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阿城境内的铁路
1
莫理循深入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俄国在华兴建铁路的情资，他首先要懂清的便是：俄国为何要在中国东北兴建铁路？莫理循一到东北就着手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活动更是明火执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对俄国同日本争夺远东至关重要，而要修建铁路，须先夺占东北。三国干涉“还辽”，对中国、俄国、日本以及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干涉还辽，战前远东的中日均势格局被西方和日本共同主宰的新局面所取代，这是其一。其二是，俄国争夺远东霸权的重点由朝鲜转到中国东北，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矛盾。日本对俄国的敌意迅速增长，日本积极寻求同盟国以加强争夺远东的优势，最终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其三是，中国对俄政策出现变化，俄国以“大救星”的形象，赢得了中国的“好感”，以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势力对清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强。
当时，大清政府为了借款“赔偿”日本，列强纷纷借机“借款”中国，俄国占到了便宜，英国却没能捞到机会。这引起了莫理循的关注，他必须为大英帝国效力。为此，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2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割地赔款，国力大损，英、俄、法、日、德、比、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攫取中国的铁路权益。他们或强行擅筑，或假借“合办”，或通过贷款控制，一万多公里的中国路权被吞噬和瓜分，形成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一次高潮。
随后，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分别设计和修建了一批铁路，标准不一，装备杂乱，造成了中国铁路的混乱和落后局面。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快了对外经济扩张的步伐，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用过剩的资本向他国投资或贷款。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共为2.3亿两白银。第1期交8000万两，第2期交5000万两，6个月为1期，余款3年内付清。
当时中国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困难，每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除了举借外债之外，别无他法。这对列强来说，却是资本输出的绝好机会。于是，俄、法、英、德、美各国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承揽借款，资本输出成为这一时期列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大清政府最初准备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因为英国人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多年，而历来借款均由海关作保。英国也曾原打算与法国和德国组成银行团，联合为中国提供贷款。但三国在磋商筹资过程中发生矛盾，未能达成协议，遂使联合贷款之议搁浅。
英、法、德三国之间的分歧，给俄国插手贷款的机会。
当俄国得知英国计划给中国贷款事宜之后，立即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为由，横加阻拦。
1895年5月3日，三国干涉还辽尚在进行中，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约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他说：“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予备询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
这时，日本政府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尚未最后答复，清政府害怕得罪俄国，决定放弃向英国借款的计划，准备同俄国交涉借款问题。
俄国就这样登上了争揽对华贷款权的历史舞台。俄国一登台，关于成立国际银行团的谈判迅即流产，俄国成了这次贷款的主宰。
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使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好感。但干涉日本还辽毕竟还有法、德两国，当俄国提出向中国贷款时，法国和德国也正在同中国接洽贷款事宜。可是，俄国态度甚为蛮横，洛巴诺夫就曾提出“分借不如不借”。
俄国不仅不同意英国参加贷款，也不同意法、德二国参加贷款，意欲垄断借款。
3
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旧址
莫理循注意到：俄国经济落后，在列强中是个穷国，本国财力无法独揽这一大笔贷款，加之正在建设之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需巨额资金，1891年至1893年灾荒更使其财政雪上加霜，从1894年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少则几千万，多时甚至达到3亿卢布。俄国本身并无可供输出的资本，想独揽对中国的借款谈何容易。
为了不错失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的机会，俄国在排斥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拥有大量高利贷资金的法国勾结。
法国之所以给俄国以财政支持，是因为深信在政治上会得到俄国的鼎力相助。如果俄国出兵远东，其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势必削弱，法国将无力单独对抗英德联盟。另外，法国在对华扩张中敌不过英国，愿意出资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并对清政府具有巨大政治影响的俄国合作，开辟远东的投资场所，同列强进行争霸。法国的想法，在之后一段时期远东国际政治中，法俄同盟在远东外交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面对国内的巨大财政压力，俄国对外要推行远东政策，只得借助法国资本，以经济手段“和平”征服中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威逼下，许景澄代表中国在圣彼得堡同6家法国银行和4家俄国银行代表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亿法郎(合白银1亿两)，其中俄国银行承担1.5亿法郎，法国银行承担2.5亿法郎；折扣94.125；年息4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36年还清。
俄国对华贷款是其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第一次出笼，是资本输出方式的侵略，具有历史必然性。俄国对华贷款，利率高，折扣大，附有政治条件，大大增强了俄国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赫德对“四厘借款”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中国方面因为过度地感激正在把俄国的金融枷锁套在自己的颈上。”《四厘借款合同》的签订，为俄国诱骗中国合办华俄道胜银行提供了条件。
海关收入是清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每年税收2000多万两白银。俄国和法国之所以在《四厘借款合同》中规定清政府以中国海关收入作抵押，主要是想控制中国财政，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对华贷款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
但是，中国海关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俄法感到靠不住。为了既能对中国的国债实行管理，又能监督中国偿还债务，俄国和法国计划建立一个凌驾于海关之上的俄法银行团联合组织。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家银行应得到俄国政府的直接庇护，拥有广泛的权利，可在东亚各国开展活动，除一般银行业务之外，可以从事贸易、货运、开展为中国国库服务的各项业务(包括征收赋税和发行货币)，获取在中国修建铁路和架设电线的租让权等，其目的在于“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便与英国人主要由于实际攫取了海关管理权而在中国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相抗衡”。
由于俄国经济实力不足，维特故技重演，鼓动法国参与他打算成立的银行。在《四厘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维特即邀请参与借款的三位法国银行家商谈成立合资银行的有关事宜。法国银行家正为俄法对华贷款利息只有四厘(希望获得五厘)而“惋惜”，对维特的提议欣然应允。
这时，法国同英国、德国的关系不甚融洽，正好可以藉助俄国的政治势力扩张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影响。
俄、法两国银行家经过谈判，于1895年12月5日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合资组建华俄银行(中国习惯称为“华俄道胜银行”)，并决定由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委员会负责起草银行章程。
华俄道胜银行由一家俄国银行和4家法国银行组成，总行设在圣彼得堡，1897年在巴黎设分行，1896年2月起在远东各国和地区设分支机构，而以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为最多，分别设在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满洲里等地。
华俄道胜银行创建时股本为600万卢布，法国占5/8，即375万卢布，俄国占3/8，即225万卢布。而8名董事中，法国占3名，俄国占5名，董事长系俄国公爵乌赫托姆斯基。乌赫托姆斯基与俄国沙皇关系甚密，又是财政大臣维特的好友。总经理为俄国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总经理罗特施泰英，是华俄道胜银行的真正行长和支配者。
4
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旧址
华俄道胜银行既然是为掠夺中国而设，就必然要让中国加入其中。
恰值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给俄国实现其阴谋诡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清政府求助于欧洲列强以抗衡日本。李鸿章曾向卡西尼许诺，若俄能以力阻日，中国愿在军事上和交通上提供便利。俄国带头干涉还辽，加强了它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中俄《四厘借款合同》的签订又提高了俄国在清政府许多达官显贵心目中的地位。一时“联俄抗日”之空气甚浓，不仅慈禧、李鸿章决心投入俄国怀抱，即使原来亲英、日的一些廷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一反旧辙，主张与俄国订立密约，共同对付日本。
这种有害的主张正好适应了沙俄对华扩张的需要，给他提供了一个在中国东北勒索“借地筑路”权的现成机会。于是，俄国借口尼古拉二世在1896年5月26日举行加冕典礼，指名邀请亲俄派官僚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身份前往祝贺。临行前，慈禧太后向李鸿章面授“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外交宗旨。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一行自上海启程赴俄，4月30日，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
双方谈判之初并不顺利，因为中方希望缔结秘密同盟条约，俄方则希望签订建筑铁路合同。
李鸿章虽有与俄订约的思想准备，但是他担心允许俄国“借地筑路”，无异于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因此迟疑不决。
维特和洛巴诺夫利用清政府对日本的恐惧，以海军“相互援助”为诱饵，兼使贿赂手段，迫使李鸿章最终同意俄国借地筑路。
5
6月3日，李鸿章与维特、洛巴诺夫代表中俄双方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所谓《中俄密约》，9月28日在北京互换生效。
《中俄密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中俄两国对日军事同盟、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建筑中东铁路的问题。后者是条约的核心，涉及双方的利益，也是俄国的主要侵略目标。
当时《中俄密约》是俄国利用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恐日心理，诱使中国与之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以达到其向东发展的目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以夷制夷”思想，寄希望于外国强权的帮助，依靠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去约束另一个侵华的外国势力日本，服务于本国利益。在自身国力弱小且对俄国的险恶用心缺乏分析的情况下，中国欲利用俄国日炽的气焰以牵制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努力是徒劳的，签订的必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得到的只是一个中俄“相互援助”、“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空空如也的虚伪保证，不仅使俄国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计划如愿以偿，而且为俄国海陆军以各种借口进入中国东北和占领中国口岸开了方便之门。
《中俄密约》第四款规定，接造铁路之事，由华俄道胜银行办理。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定。因此，铁路合同和银行合同的订立便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铁路合同问题，事实上，早在1896年5月间，即中俄秘密谈判期间，李鸿章曾经同维特和洛巴诺夫就铁路合同的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并将合同草案寄回北京。6月12日，俄国派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特施泰因和财政副大臣罗曼诺夫，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与许景澄商谈修建铁路的合同。在俄国的逼迫下，两国于9月2日签订中俄《银行合同》后，又于9月8日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中东铁路合同》)。铁路合同是主要文件，银行合同是其附件。
从表面上看，中东铁路为中俄两国共有共营。事实上，俄国政府通过铁路合同攫取了更多权益，是对中国领土和其他主权的严重践踏，俄把通过《中俄密约》获取的特权更加具体化，实际上拥有了铁路的所有权。
在签订合同前，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政府就已经达成协议，规定铁路股份70％归俄国政府，其余30％由私人认购。合同签订后不久，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又做出了全部股份由政府支配的决定。12月29日上午9时，中东铁路公司在圣彼得堡公开挂牌出售股票。由于通知仓促，每股价值高达5000卢布，在华俄商民无法认购的情况下，“招股”开始后只几分钟就草草收场。500万卢布的股票全部握在俄国财政部手中，使其成为中东铁路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者。
从该合同第三款来看，铁路的轨距应与俄国一致(俄国铁路轨距为1524毫米，中国铁路轨距为1435毫米)，使中东铁路与俄国铁路连在一起，俄国列车可以长驱直入我国东北，而中国列车却无法驶入中东铁路。
从该合同第十二款来看，虽然规定自铁路通车之日起，80年后，该铁路及其一切财产无偿归还中国，由于时间过长，铁路等设备严重磨损导致价值大幅缩水。合同同时规定，36年后，中国可以给价收回，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中东铁路合同》签订不久，1896年12月16日，俄国又单方面制定并起草了《中东铁路公司章程》30条，在合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规定了俄国所享有的特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俄国拥有铁路实际管理权。
第二，俄国获得开矿权。
第三，俄国攫取了铁路租让权和领事裁判权。
第四，俄国获得中东铁路附属地设警权。
6
1896年6月，《中俄密约》刚刚签订，俄国就派乌赫托姆斯基来北京活动，商议将银行改为中外合办，拉清廷入伙。为了与俄国“合办”银行、建造中东铁路，9月8日，中方派员赴柏林与俄方签订入股合同。
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入股库平银500万两，由华俄道胜银行在四厘借款内扣拨。这笔钱当时约合756.2万卢布，先交7/10，计350万两，合475.476万卢布。
中国投资占该行总资本的70％左右，超过初建时的资本金，但是，却从来没有向银行董事会派过一名董事。1898年，董事会成员扩至11人，俄、法两国各增加一名董事，中国仍被拒之门外。虽然入股合同规定银行的报告须随时呈交中国查核，但从未报送过。
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惨败以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被日本攫取，华俄道胜银行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为摆脱困境，经俄国政府批准，1910年6月，华俄道胜银行与另一家有法国大量持股的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又称大北银行)合并，更名为俄亚银行，于当年10月正式对外营业，但中文名称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旧称。
俄国不但没有将华俄道胜银行改组知照中国政府，而且事前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将中国500万两白银的股本改为350万两。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当年9月获悉华俄道胜银行改组的消息后，也未及时交涉。
直到华俄道胜银行与北方银行合并1个多月后的11月21日，清政府才收到有关两行合并及中国股本变更的函件。
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为中、俄、法合资，以私人资本为主，实际上是俄国财政部的一个变相的分支机构，不过是替俄国对华资本输出和争霸远东作掩护，对被侵略国具有极强的欺骗性，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银行，俄国此举意在攫取路权。
至此，俄国完成了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经济准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