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康有为
1
1897年2月，莫理循抵达北京前，凭借《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身份，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他非常得意，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身无分文的跨国流浪汉。他在2月转道上海时就写信给其母亲说：
这次我携带仆人享旅行，很体面，到处受到的是对一个知名人士的接待。真奇怪，我变得多么出名了啊。在福州，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我的著作；在北京，我将拒绝任何邀请。我已经有许多介绍信，其中包括给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给德国、日本和英国公使的，给武官的等等。
可是，当莫理循于2月末到北京时，公使们都不在北京。但是，他立即开展了狂热的交际活动。他在3月30日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
昨天晚上，我去公使馆，同代理馆务的前驻匈牙利公使宝克乐（驻华公使克劳德.窦纳乐爵士不在北京）和公使馆人员一起进餐。
今天，我又同英国下议员普里查德.摩根共进午餐。他已答应把我介绍给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
今天下午4点，我将会见在中国最有权势的罗伯特.赫德爵士。然后，我还要去拜访德国公使冯.海靖男爵。
我在这里的工作非常繁重，我的薪金将会很高，毫无疑问，我将受到每一个人的友好接待。
莫理循果真见到了总督李鸿章，他眼中的李鸿章又是怎样一个人？4月8日，莫理循给他的上司《泰晤士报》经理贝尔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经常 采访内阁的大臣，并且曾对总督李鸿章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他竟然厚颜地问我：可否给我一笔款子，由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中倡议把进口税提高一倍而不要补偿。这个狡猾的老人已经日薄西山，76岁记龄了，看上去很衰老，大概不久就会因为身体虚弱被甩到一边了。
莫理循在中国发生“百日维新”事件时，这一时期的莫理循究竟干了些什么？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大发议论，也有争论，留下了不少相互间的通信。
他到底持什么态度？
莫理循在1898年10月12日写给濮兰德的信中说得很明白：
记住，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赞成变法维新。
显然，他是支持康有为的，并为其的变法主张歌功颂德，寄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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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出生于爱尔兰。1883年来华。
濮兰德曾经在中国担任海关官员，是赫德的机要秘书，于1896年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与李鸿章有过一定的交往，同时，他也曾作为《泰晤士报》的上海通讯记者走访和游历中国，并就一些问题对李鸿章进行过采访。
1898年8月，濮兰德奉英国代理总领事璧利南之命，设法将逃到上海的康有为送上英国邮船前往香港。
濮兰德著有《李鸿章传》、《中国：真遗憾》等书，他与巴克斯合着的《慈禧外纪》和《清室外纪》两书影响最为深远。
在英国米歇尔图书馆现存的材料中有“濮兰德文件”，在“濮兰德文件”中还收藏了莫理循经常与之通信的两个重要人物姬乐尔和贺壁理的信件。
姬乐尔当时是《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他是莫理循的上司；他是当时国外消息的定稿人和有关中国事件的英国舆论的炮制者，他的重要性显然是应该着重强调的。贺壁理则是当时在大清帝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
莫理循为何支持康有为？因为莫理循主张英国政府“联日抗俄”，这和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有共同之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为早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同时，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了解莫理循对康有为的态度，还得从了解康有为入手。
2
早年的康有为
康有为（原名祖诒，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组织保皇会，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他们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但康有为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11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1872年，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就致力于科举考试和八股文。
1876年，他应乡试不售，跟从朱次琦学习。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1878年，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22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以后续继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3年，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3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法国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
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次年，康有为将讲堂移至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1893年，康有为仍讲学于卫边街。同年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康有为已有一百多个学生了。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4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
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
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5
强学会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但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
于是他先办《万国公报》，于1895年创刊于北京，同年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
《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同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
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同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
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6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
次年1月，光绪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7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
7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
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戊戌政变发生。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康有为居然极为认可，甚至奏请光绪帝尽快同意这一方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说康有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却也单纯如稚子，缺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竟然连伊藤博文背后的深意都看不穿。
根据当时这几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一旦合邦，就意味着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拱手让与他人，其他三个国家可以名正言顺的蚕食中国，军事财政外交三大命门全交给了外国人，后果不堪设想，绵延千年的文明古国可能就此荡然无存。
再进一步想，英美两国可不像康有为这么单纯，山高路远，英美也没多大能力指手画脚，对此方案肯定是保留意见。康有为也懂这个道理，所以为了促成四国合邦，只能先与邻国日本合邦。而恰巧伊藤博文又顺势提出中日两国先合并，更是让康有为正中下怀。不得不说，康有为怎么玩得过老狐狸伊藤博文？
值得一说的是，莫理循在期间会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并与期作了一次长谈。并将长谈要点汇报给《泰晤士报》上层。
8
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
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
当康有为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
康有为到了日本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
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
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
康有为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9
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
康有为重回加拿大，于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
《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
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1900年，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
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康有为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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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中后期，发起这场运动的康有为跟梁启超二人，反倒没了声音。他两干啥去了？发现风头不对，早逃难去了。这就是为何明明二人推动了戊戌变法的爆发，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的原因。不过相比起康有为，梁启超还算不错，之后一直在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一定奉献，但康有为的做法却着实让人难以怀有敬意。
在一般人看来，流亡或者逃难应该是怎样的？不论怎样都不该是锦衣玉食，挥金如土的奢靡享受吧？但偏偏康有为逃难16年，就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先是凭借着“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这一番言论，跑去香港向英国人“求救”，又跑到日本，获得了日本重臣犬养毅的支持。
在1899年，清政府跟日本进行交涉，不准康有为继续留在日本后，康有为竟拿着日本外务省赠给他的旅费，环游世界去了。
当然康有为的原话肯定不是环游世界，他是希望发动华侨们“齐心发愤，救我皇上”，但实质却是凭借着发动戊戌变法的名声，在国外不停进行演讲以换取大量资金，然后过上了奢靡的好日子，游历全球42个国家以及地区，像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更是多次出入。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东南面，富人区海滨小镇沙丘巴登外的海面上，有一所“康有为岛”，当时康有为将其命名为“北海草堂”。他在瑞典呆了3年，这3年他需要干的事情，不过是去喝喝茶，逛逛剧院，没事还能去皇宫走上一遭。
不过康有为的享受远不止如此。他一方面倡导一夫一妻制，另一方面却娶了6位妻子，最小的那位甚至跟他差了整整43岁。1919年康有为迎娶第六任妻子的时候，他已61岁，而他的娇妻才刚刚18岁。更让人咂舌的是，康有为娶的每任妻子都不过18岁。看来他在喜欢18岁少女这件事上，倒是始终如一。
如果说奢靡享受、妻妾众多代表了康有为的欺世盗名，那国学大师梁漱溟披露的内幕则彻底让人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疑问。他曾以参观为由，偷盗过陕西西安卧龙寺内的珍宝，虽然最终被发现追回，他却不知悔改，以“借”的名义，从其他当世文人手中骗到过不少古玩字画。
事实上，康有为用他的所作所为，给戊戌变法蒙上了一块无法抹去的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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