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八国联军攻占津京
1
清廷在1900年6月21日下了一个屡遭后世嘲笑的“宣战诏书”,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份文书当回事。
6月24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司各特(C. Scott)致电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is of Salisbury),报告说法俄两国已达成共识:由于清军的行动不是依照政府命令,只是被义和团裹挟,因此法俄两国并不认为列强和中国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
司各特一度怀疑慈禧已经失势,后来又把慈禧可能召李鸿章入宫奏对看作“有利的迹象”,可见慈禧一直给外界一种亲西方的印象。
普迪南姆·威尔则相信6月25日的一次停火是荣禄在执行慈禧太后的命令。
在列强雾里看花的揣测中,也有人看出慈禧对义和团有一定的“同情”,但一直寄希望于她最终出面摆平。
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超然的立场和难以捉摸的神秘性,更有利于慈禧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对外姿态。
2
被围攻后的英国公使馆一角
据清末笔记《春冰室野乘》,董福祥的甘军攻击使馆区久攻不下,朝廷召武卫军以开花炮队协助。负责开炮的分统张怀芝在大炮架好之后向上级荣禄请示,提醒说炮一发出去,使馆顷刻就成齑粉,攻下不是问题,怕将来难交涉。
荣禄在张怀芝的坚持下只得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知道荣禄已经批准“假打”的建议,回到城墙上的炮位,命重新校正,最终对着空地射击一昼夜,不久就接到了停止攻击的命令。
当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6月24日,清军的一门的克虏伯大炮已经架在了前门上,炮弹打进了英国使馆内。伯希和6月29日的记录提到了炮弹掉进公使馆。根据窦纳乐的笔记,清军在7月2日使用克虏伯大炮对使馆区进行炮击。他说,只有一两炮命中目标,大多数则都打得太高(the
majority, however, were going
too high)。同一天的伯希和笔记也提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写道:“……所有的炮声都在空中散去,一点也没有打倒我们这里。”
7月5日,法国公使饭厅被70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炮弹击毁。7月13日(星期五)这天,清军再次开炮,炮弹包括普通弹和开花弹(shrapnel shell)两种。
在窦纳乐的记载中,炮击引起了房屋着火。当天傍晚,清军又试图以挖地道埋雷的方式攻入使馆。地雷战炸死了两名法国水兵,坠落的石块砸伤了法国籍舰长,但清军方面因为没有准确估计地雷爆炸的威力反而被炸死30人。
在伯希和会见荣禄的的几天中的7月21日,上海电报局接到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发自使馆区的电报,声称英国使馆遭到清军炮击,“急须来兵解围。”
以使馆卫队装备和人数的劣势,而清军人数众多,居高临下,又拥有大口径重炮等情况看,熟知高层内情的恽毓鼎所言不虚:“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也。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并非是西方人想象的他们真的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只是清廷没有真的痛下杀手而已。清廷高层实际上一直是为最终处理危机留有后手,即吕思勉在讲义中说的“有因令缓攻者,故未下。”郭廷以则指,“由于荣禄的暗中庇护,慈禧心情变幻无常,时而猛攻,时而停止,时而谈判,时而馈赠食物。”当日的使馆区内西人也有察觉:“(清军炮击)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联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各路权臣也一直在为顶层缓颊,反复宣称围攻使馆并非太后本意。
荣禄的“假打”实为对危机进行理性处理,以备日后慈禧回旋的结果。盛宣怀曾在6月16日致函荣禄,请求尽快剿灭义和团,因为“若官兵不剿,而洋兵剿之,生灵涂炭,玉石俱焚,是爱之实害之也。”可见盛宣怀已经预见到列强的报复将是毁灭性的。另外,盛宣怀还在信中敦促荣禄有所作为,放弃“明哲保身,隐忍不言”的态度。荣禄则有一封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表明了其考量:“……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占,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戴玄之认为,董福祥并不受荣禄节制,而荣禄历来主张剿灭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处置是不仅合理而且有功的:“然则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禄)有力焉。”
清廷一方面不下令撤军,一方面不时表示对使馆的照顾之意。按伯希和的记录,6月6日清廷发布上谕“由庆亲王负责消灭义和团”,12日慈禧又派徐用仪来使馆区安抚外交官;6月25日,使馆区的看到了禁止朝廷军队向欧洲人开枪,并保护他们的告示。按恽毓鼎的说法,6月17日大沽炮台失陷后,朝廷已有讲和之意,22日下诏保护教堂教士。此时,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从最初的相信其法力悄然转向怀疑和厌恶了。6月29日,清廷令其驻外使节向相关国家政府表达了如下意思:局势已经失控,由于拳民和外国人太靠近,担心镇压反会更危及使团安全;清廷绝无和各国开衅之意图,将命令有关将领继续保护使馆;将相机惩办拳匪。
3
在炮击正酣的7月22日,刚毅致函答复请求尽快撤使馆之围的盛宣怀,声称“保使一事,早经言过。停战一事,弟不能言,言亦不行也。”这暗示,刚毅并不反对保全公使性命,也似乎向慈禧转达过这一意思,但停战的命令只能来自慈禧。
与此同时,清廷对外一直摆出一副局势一时失控,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不影响中外交往的负责姿态。7月27日这天,清廷发布上谕:“各国使臣平安无恙,并给蔬果食物,以示体恤。”
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从无一套系统,明确的方针,常以一时一事而变换,甚至有时自相矛盾……其意欲利用拳会的倾向日趋明显。”事实上,义和团并不会知道,在清廷从5月29日到6月26日颁发的一系列上谕和对奏章的答复中,从来都把他们称为作乱的暴民和会匪,应该被尽速剿灭。
盛宣怀则猜测,义和团力攻使馆本身也是刻意为之,“必欲逼朝廷与各国结不解之仇”。从盛宣怀对义和团动机的揣测来看,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形——即义和团内有人有意识地激化清廷和列强的矛盾,口头说“扶清灭洋”,实则让清洋互斗,一箭双雕。义和团领导人之一赵三多甚至亲口说过:“将洋鬼撵跑,清朝就自倒”。
从这个逻辑看慈禧和荣禄在围困使馆区期间的两手策略,也未尝不是为了避免上义和团组织者给他们下的套——中国的民间起义向来就不缺少“聪明,投机”的“政治企业家”。
在1900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中,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出清廷面临两难处境:不镇压义和团,则外交使团威胁要采取行动,如镇压,则义和团可能转而对抗朝廷。
在赫德6月10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他作了危机终将结束的大胆预言:“……这一切不过是‘中国风格’(此词用法文Chinoiserie),很可能像闹剧一样收场,又像悲剧一样震惊世界——历史还从未记录过一整个外交使团的覆灭!”
直到7月1日,被困的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仍在众人面前宣布:“中国政府绝对不敢冒险与列强开战!”
4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兵力不少。其中日军八千,俄军四千八,这也是出兵最多的国家了,英军三千,美军二千一,法军八百,意军五十三人,奥军五十人。有些打酱油的国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不过总共下来共计约两万人。
而大清究竟有多少部队在抵抗呢?其实这个还真不好说。当时驻守北京的清军有6.5万人,天津地区也有2.5万多,这些兵力加起来足足有11万人之多。
除此之外,在京津地区,还有能够配合清军作战的大批地方团练、义和团民等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人数也不算少了。
但即便人数上占有优势,但清军也没有抵抗多少时间,就溃逃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因为没有领导人。
一场战争的胜负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统一的领导,这个带头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就连八国联军都知道选一个总司令,可清军恰恰没有这个意识。
当时的清军完全是各自为战,稍作抵抗就完全落下风了。尤其是这些军队彼此之间还有矛盾,像聂士成和义和团就矛盾比较突出,虽然涌现出了很多英勇事迹,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各自为战,不仅是力量的分散,也在一点点的被消耗殆尽。
第二,清朝政府的腐朽。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腐朽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野上下贪污横行,官官相护,一个个不思进取,就在甲午战争紧要关头,慈禧竟然还要挪用军费,这样的行为,换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慈禧这样的统治者来说,战争胜利与否似乎根本不重要似的。
虽然朝廷对于军队也一直在改革,但怎奈根子已经烂掉了,朝廷自己不做出改变,完全指望这样的军队,只能说有点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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