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英国驻大清国公使窦纳乐
1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赴任北京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著名的东交民巷洋人街住了几天后，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另择住处。显然是因为其与那些衣着华贵的洋人为伍，实在显得有些寒碜。
要找回自己的尊严，那就只有混迹于穷人堆中，这话说来有些过分，但莫理循在先前游历中国西南时尝试过这种别有滋味的体验。他骑上白马，雇佣一些长相丑陋的中国苦力，如那两个“麻子脸”的“皮包骨”，顿时就觉得自己高贵了许多。
位于东交民巷洋人街的使馆区，那些使馆门前都放置了中国石狮，很像中国的衙门。建筑物却很类似西式的乡村别墅。使馆区附近有银行、商店，道路平夷，很像是京城的“孤岛”。附近居住的是那些外国侨民和本地中上层人物。对于穷困潦倒的莫理循来说，确实有点不相配。
但与东交民巷洋人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附近的市民区。那些下层民众就居住在这市政落后地段，这里也有不少饮食场所，还有茶馆、烟馆，有不少刷夜者在那里把不住边的爱吹善侃，念秧儿、揿头拍子，框外的事不少。老家雀儿爱倒窖，连手儿爱甩片汤话。还有那些个被泡的果儿、漂亮的尖果、难看的苍果和戏果们，随处可见。如果你走营闹心，你可上麻桌儿，或找个情儿、小蜜套瓷，不用担心吃黑枣挨枪子。
莫理循是个单身汉，北京人谑称王老五。局器一点，绝不会抹不丢地。
作为个跨国记者，下基层去，与百姓打成一片，也算消停吧。
毫不奇怪，莫理循在离使馆区不远的中国人住宅区找到了住所。
莫理循开始写信给他的母亲：
我租了一套中国人的房子，并把它改造成欧式住房。我一个人住，只有书和我做伴，到使馆区要走好几条骯脏的街道。
我有一辆马车，养了两匹马，雇佣了一个车夫（月薪2英镑）。另外，我还雇佣了一个男仆（月薪1英镑）、一个主厨（月薪1英镑）、一个小厨（月薪12先令，由主厨付）、一个小工（月薪14先令）和两个马夫（月薪共3英镑，其中副马夫的工资由正马夫付）。
北京的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但却不乏仆人可用。
莫理循居住在中国住宅区，俨然成了那里的阔佬了。中国人看到这个洋人，爱瞜瞜，张着神，打漂儿也不敢勺上，大多数人还是颠儿了，怕披虱子袄。
2
莫理循一安顿下来，便开始走访当地官员、商人和教会，以及驻华使馆人员。
众所周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使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次战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英国，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力。
英国陆军上校窦纳乐爵士（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是当时的驻华公使，因在战争中出力不小，还获得了军事版的巴斯勋章。
莫理循回忆录中写道，他一开始工作就得到刚刚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的帮助和鼓励。
那时的窦纳乐爵士45岁，身材修长，长着大鼻子，眼睛里常流露出责备的神情，蓄着一副可爱的、像上了腊似的细长胡子。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
窦纳乐1852年6月12日出生，1915年9月10日去世，英国外交官，长期在中国清朝以及日本从事外交工作。
早年的窦纳乐就读于拉特兰的阿宾汉姆学校（Uppingham
School），后来在伦敦的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就读，开始了军旅生涯。
1872年，窦纳乐获得军官委任，在第74（高地）步兵团服役。窦纳乐于1882年参加了英埃战争，获得了埃及奖章。1887～1889年，担任驻桑给巴尔总领事，其后派驻在西非服役。
但是，由于比较关心英国外交部的事务，窦纳乐称自己是一名“军事局外人”（soldier-outsider）。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埃及的干涉引发了埃及军队的兵变，威胁到了英国支持的埃及凯迪夫（Khedive of Egypt）特菲克·帕夏（Tewfik Pasha）的权威，英国为了自身利益进行了军事干预。英军在埃及也卷入了埃及与苏丹的冲突，埃及自1820年代之后就占领着苏丹。窦纳乐获得的这枚埃及奖章，是英国表彰殖民功绩的奖章。埃及奖章可加缀13种扣环，窦纳乐获得的奖章上面加缀了3种扣环，表明他曾经参加了3次重要战役。
1896年4月24日，窦纳乐出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1896～1898年兼任驻朝鲜国公使。
窦纳乐担任驻大清国公使期间，强令清政府租借威海卫，为英国商团取得包括广九铁路在内等5条铁路的修建权，推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向清廷租借新界。
当窦纳乐出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时，有人对此作了否定。莫理循在报道中借用别人的话说：“所有知情的人都批评这一任命，说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软弱，轻浮无礼，饶舌多嘴……行事作风像个军人那样武断随意。”莫理循显然是赞许这些人对窦纳乐的批评。
但他在另一篇准备拿去发表的手稿里翅改口说：“我相信，他很快就会以自己的杰出表现，获得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高度信任。”
有趣的是，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却借用托马斯.桑德森的话这样写道：“我想所有人都知道，索尔兹伯里勋爵相信窦纳乐手里掌握着他和撕人魔杰克是同一个人的证据”。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呢？
3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莫理循初到北京任职后不久就拜见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国政治家；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廷追授其为太子太保；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生于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南之阿尔马郡，1853年在英国女王大学毕业。1854年，英国外交部招考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由于成绩优秀，赫德被免试录用，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同年，又调至宁波领事馆。
到中国之初，赫德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对于一般的翻译来讲，只要能够熟悉基本语法，顺利翻译外交所需要的文本就足够了，可是赫德却对艰涩难懂的中国典籍产生了兴趣。他通过自己的汉语老师，花了3420文钱买了《易经》、《孟子》、《诗经》、《大学》、《中庸》等书籍，并很快弄懂了它们的意思。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他开始阅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连《圣谕广训》这样官方发布的道德说教，他也能在一页上花两个小时，琢磨清楚所有词汇的意思。可以说，赫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钻研及深刻理解，为他以后在晚清官场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3月，赫德奉命来到广州，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内任二等副翻译。在这里，赫德熟悉了清朝官场中的种种礼节和惯例，并以谦恭有礼、举止大方得体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与巡抚柏贵、劳崇光等人建立起良好关系。凭借这种关系，赫德首次显示了他搜集机密情报的能力。他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提交的备忘录中，准确汇报了咸丰皇帝对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不满、阻挡英法联军的任务将由僧格林沁负责等情报。
1859年，在劳崇光的邀请之下，赫德辞去领事馆的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
早在6年前的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英、法、美三国领事趁机攫取江海关（上海海关）征税行政权，洋人征洋货的税，清廷对此无所谓。此后，中国沿海各口岸海关就逐渐落入洋人手中，“邀请”洋人“帮办税务”成了惯例。
赫德加入的时候，中国海关最红的人物是英国人李泰国，他比赫德大两岁，但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江海关税务司。1861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并邀请他北上议事。傲慢的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亲王奕䜣述职。
李泰国拱手相让的机会赫德当然不会错过，他早就看不惯李泰国在中国人面前的飞扬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写下这样一篇日记，“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当年5月，赫德见到了奕䜣的头号亲信、总理大臣文祥，他事先准备了9份文件，向文祥详细讲解了长江口岸通商、税务等问题。文祥虽为总理大臣，但是在洋务方面其实也是个“菜鸟”，赫德的讲解对他来说简直是瞌睡遇上了枕头。
相比较李泰国的颐指气使，赫德谦恭而礼让，并且汉语流利、学识渊博、业务熟练，第一次见面就和文祥谈笑风生。几天后，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亲王奕䜣，奕䜣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
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7月9日，赫德在日记中记载，清朝政府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两白银。
此时的奕䜣和文祥，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投其所好的赫德提出建议：可以从关税中拨款向英国购买军舰。如果事情办成，一来他和海关的地位得到提高，二来他可以插手清廷未来的海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奕䜣慌了神，赶紧让赫德着手购买军火。赫德给在英国的李泰国去了一封信，让李泰国办理此事。李泰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拉来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两人还签署了一份合同，规定阿斯本只接受李泰国传达的皇帝谕旨，李泰国如对谕旨不满意，可拒绝传达。这就等于清政府花钱给李泰国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装。
在赫德看来，李泰国这一套绝对行不通。1863年5月1日，他在上海和老上司会面，劝说李泰国放弃那个合同，李泰国听不进去。果然，奕䜣对李泰国的做法极为愤慨，当年的6月到7月，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赫德又从谋划者摇身一变成为调停者，他同总理衙门重新拟定了新合同：阿斯本是一名助理司令，受中国海军司令领导；该舰队司令将处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的领导之下，李泰国无权控制清政府的命令。可是阿斯本不接受新合同，10月15日，阿斯本向清政府下了通牒，要么48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达成的协议，要么他立即解散军队。
文祥回应，清政府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屈服于阿斯本的要挟。文祥的强硬有其底牌——李鸿章在苏南战场顺风顺水，曾国荃打下天京也指日可待，对舰队的需要远不如当年迫在眉睫。
11月2日，清廷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并付给阿斯本和600名官兵385000两白银的遣散费。而李泰国在中国的仕途也走到了头。
1863年11月15日，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的职务，同时任命28岁的赫德为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办砸了差事，最终却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得不让人佩服其手腕之圆滑。
从“代理”扶正的赫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他早已跃跃欲试。当初，署理总税务司除了他还有一个费士来，赫德干脆没把费士来放在眼里，上任第一天就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向各口岸税务司发布通令。随后的几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
首先，赫德把原来条块分割变成了垂直领导，原来各自为政、隶属关系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关事务。其次，他实现了按章征税、按律执法，改变了以往的随意性。再次，他还引进了“服务”和“公仆”的理念，要求各口税务司简化海关办事程序，顺畅海关和商人的交流，这种为管理对象服务的理念在当时非常超前。
好制度执行是关键，赫德非常注重人的重要性。他选择海关雇员是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英国伦敦也设置了考点。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两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未婚人员抚恤金、因功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医药费、来华探亲家属旅费。如此高的养廉成本再加上各种监督制度，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作为这个廉洁、高效部门的领导，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脑不停：无论是海关各项制度的创建，还是开展秘密外交，他思考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歇；手不停：想出来的东西赫德都把它们写下来，他亲自撰写总税务司通令，向各口岸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他还喜欢写日记，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天天写，他和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往来的书信和电文据统计有千万字；腿不停：写出来的东西要落实，为此他一生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天天跑总理衙门，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调节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的矛盾，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精力如此充沛的赫德对体育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英国学校的缺点之一就是过分突出体育”。因此，他的锻炼方式只有散步和骑马。而伴随他一生的爱好有两个：写日记、拉小提琴。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财神爷”当然不能只管挣钱不管花钱，赫德对清廷内政外交的干预一直就没停过。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对清廷的积弱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强的建议。
总理衙门将《局外旁观论》抄录给东南沿海各督抚讨论，在晚清政坛引发震动。赫德切中时弊的分析，让督抚们面红耳赤、坐立不安。
李鸿章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并把正在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扩大规模、搬迁新址，大量聘用洋员，购买西式机器。左宗棠一面骂赫德狼子野心，一面开始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
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成了洋务运动的号角和“檄文”。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办的许多近代洋务企业，都是海关出钱。
此外，建设航运设施、统一全国邮政、支持幼童出国留学、倡导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组织参加万国博览会……客观地说，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化确实做了不少贡献。
然而，这些事情办得越多，赫德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就越深。当野心勃勃的赫德手越伸越长、打起海军的主意时，终于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高度警惕。
1873年，日本侵扰台湾，清廷重提对外购置战舰事宜。很自然的，赫德又成为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到1879年，他为清廷购置舰艇12艘。这引起了一些英国人的疑虑，担心这些炮舰成为对付英国人的武器。赫德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推荐购买的都是那些吨位与作战能力无法对英国远东舰队构成威胁的舰只。
这次买船的差事没有办砸，韬光养晦十几年的赫德终于露出了他控制海军的野心。1879年，他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由他担任总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总税务司。同时，他指示在伦敦的亲信金登干物色各类海军人才。
正当赫德做着统领大清海军的美梦时，他的图谋被薛福成、沈葆桢等人识破。薛福成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赫德控制海关已经尾大不掉，如果再当上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联合南洋大臣沈葆桢，上书说，赫德不能又管钱又管兵，况且赫德又不熟悉军事。在李鸿章的反对之下，赫德的海军梦就此破灭。1885年，清廷成立海军衙门，由亲王挂帅，封疆大吏辅佐，没赫德什么事。
而经赫德强烈推荐购买的那些炮艇，吨位小，炮身重，开炮的后坐力能让舰艇倾覆；铁皮太薄，缺乏自我防护能力；航速迟缓，缺乏机动性，很容易成为大舰的靶子。后来，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这件事情暴露了为中国办了不少好事的赫德在中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立场。
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经问过赫德：“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
赫德答：“我谁都不偏袒，就像骑马一样，只有坐中间才能坐得住。”
郭嵩焘继续追问：“如果有事不能保持中立呢？”
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鸿章越来越把赫德看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者。本来，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有自己的一套洋务班底，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两套外交人马很自然地形成了争夺之势，而赫德一直走的是总理衙门的路子，和李鸿章不在一条线上。李鸿章担心赫德的权势过大，转而一心扶持赫德的手下、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北洋舰队后期购买的8艘主力舰，有5艘经德璀琳推荐购自德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到1884年，战争陷入僵持阶段。在这期间，一直负责和法方交涉的是李鸿章和德璀琳。赫德虽然待在中国，但花费不少的薪水订购《伦敦图画新闻》等介绍欧洲的报刊和杂志，随时掌握欧洲大陆的信息。他知道英法埃及之争分散了法国的注意力，战争相持对法国不利。1885年1月，赫德指示金登干拜访法国总理茹费理，说动茹费理同意通过赫德这条渠道沟通中法最高当权者。
经过这番运作，赫德完全控制了中法之间的谈判权，李鸿章和德璀琳被晾在一边。赫德深知清廷好“面子”，除了割地赔款其他都好说，因此劝说法国放弃赔款，而夺取更长远的特权和通商利益。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赫德和金登干互通电报398份，互通书信46封，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终于谈妥了停战条件。
1885年6月9日，无奈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由赫德协调好的《中法新约》，履行了橡皮图章的职能。在战场上尚未最终决出胜败的情况下，法国在谈判桌上不仅独占了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从中国夺得商业特权和利益，首次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赫德这一手，既抢夺了竞争对手德璀琳的立功机会，又在总理衙门提升了自己的重要性，可谓一箭双雕，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成了他强化海关地位的垫脚石。
就在赫德为中法谈判绞尽脑汁的同时，英国外交部任命赫德为大英帝国驻华公使，赫德又惊又喜，喜的是他多年来在中国为英国利益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承认。惊的是，身份变了，将会使与法国的谈判遇到麻烦。因此，他要求英国政府推迟发表任命。
《中法新约》签订的第二天，英国公告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8月22日，赫德到公使馆就任。赫德推荐其弟赫政继任总税务司，李鸿章则推荐德璀琳继任总税务司。无论在资历还是才干上，赫政都不是德璀琳的对手，赫德不能允许总税务司这一职位落入其他列强之手，决定辞去驻华公使的职务。
毕竟，英国有很多人选可以当驻华公使，而能当总税务司的，只有赫德一个。赫德在给英国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评价他的辞职：“我认为这样对英国最为有利，当然对中国肯定也有利……外交部可以指望我的合作以进一步增进英国的利益。”
5
莫理循将自己在北京的采访，不断地向《泰晤士报》播发。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莫理循通过黄和年、少亭等中国朋友，又结识了英国商人查理和中国秀才赵起良。
莫理循经常去找查理闲聊英国在华贸易情况。莫理循又从查理处了解到赵起良此人的有关情况。
原来，赵起良仕途失意，当官无路，在查理的帮助下当上了《华英商报》的负责人。后经查理提议，赵起良开始向莫理循提供各种有关中国的商情信息和外国政府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情报。
赵起良向莫理循谈起了德国租借胶州湾和俄国租借旅顺那些事。
莫理循的目光开始投向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胶州湾“租让权角逐战”。
莫理循决定赴西伯利亚、东北、海参崴考察俄国在华铁路建设情况。同时赴烟台，了解德国在山东的情况。
莫理循将准备下一步将了解俄国、德国在华情况的设想汇报给《泰晤士报》领导。
《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姬尔乐给莫理循回信了。
姬尔乐在回信中说：
我认为英政府为俄国在华建立优势提供了方便。中国向俄法借款支付日本的战争赔偿，更使英国受挫；俄法在满州修铁路，比利时在华修京汉铁路，更使英国地位受威胁。通过你的报导，在中国发生的事已引起了英国大臣们的关注，也引起了一般公众的兴趣。
莫理循收到姬尔乐的回信后，很受鼓舞，他找到英国商人查理和赵起良，要他们继续帮助，介绍更多的朋友，包括政界商界人士，他决心再加大报导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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