理性和伟大的革命运动，他只看到眼下这些细微的阴影。莫理循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大清政府，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主要是缺乏教育。因此，莫理循只把目光盯在中国的官场，只关注于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他将中国维新变法奚落为劣质的仿效西式。
虽然莫理循也看到了中国的腐败，蔑视中国崇尚繁文缛节的腐败官僚阶层，然而他却以同样的腐败官僚的眼光审察中国。
腐朽的清末官吏
10
岁月流逝，莫理循时代早已过去。但莫理循的影响却流传至今，比莫理循还要莫理循的人，依然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一些号称精英的学者公然否定清末皇帝昏庸无能，认为“大清无昏君，奸臣”。以下是一位姓金教授的“超人超世”观点：
现在大多数人对清朝的印象应该都不是非常好，除了是由少数民族统一打压汉人之外，中国和世界强国拉开了差距也是从清王朝开始的。清朝末年对我国来说是屈辱的，不仅遭到了列强的侵略，而且还被迫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领土主权完整无从谈起，百姓性命毫无保障。
清末由于存在战争失败，多国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等事情的存在，会认为清末的皇帝都是昏君，毫无作为且贪生怕死。不过职业军人，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金一南有他不同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为什么是中国》中，他的观点是“大清无昏君和奸臣”，和众多人的想法有些出入。
金教授的“大清无昏君和奸臣”这个观点，他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来定义一下昏君和奸臣指的是哪些人，毫无作为者，对民众犯下了各自罪行，荒淫无道的皇帝叫昏君。奸臣是指不忠于君主国家，弄权施诈误国的人叫奸臣。通过定义再去看晚清的君主和大臣们都干了什么。
他认为“大清无昏君和奸臣”的主要原因大致如下，先从清末皇帝道光，咸丰，光绪，甚至是慈禧，他们对外都是强烈的。
道光帝时期1841年他对英国宣战，但最终失败了，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不仅赔了钱而且还割地。
在咸丰帝时期，在1860年，清王朝对英法宣战，这次并非盲目对外宣战，而是做好了准备。咸丰继位之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对英战争的失败，决定进行改革。在用人上面，咸丰重用了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把徐继畬防三疏作牢记于心。
在军事行动上，咸丰选择不向洋人妥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为了报仇于1859年同英法舰队在大沽口激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在次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战败，不得已再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此后的光绪帝，甚至是后期主政的慈禧太后，他们对外来强敌的态度也是强硬的，同日本和八国联军宣战，换来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在诏书中说了一句气魄的话。
“与其苟 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纵观清末三位皇帝连同慈禧太后，都不是昏庸无能之辈，他们也在变通在改革，也想为国家尊严和国力复兴而努力。那么大清末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金教授同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共有两点
第一，面对西方国家的资本制度，清王朝的封建体系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可以参考清朝官僚体系的腐败，官吏不作为，买卖官职，贪污严重。大清王朝末期虽然没有大臣投降洋人，但内部腐败问题很严重。
第二，清王朝末期皇权之间，大臣之间的内斗。
如慈禧太后和皇帝之间权力的斗争，大臣之间为了权力相互暗斗。如建造北洋舰队，李鸿章，醇亲王，帝师等虽然都是主战派，但他们都挪用了海军军费讨好慈禧太后，为了修园子而停发海军军费。大臣们各自有自己的打算，为博得慈禧太后的重用。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武器装备，国家工业化科技的发展等。
金教授如果早生一百年，一定会得到大清君臣的赏识，或许还能成为莫理循的挚友。
重温历史，启迪当今，那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知清末百姓会不会为“无昏君和奸臣”的大清朝廷唱赞歌？
不知清末百姓会不会为“无昏君和奸臣”的大清朝廷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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