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根据英国军情6处在冷战中传奇故事改编的007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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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几乎大部分岁月是在从事新闻事业中度过的，出于职业习惯，我当然也十分关注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包括对新闻的定义及对著名新闻人物的关注。那个被中国人称道的莫理循也就进入了我的视线。
莫理循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从一个浪迹天涯的“穷游”流浪汉，怎么会变成了英国著名大报《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又怎么会变身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袁世凯等四个总统的政治顾问？按莫理循的说法，他想为中国找一个好皇帝；按中国某些学者的说法，他充满了中国情结。
当我对莫理循从好奇到惊讶的研究中，居然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他居然是大英帝国派驻南亚从事刺探大清情报的跨国间谍。
新闻，讲究的是真实。
历史，讲究的是真相。
我为什么会质疑莫理循是个英国间谍呢？还是让事实说话，让真相作一次还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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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莫理循的新著《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各种畸形和变态的世代遗传》也顺利通过了。对于莫理循来说，这一年是他最难忘而又值得庆贺的人生转折年。
但莫理循在伦敦继续寻找工作，一连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没能落实。莫理循从报刊上看到一些有关委内瑞拉和古巴局势动荡的消息。心想自己懂西班牙语，又富有旅行经验，很适合去那里当记者。遗憾的是，莫理循从他所接触的报馆编辑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报馆已满员。
幸运的是莫理循认识了英国前驻广州领事馆代理总领事马斯·瓦特斯先生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大权威威廉.高威尔爵士。威廉.高威尔爵士是《泰晤士报》主编乔治.白克尔的私人医生。
《泰晤士报》是英国的一份于全国发行的综合型日报，是一张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报纸。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泰晤士报》在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785年1月1日创刊以来，就以历史悠久、消息灵通和客观公正著称于世。
威廉.高威尔爵士说动了《泰晤士报》主编乔治.白克尔，乔治.白克尔又与莫伯利.贝尔经理商量了此事。于是莫伯利.贝尔经理给莫理循写了一封信，同意约见莫理循。
莫理循曾高兴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10月22日，星期二。我已经接到了《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先生的来信。他约我下周三、周四或周五的三点到五点之间，到《泰晤士报》办公室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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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伯利.贝尔经理与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姬乐尔进行了一次交流。
姬乐尔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4年，不知为什么 ，他于1876年离开了外交部，他从没透露过其中的原因。1892年，他加盟《泰晤士报》，担任《泰晤士报》驻德国记者。
姬乐尔刚结束在远东的旅行回到英国，他认为俄法联盟已取代英国，成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主导力量。
不久前，《星期六评论》曾发表了对姬乐尔文章的评论：
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原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甚至比所有外国势力加起来还要大。可现在这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年前，我们还财大气粗，在大清帝国海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海关是中国政府唯一的税源。中国政府能有这笔收入，主要依靠中英贸易和英国的管理。以强大的财源为后盾，我们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在1842年，接着1860年，都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可是现在一切都 变了。
姬乐尔对贝尔说：“我不久前曾担任《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那时我曾被报社派往中国一行。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选择。我曾对这片土地有所了解。”
其实，贝尔约见姬乐尔之前，他已经与《泰晤士报》的主编乔治.白克尔、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分别作了沟通。贝尔约见姬乐尔，只是想了解更多有关远东的情况。
当时《泰晤士报》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由贝尔经理和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制定的。姬乐尔是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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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经理贝尔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了已经33岁的莫理循。
贝尔从办公桌上拿起莫理循写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转过身来：“
莫理循先生，我已经看过你写的这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小册子。你能引导我们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中国，这正是我们《泰晤士报》所需要的。你是否愿意到北京去做《泰晤士报》的常驻记者？”
莫理循：“贝尔经理，你能否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贝尔很奇怪：“为什么？”
莫理循不紧不慢，但说话有力：“我从未梦想得到这样的差事。而且，我一直希望到印度支那去，看一看法国的殖民情况，还要去暹罗看看。”
贝尔有些不高兴：“莫理循先生，对英国来说，暹罗比起中国来，那是次要的。”
莫理循固执地：“湄公河流域，还有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确实是英、法两国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三个地区。正如您所说，湄公河流域同中国相比，对我们大英帝国来说，那是次要的。我去过中国，但是，了解还不多。我们如果能先了解一下印度支那和暹罗，看一看法国人是如何征服那些支那人的，我们就更容易地将那里的情况与中国作比较，我们英国人也就能比法国人做的更出色。当然，我的意思很明确，了解印度支那和暹罗，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
莫理循对贝尔的回答非常令人惊讶，他没有立即接受到北京去的美差，居然选择先去暹罗。而且是为了先了解法国人是如何征服那些支那人，然后再将那里的情况与中国作比较，目的是让英国人比法国人做的更好。了解印度支那和暹罗，最终目标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让大英帝国能更多的获取在中国的利益。
显然，那些爱说莫理循充满中国情结的人，应该先知道莫理循选择到中国去的动机和目的了。莫理循去中国，不是单纯地进行所谓的新闻采访，而是收集中国情报，是为了让大英帝国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贝尔叼着雪茄在屋里来回踱步，突然转过身正面对着莫理循：“我可以尊重你的意愿，先到暹罗去，但你的前途在中国，你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假若你去北京做我们的常驻记者，你期望得到多少薪水？”
莫理循声音不大：“在我过去担任的两项职务中，我的薪水都是每年四百英镑。”
贝尔吐了一口烟：“你至少会得到你所期望的那么多。”
贝尔又邀请莫理循参加明天《泰晤士报》举办的晚宴。
1895年11月16日。星期四。这一天，终于到了。对莫理循来说，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天。
《泰晤士报》举办了一外破例的宴会，约见了莫理循。
《泰晤士报》经理查尔斯·弗雷德利克·莫伯利·贝尔(Moberly Bell)、总发行人阿瑟·弗雷泽·瓦尔特、主编乔治·厄尔·白克尔先生（Buckle George Earle）、殖民地部主任弗洛拉·肖、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及主任助理姬乐尔(Chirvl)都出席了这次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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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莫理循已接到正式通知，被派到印度支那和暹罗去，试用6个月。
《泰晤士报》给莫理循的任务是“对暹罗的政治、经济和贸易前景进行详细的报道”。莫理循执行的任务是一趟秘密使命。《泰晤士报》上层决策者要莫理循伪装成一个对远东贸易有兴趣的澳大利亚医生。
《泰晤士报》的经理贝尔指示莫理循：
要尽可能久地维持这种身份，不要暴露和《泰晤士报》的任何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部已把莫理循介绍给英国在亚洲的外交代表。毫无疑问，此时的莫理循已成了一个即将启程刺探中国情报的英国间谍。
为什么如此肯定地说莫理循已成了英国间谍？
也许有人会质疑，莫理循只是《泰晤士报》派出的驻外人员，执行的也只是《泰晤士报》给予的“特殊使命”，那么，我们就得再费一点时间，读懂英国的谍报史，并从中了解到莫理循与大英帝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了。
要读懂英国谍报史，首先要读懂“帝国回旋镖效应”。
什么是“帝国回旋镖效应”？
具体说来，“帝国回旋镖效应（the imperial boomerang effect）”这个术语指的是帝国利用他们的殖民地作为反暴动、社会控制和镇压手段的实验室，这些手段可以被带回帝国的大都市，用来对抗大都市内部被边缘化、被压制的底层民众。由于道德和法律限制薄弱，帝国可以自由地在殖民地人口中测试新的技术和社会等级制度。一旦完成测试，随着帝国的人员和知识的流通，会在殖民地施行这些镇压的方法，并且将其带回帝国国内的中心地带。
“帝国回旋镖效应”是指先在殖民地实验室里测试社会控制的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然后再在帝国内部部署，用以针对被压迫人口的过程。它指的是帝国主义向内转，用来对付帝国的大都市内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数族群。
英国为“帝国回旋镖效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研究。这个国家的一些最具强制性的机构，那些在镇压政治异见和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机构，包括大都会警察安全局，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帝国需求。不列颠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指在殖民地所做的事情，它在不列颠群岛内部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1世纪英国左派的战略考虑也与此有关。
大都会警察、特别处和爱尔兰试验场，都是英国运用“帝国回旋镖效应”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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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情报局
我们常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却很少有人知道警察起源于英国。
对于英国警察起源的普遍看法始于谦卑的巡警。在一端，伦敦的扒手和卡通片中的恶棍受到了法律严厉而公正的惩罚；而在另一端，小区巡逻队则为人指路，帮助孩子们过马路。
这种混淆事实的神话与英国警察崛起的残酷事实相距甚远，这一残酷事实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爱尔兰的一支占领军。在18世纪晚期，一支新的专业力量被创造出来，用以控制在英国殖民地上难以驾驭的臣民和农民起义。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功的殖民统治方式，1829年建立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直接套用了这一模式。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统治精英在国内外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其蓬勃发展的海外领土上，“革命时代”撼动了大英帝国在北美、加勒比海和爱尔兰的地位。在国内，一无所有的工匠和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用民主参与的颠覆性思想威胁着精英的权力。新的人权观念正在使残酷的军事镇压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爆发的动乱越来越多。需要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更好地掩盖对被殖民者和无产者的强制管理——需要的是一支警察部队。
殖民时期的爱尔兰成为了这个新机构的理想试验场。英国内阁的爱尔兰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在都柏林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半武装的、处于军队和平民之间的警察部队，专注于执行殖民地秩序。这支新部队将社会控制更紧密地嵌入民众中，使爱尔兰各地城镇、村庄的国家情报收集和执法人员的存在正当化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情报局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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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6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开山祖师”
英国情报部门由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海军情报局和政府通信总部等共同组成，最后由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统一管理。
英国情报局还有负责监视英国境内恐怖分子活动的英国伦敦警察局（苏格兰场）等情报机构。比较著名的是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以前的正式名称是“军事情报部第五处”（MI5），主要负责英国国内的安全工作。
秘密情报局，以前的正式名称是“军事情报部第六处”（MI6），主要负责搜集英国国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
MI6=Military
Intelligence 6，又称秘密情报局， MI6是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的缩写代号。西方情报界把MI6看成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开山祖师”。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行动和效率是局长的责任。他有义务确保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所有行动都完全符合法定的职责。局长由外交大臣任命，并向外交大臣负责。
英国秘密情报局从事秘密情报的收集，和在海外发动秘密行动。在海外收集与以下范围有关的秘密情报∶
·国家安全（尤其有关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范围
·保护英国经济利益范围
·防止和侦查严重犯法范围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媒体的关系非常特殊。媒体的询问都需通过外交和联邦部里的新闻处的特派新闻官。由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性质是秘密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和英国政府对此局一切行动，职员，情报员以及和海外情报机关的关系，一直都是采取不予置评的政策。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新闻处。
军情6处的身份非常复杂，英国军队内部将其称为陆军情报6处，又称秘密情报局，对外则称“政府电信局”或“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局”。
军情6处一直忠于自己保密的传统。自从第一部007电影于1962年10月4日公映后，007电影系列风靡全球，到今天历经40年仍长盛不衰。影片的内容就是根据军情6处在冷战中的传奇故事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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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情报局对外又曾称为“政府电信局”或“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它工作的重点是防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局不稳、犯罪活动和贩卖毒品等被认为与英国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西方情报界把秘密情报局看作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前身。
那么莫理循与秘密情报局有联系吗？
1895年，莫理循被《泰晤士报》录用后，原任命他为驻北京记者，但他却执意要求先到暹罗去，因为当时英、法两国正在争夺暹罗，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冲突暗流汹涌。暹罗与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只要了解了暹罗才能打开中国的南大门。
《泰晤士报》高层同意了莫理循的建议，并要求他隐瞒记者身份，以医生的名义收集那里的情报。还给莫理循开具了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殖民部，以及英国前驻曼谷公使斯科特等许多人的介绍信，就连英国首相兼外交国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左右手，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也亲自为他写了介绍信给英国驻暹罗总领事德本森先生。莫理循成了英国驻曼谷临时代办莫利士.德本森的座上宾。
莫理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游走在泰国、越南、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到处收集南亚和打开中国南大门的情报，他的工作不但得到《泰晤士报》的高度评价，还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赞赏。
1896年11月14日，英国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爵士写信给《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说：
我们非常感谢莫理循先生所提供的信息。您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这里需要再重复说一下：
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对外又称“政府电信局”或“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
军情六局是英国的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国内外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
那个写信给《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并赞扬莫理循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他当时的职务是英国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就是“军情六局”的对外称呼。
显然，莫理循实际上是接受了“军情六局”的领导，他正做一件神秘的情报收集工作，这是一次英国政府窥测中国的秘密行动。
但是那些研究莫理循的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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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接受了《泰晤士报》交付的秘密使命，于1895年11月离开英国，去了暹罗，目标却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南大门，扩展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
莫理循在暹罗曾为此骄傲地写信对其母亲丽贝卡说：
我带上一架非常好的柯达照相机……考究的服装和几封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介绍信。
在这一年多的收集情报活动中，莫里循多次给他的母亲丽贝卡写信，信中也透露了自己正在执行“秘密使命”的情况：
我亲爱的母亲：
我收到您的许多来信。我没有把我所要做的工作向您说得更清楚些，您不会因此而埋怨我吧？
事情是这样的，《泰晤士报》要我做一件很特殊的工作，我是带着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殖民部，以及英国前驻曼谷公使斯科特等许多人的介绍信，才来到这里的。就连英国首相兼外交国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左右手，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也亲自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德本森先生。德本森先生是英国驻暹罗总领事。为什么这么多政府要人为我的这次远行打开通路？因为，我是在替大英帝国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到处受到王室和暹罗当局的极大关注。
我眼下正在做着《泰晤士报》要我做的事情。但我能否做了使他们满意，还得等着瞧。现在，我准备到曼谷以北的地方去看一看。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亲爱的母亲，由于我目前的工作，保密是绝对必要的，请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现在的工作情况。我可以对您说，现在就连我的开支由谁来支付，甚至连大英帝国外交部也不得而知。这一点，目前只有德本森先生知道，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使。我不得不将实情告诉他，否则我就无法和他相处，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消息。
我目前还没有在工作中作出成绩，但《泰晤士报》对我的期望很高。《泰晤士报》的主编白克尔和其它一些著名人士，都曾友好地和我一起进餐，他们都不得不待我很好。您不要以为您的儿子在向您夸海口。有一个人说我是个谦逊的讨人喜欢的人。《泰晤士报》贝尔经理的夫人就说过，我写的那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非常吸引她。
我这次动身非常匆促。我临行前，答应除了英国公使或者其它负责官员外，我不对任何人谈起我这次的使命。我知道，您对我的此行使命也会保持缄默的，不然的话，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我总算交了好运。此行，如果成功，您将听到我的好消息；如果不成功，情况也不会比以前更坏。
我的身体很好。
您钟爱的儿子
厄内斯特
1996年2月18日于曼谷
莫理循写给他母亲丽贝卡·莫理循太太的这封信，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此行的背景、任务和目的。莫理循是带着印度事务部、外交部、殖民地部以及英国前驻曼谷代办斯科特公使等许多人的介绍信来到了那里的。就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左右手，外交部常务副国务大臣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也亲自为他写下了给英国驻暹罗总领事德本森的介绍信。
莫理循为了效忠大英帝国，攫取在暹罗和中国南部的经济利益和侵害两国的主权，做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他此行绝对不是履行记者的职责，而是担当了英国间谍的角色。他给其母亲的另一封信中，记录了这一事实。莫理循还特意关照他的母亲对他的这趟使命保持缄默。
莫理循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我怀里揣着各种各样的介绍信来到这儿，其中有印度事务部、外交部和殖民部的介绍信，有英国驻曼谷代办斯科特和其他显赫人特的介绍信。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得力助手托马斯.桑德森爵士也亲自为我写下了给莫利士.德本森的介绍信。
我在这里到处都受到王室和暹罗当局的极大关注。
我在做报社要我做的事情，但结果是否能使他们满意，还得等着瞧。
眼下我正准备到曼谷以北的地方看一看……我总算交了好运。
此行如果能成功，您就会听到我的好消息。如果不成功，情况也不会比以前更糟糕。您务必对我的这趟使命保持缄默。
10
1984年2月1日，莫理循32岁那年，他从上海出发，对中国的湖北、四川、云南进行了旅行考察，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罂粟种植和鸦片自产自销的情况。那时的莫理循只是一个穷游流浪汉，一无所有。
现在的莫理循已是《泰晤士报》委派的隐瞒记者身份的跨国间谍了，他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刺探中国南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最终目的是协助大英帝国打开中国的南大门，从中国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当莫理循到达景栋后，居然在护照问题上出了件麻烦事。按当时规定：任何英国公民从缅甸进入中国，都必须持用中文写的护照。可是在景栋，没有人会写中文。所以英国专员只得临时签发一份英文、掸文和怒文写的申请书，让他带到中国边境当局提出申请。
莫理循伪造了护照申请书，并用范霍顿牌可可粉罐头印戳冒充“冠冕堂皇的关防”印鉴，然后若无其事地向中国边防递交了这份假冒公函。他给防官员送了一块在广告上经常见到的能治疗颈部皮肤病的肥皂，立即就得到了一封通行授权信。这封通行授权信在译成中文时，却故意错译成，兹有英国女王特派的皇家医生，应云贵总督的迫切要求前来救死扶伤。
那是1896年，34岁的莫理循通过伪造通关文件和行贿手段，骗取了从缅甸入境中国云南的通行授权信，成功地踏上了前往昆明的中国土地。这也是莫理循第二次来到云南。
莫理循为此得意地写信给《泰晤士报》经理贝尔：
亲爱的莫伯利.贝尔先生；
很遗憾，我被当局的行动耽搁了将近一个星期。我申请护照的请求被交给了印度，而从那里得到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却说，英国官员无法签发去中国的护照；这种证件只有向北京或者向边境上的中国当局申请才能得到。复信说，如无护照就不能获准进入中国。没办法，我只有说服斯特林先生，他是缅甸政治部的政务官。他曾不断地发出电报催促此事。在他的允准下，我今天已携带用英文、泰文和中文填写的申请书，动身去了边境，向中国边境当局提出申请。
在这里，按照我们大英帝国的外交礼节，必须像对待欧洲人那样同中国人打交道。一般说，中国人在边境也必定会设有行政机构。我正在努力去寻找这个中国当局。因为我迫切地想到中国云南的思茅去。然而，我总有一种感觉，中国的边境当局，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行政机构。中国政府机构的腐败无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料，我在这里逗留期间染上了时疫，躺了一、二天，稍感虚弱。我已经买了两匹小马，并且雇人陪我到了景栋。驻缅甸高级专员的秘书长曾打电报给我，说现在这里是有害健康的季节，不适宜于旅行。这个地方现在流行病猖獗，在一个六百人的团队里就有一百二十七人患时疫病倒。同时，这里的缅甸边境代理人也给我书面通知，说路上到处有中国土匪出没。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进入了中国。如果一个中国佬懂得英文的话，他一定会发现，我用英文填写的护照申请书，在译成中文时，翻译得太离谱了。我的英文申请书是这样写的“兹有莫理循博士拟前往旅游，恳请惠予发给所需护照为荷。”但我在译成中文时，故意改成“兹有云贵总督知交皇家医师莫理循，拟往中国游历。按条约规定，应受皇上保护，恳请赐发安全施行护照。”我还在这两份公函上盖上了两颗印章，每行字的旁边都用中国的朱笔画上红线，封进在驿站才能找到的那种最大的信封中。信封又盖上关防章。这个关防章是我用范霍顿牌可可粉罐头听的听盖制成的。
你不用奇怪，在那些愚蠢的中国小官吏面前，这份护照完全能确保我受到他们的尊敬。要不然，我就真是不懂得中国人了。
永远忠实于您的
乔.厄.莫理循
1896.6.12
与第一次游荡云南不同，那时的莫理循是个游荡异国的流浪汉。这次重游云南的莫理循，已与《泰晤士报》签订了一年的聘用协议，他的任务是隐瞒记者身份，假借旅行医生名义收集泰国、越南、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尤其是收集与这些国家有交集的中国云南资讯，实际上他是代表了大英帝国利益的跨国间谍。他与《泰晤士报》上层领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莫理循并非诚实的记者，他的撰稿与他的人品一样，虚构渲染的成份太多，且总是编造出不少他遇到危险时战胜困境的故事。
莫理循曾接到《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新任主任姬乐尔先生打来的电报。
姬乐尔在电报中告诫他：
亲爱的莫理循博士：今天给你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你压缩一下你的来信，因为，你的来信本身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对于我们的版面安排来说，显得过于松散和琐碎。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周密面勤奋的观察家。来信中包含了你所搜集到的大量情报。但是，从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我建议你用扩大报道题材的办法来把你的工作质量提高一步。
一位记者，在他像一个专家那样专心致志研究每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怎样把他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一般公众，使人易于理解，并且尽量吸引住广大的读者。还必须考虑报纸版面的篇幅。
记者必须将他所要说的话压缩到篇幅许可的限度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从大英帝国的整体观念，来衡量一下主题的相对重要性；其次才是报社编辑从局部观念出发，可能指定你写出的题目。
你非常真诚的瓦伦丁·姬乐尔
莫理循收到了姬乐尔发来的电报，电报中透露的所有信息都是表达了他对莫理循的不满，显然姬乐尔对莫理循“收集到的大量情报”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从大英帝国的整体观念，来衡量一下主题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他对莫理循的新闻写作质量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他的新闻报道“过于松散和琐碎。”
莫理循沉默了，他不会放弃刚刚在《泰晤士报》获得的职位，却也不愿顶撞这个国外新闻部新任主任姬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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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集到更多的情报，莫理循去了暹罗（泰国）。由于暹罗处于英国的商业势力范围之内，法国则与泰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宗主权问题上存有端倪，因此英、法一直对泰国抱有侵略之心。英国和法国在争夺暹罗利益时，莫理循的相关报道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重视，因为这些报道还包括了争夺中国云南的利益。
莫理循深信法国人要吞并暹罗。他敦促英国当局要维护暹罗的独立，因为如果法国人的野心没有得到抑制，英国的利益，尤其在新加坡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但仅仅几天后，也就是在圣诞节的前两天，莫理循突然离开暹罗，去了越南西贡。
莫理循为何突然要去越南？因为他对越南已有关注，越南与法国有特殊的关系，与中国也有特殊关系。了解越南，既能知晓英法在越南问题上的纠缠，也能探寻打开中国南大门的出口。
19世纪开始，英国自南亚次大陆逐步向东扩张，率先把势力渗透进了东南亚的缅甸。法国为了和英国竞争，也选择以有着悠久历史利益的越南作为突破口。1858年正式出兵占领越南的岘港，开始了兼并越南的历程，并于此后逐步取得了越南的控制权。法越两国签订的两次《顺化条约》正式宣告了法国占据越南统治权的事实。
尽管法国与越南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为了在英法之争中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莫理循于12月28日，在西贡发回他的第一篇报道。他对法国官员进行了挖苦。
莫理循在英法两国谈判过程中所写的报道流传很广，尤其在法国。《泰晤士报史》说，这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
莫理离开越南西贡后返回曼谷，不久又去了缅甸景栋。
晚清时期，英国征服缅甸，法国征服越南，两国势力对云南产生一定影响。边境地区开放了几处通商口岸：腾冲、蒙自、思茅。莫理循此行云南就是想实地考察昆明、蒙自、思茅及西双版纳的实际情况。
莫理循抵达昆明前后染上了鼠疫，无医无药无医务人员，身边又无一亲人好友。莫理循只得自己想办法，用大量出汗的土方法来驱除病魔。他在一个用砖砌的中式长坑里点燃起熊熊烈火，人就躺在热炕上，烤得浑身大汗，背上长满水泡才起来。莫理循自称，他战胜了鼠疫，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莫理循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这有点像古代的火刑，但是我成功地接受了严峻的考验，这可能是我所采用过的最原始的治疗方法。
莫理循在昆明休养几星期后，便动身前往坐落在东南方向的通商口岸蒙自。这是当时离北京最远的中国海关。云南边境作为中越、中缅的边界线，一直是英、法两国争夺的焦点。腾越、思茅、蒙自商埠的设立，也与英、法两国对云南边境的争夺密切相关。
蒙自是云南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在云南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通过蒙自转运。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外资企业、第一个驻滇领事馆、第一个火电站等诸多第一先后在这里产生。
蒙自自古以来为滇南要塞，南邻河口、屏边与越南接壤，东邻文山、马关，西邻个旧，北邻建水、开远。当时从蒙自至越南海防仅22日路程，再由海防乘轮船4天即可达香港，全程也仅35天。因此，蒙自成了云南出海最便捷的外贸通道。
但这个云南出海最便捷的外贸通道蒙自却由法国殖民者控制着，大英帝国被旁落了。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越南逐渐成为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西方殖民者及日本为了倾销商品、掠夺云南的丰富资源，法殖民者逼迫清政府在1885年6月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其有一款内容规定：“在中越边界保胜以上或谅山以北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法国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1887年6月，在中法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从此，蒙自成为云南最早开设的商埠。11年后，法国又强获得了在云南修筑滇越铁路权。
如此的水陆通道上，只见白花花的大锡锭流出到法国，乌黑的煤炭、装箱的洋货，以及五花八门的日用杂货品又一车车、一驮驮地送上矿山。
这对一心为大英帝国效力的莫理循来说，并不是滋味。莫理循考察蒙自，主要是想实地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为了让大英帝国对蒙自有更多的了解，莫理循不断地将这个云南最早开设的商埠情况发回《泰晤士报》，他对这里的邮政发展情况，同样予以了关注。
在普通人眼里，不会将邮政局与谍报机构联系起来。事实上英国情报部门由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海军情报局和政府通信总部等共同组成，最后由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统一管理。英国情报部门对外称“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办事处”，也称“政府电信局”。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由于获取情报需要监测各种各样的通信和其他电子信号，因此其驻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蒙自这个地理位置处于中国西南偏偶的小城，居然是云南第一个邮政局。蒙自海关开关之后，凡云南省的进出口贸易均由蒙自海关进出和征收关税。由于当时清政府未创办国家邮政，特别担心战乱影响邮件的投递安全，经清政府同意，外国人的邮件，均由海关收寄投递。蒙自海关同全国海关一样收寄外国人的信函等。
清政府在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都设立了海关邮局，清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主持清政府海关，他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由此，云南蒙自成为中国最早建立的24个邮政局之一。同年在云南府（昆明）成立邮政分局，在个旧设立邮寄（政）代办所。
莫理循考察蒙自后， 为了让大英帝国对法国控制下的中国蒙自有更多的了解，他不断地将这个云南最早开设的商埠情况发回《泰晤士报》，同时他又有了新的考察目标。
1894年10月1日，莫理循又向西进发，沿着云贵高原前往云南思茅。清末民初，思茅坝区曾是滇南重镇、贸易中心。思茅坝区属于云南普洱市的城区部分。普洱道尹府也曾驻节于此。思茅还是茶马古道的始发点，经景东、大理、丽江、中甸进入西藏。莫理循考察思茅城时，这里设有法租界。英法相继在思茅设立领事馆和海关，因此聚集了大量的西方人。当时的思茅海关直属北京的海关总署。
莫理循下一站的目标，去勐醒城看看。因为英法两国曾因这个小地方把关系搞得很紧张。根据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英国已把这块小地方让给了法国。虽然，莫理循之行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勐醒的重要信息，但却也增加了他对西双版纳和傣族人的了解。勐醒城，这是莫理循结束间谍生涯的最后行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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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离开勐醒后，去了泰国的清莱和清迈。莫理循在清迈雇了一艘本地人的小船，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经过大城，然后就抵达曼谷。
莫理循大约在他离开曼谷往北旅行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了曼谷。也就是说，莫理循此行云南的考察，严格说是情报收集的秘密使命，就此正式结束了。
当读懂了莫理循这一年多的经历，可以清楚地确认莫理循是《泰晤士报》派出的“跨国间谍”，他是以隐瞒记者的身份，用“医生”的名义进行了这次跨国行动。在此行动中，莫理循并没有从事任何行医活动；他的报道，也充满了虚构和空洞，他不是一个以事实为根据作报道的真正的记者。如果说他是一个“跨国间谍”，他又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莫理循不会说中国话，偶尔接触的也是普通草民，想要获得重要资讯，简直是天方夜谈。但这不能否定他的任务就是收集跨国情报。
令莫理循感到吃惊的是，《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瓦伦丁.姬乐尔在曼谷亲自迎接了他。
瓦伦丁.姬乐尔在从华莱士手中接管国外新闻部之前，一直在世界各国考察，重组《泰晤士报》在国外的机构，任命新的记者。
莫理循觉得自己没为《泰晤士报》做出什么贡献，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种疑虑，因为他的工作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瓦伦丁.姬乐尔给他带来很多伦敦报业广场的指令，其中一条就是指示他立即以常驻记者的身份到北京去。
瓦伦丁.姬乐尔回到伦敦后，立即给他的新任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了封短信：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所要求的一般报道和启事必须符合大英帝国的长远利益和政策，而旅行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和奇遇必须总是作为陪衬来处理。总而言之，要我看来，您所缺乏的正是展望远景的观念。
您就是我的永远镜，您必须为我们调好透镜的焦点；您 要永远记住，我们远隔万水千山，我们只能透过您这望远镜才能看到远景的全貌。至于景色的细致描述，只能是您报道的点缀，而不是它的基础……您的报道必须尽量精炼，用最少的篇幅向我们提供最多的信息和教诲。
莫理循收到瓦伦丁.姬乐尔给他带来的《泰晤士报》指令，正式任命他为《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希望，他由此也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可以以记者的身份正式活跃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不用再隐瞒记者身份去执行当国际间谍的特殊使命了。
莫理循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汉变身跨国间谍的日子结束了。
此后，莫理循从一个《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又变身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袁世凯等四个总统的政治顾问。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因此有人称他为“北京的莫理循”“中国的莫理循”，没有任何人说他曾是一个企图打开中国南大门的跨国间谍。
写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莫理循的身份到底是医生？记者?间谍？这已不是未解之谜了。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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