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孙中山 19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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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精英们”称为“对中国充满情结”的莫理循，他为何对孙中山却充满了敌意？
翻阅由骆惠敏编著、刘桂梁等翻译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书中非常详尽的收集了莫理循在清末民初时期留下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也包括了莫理循贬损孙中山的一些言论。
孙中山在莫理循眼里只是一个“暴徒”，莫理循曾向《泰晤士报》国际部主任姬乐尔谈起过自己对孙中山的评价。
《泰晤士报》国际部主任姬乐尔于1897年4月22日写信给莫理循说：
……孙中山可能是、我也相信是一个“暴徒”，但是，那并不影响马格里的问题和中国公使的行动。我相信，毫无疑问，假如没有我们的干预，他早被中国公使馆干掉，尸骨早运回中国了。
罗丰禄之被任命，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对，不过，如果他的任命可能导致正式把马格里撤职，那么，收回这项任命会取得大大的补偿。
姬乐尔谈起孙中山时说到的马格里是谁？什么是“中国公使的行动”？
要了解这些情况，还得从孙中山及其伦敦蒙难一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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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于广东。他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
孙中山的父亲，年轻时在澳门的板樟堂街当过鞋匠。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繁荣发展，孙中山耳濡目染。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
孙中山17岁时的照片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同年前往香港读书。孙中山在香港学医的5年间，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结成被人称为“四大寇”的小集团。其时杨鹤龄在澳门的“杨四寇堂”，也成为孙中山在澳门时的重要活动地方之一。当时孙中山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官僚，而是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
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受郑观应的思想影响不少。1892年春，郑观应在澳门编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孙中山其时写的《农功》一文，经郑观应润饰而收入书中。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1892年9月，26岁的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出任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19世纪末期，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希望通过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1894年1月，孙中山写下了《上李鸿章书》，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之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郑观应，并通过新派人物王韬介绍孙中山到天津见李鸿章。
1894年6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赴天津，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但是，孙中山此行并没有见到李鸿章，同时，孙中山在天津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使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孙中山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高级干部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如邓荫南、陆皓东、杨鹤龄、陈少白、尢列、李纪堂、谢缵泰、程奎光、史坚如、郑士良、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等等，这些人多数是广府人，个别是会讲粤语的客家人 孙中山的革命经费由海外华侨和商人捐助，尤以李煜堂、李自重、简照南、简玉阶等为杰出代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孙中山摄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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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抵利物浦后换乘火车来到伦敦。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准备去探望他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并准备与康德黎一起去教堂作礼拜。
上午10时半左右，当孙中山从寓所走到德文郡街时，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廷铿故意上前与孙中山认同乡。他们边谈边走拐到了波特兰大街，迎面又“巧遇”一个同乡，邓廷铿热情地请孙中山和这个“同乡”到邓家“吃茶”。
孙中山见都是同乡，推辞不下，只好跟着邓同行。来到49号时，大门突然打开，孙中山即被挟入公使馆，并被关押在三层的一间窗上装有铁栏的小房间里。
清公使馆建于187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
鸦片战争后，英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随着对缅甸的占领，英国对中国西南的兴趣增大，并力图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开辟一条从缅甸经云南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1874年，英国组织以柏郎为首的由200余人组成的探测队，从缅甸进入云南，探明滇缅陆路交通状况。为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翻译马嘉理前往中缅边界迎接。
马嘉理由上海出发，途经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于1875年1月17日到达了缅甸的八莫，与探测队会合。19日，马嘉理带着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22日，在前往腾越的途中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击毙，柏郎等被迫返回八莫。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嘉理案件”，又称“滇案”。这一案件的发生，推动了清政府在国外设立外交机构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英国借机大做文章，向清政府施压、勒索，并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在英政府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1876年9月13日签署了解决“马嘉理案件”的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16条款，其中之一是，中国赔偿被害人员家属恤款及英国处理“马嘉里案件”所需的经费等共20万两白银，并派钦差前往英国向英女王当面道歉。
清政府一方迫于英国压力，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对外交往的需要，决定派主张洋务改革、被誉为通晓洋务，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赴英“道歉”并出任公使，同时任命刘锡鸿为副使。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携妻子梁氏以及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凤仪、德明、马格里等30余人，于上海乘船启程，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顿，然后改乘火车前往伦敦。在郭嵩焘一行抵英之前，时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苏格兰人金登干已经租好波特兰大街49号。郭一行抵伦敦后便下榻在这座100年前建造的五层楼房。
2月7日，郭嵩焘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就马嘉里案件正式道歉，并递交了国书，成为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在任3年2个月。波特兰大街49号从此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中国公使馆（后改为大使馆），并一直沿用至今。
英国人马格里是策划1896年中国公使馆诱捕孙中山事件的主谋。此人后来被晋升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参赞并被维多利亚女王册封为爵……
当时在马格里策划下，清公使馆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
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千英镑，向英国格来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千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秘密运送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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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内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包上一个硬币或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的魏玛斯街（Weymouth Street），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给康德黎。然而这些纸条大多都被扫进了垃圾箱。
据说，有个名叫艾雷内厄斯·韦尔斯的英国人捡到过其中的一张。但此翁不以为然，一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获释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关着一位大人物。
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最后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取得了他俩的同情。
17日，他请求霍维夫人秘函康德黎，通知他：孙已被囚禁。
18日，孙又请柯尔向康德黎投送求援名片。（另一种说法称，柯尔的妻子听了柯讲述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和被清公使馆诱捕事件，十分感动和同情。她给康德黎写了一封未署名的短信，介绍了孙中山的不幸遭遇并呼吁康尽快设法营救。在妻子的劝说下，柯尔于18日向康德黎传递了孙中山的求援名片。）
康德黎先后收到霍维夫人的未具名函和柯尔转交的呼救名片后，即遂与孙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奔走营救。他们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亲自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
但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再三要求下，英警方同意派警员与康、孟雇佣的私家侦探一起监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
康德黎随后向《泰晤士报》求救，但该报经请示英国外交部，决定不予刊登孙被拘捕的消息。
22日一大早，康德黎和孟生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到老贝利街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莱特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
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导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
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英国政府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
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要求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被释放，走出了囚禁他十二天的斗室。
就在孙中山获释的第二天，公使馆收到了北京清政府的通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孙中山押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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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获释不久，用英文写成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伦敦蒙难事件，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还是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一直在伦敦居留至1897年7月2日，并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
在大英博物馆的数月间，他虽然始终受到清公使馆人员的监视，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这里的书籍却使他大开眼界。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更趋完整和成熟。
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里是这样描写的：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土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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