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
1
思佳逦带着莫理循见到了大英帝国前驻广州代理总领事托马斯·瓦特斯先生后，马斯·瓦特斯先生答应会帮助莫理循出版他的新书，让莫理循在山穷水尽时重新看到了希望。
思佳逦与莫理循离开瓦特斯公寓后，裹着风雪，又来到了国王十字区，看到了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莫理循驻足在车站前，感慨地对思佳逦说：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得到了贵人相助，让我在黑暗中重新看到了光明。
2
伦敦国王十字街
几天后，马斯·瓦特斯先生所说的那个商人朋友找到了莫理循。他对莫理循说：“我是个商人，正准备到中国去拓展商务。我很想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托马斯·瓦特斯先生将你写的书稿让我看了，我看后非常激动，为了能让你的书籍正式出版，我又将你的书稿交给了我的朋友格拉斯.斯拉登。格拉斯.斯拉登是个著作颇丰的澳大利亚作家，他也看了你的书稿。相信，过几天，你就会得到好消息。”
果然，那个实际上并不出名的澳大利亚作家道格拉斯.斯拉登，又找到了声望很高的约翰.齐恩教授，他们居然成功地说服了《大地》杂志社的出版商霍拉斯.考克斯，霍拉斯.考克斯花了75英镑完全买下了莫理循手稿的出版权。
莫理循幸遇贵人相助，他撰写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于1895年4月正式出版了。
对此，莫理循后来写道：
这笔交易，我非常满意。
莫理循在寻找出版商和落实自己的中国游记出版之际，他一边等着新书的印刷出版，一边又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撰写博士论文《各种畸形和变态的世代遗传》。
最终，莫理循的博士论文被通过了。1895年8月1日，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1895年，对于莫理循来说是最难忘而又值得庆贺的人生转折年：他的新著《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正式出版了；他博士论文《各种畸形和变态的世代遗传》顺利通过了。
莫理循紧紧地拥抱着思佳逦，莫理循对思佳逦动情地说道：“你是我的幸运女神！”
3
浓重雾霾的伦敦
莫理循将自己的新著《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送给了帮助他出版新书的约翰.齐恩教授，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感谢。他一直对约翰.齐恩心怀谢意。照莫理循的话说，“是齐恩教授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运动的能力。”
由于著名的约翰.齐恩教授和大英帝国前驻广州代理总领事托马斯·瓦特斯先生的力推，莫理循的新著《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以后，好评如潮。
《泰晤士报》《北不列颠每日邮报》和《阿拉丁自由新闻报》说，这是一本描写“生动”的游记；
《星期六评论》和《雅典》的评价是“非常有趣”；
《圣詹姆斯公报》的评价是“很有吸引力”；
《兰西特报》的评价是“赏心悦目”；
《利物浦每日邮报》的评价是“很值得欣赏”；
《广告早报》的评价是“最有独创性”；
《怀特霍尔评论》的评价是“最有可读性”。
《星期六评论》说这本书非常有趣，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
所有评论家似乎都被莫理循通俗而有个性的风格所迷住。
莫理循把《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送给了著名的评论家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还没开始阅读此书，就给莫理循写了封信：
您的大作主题非常重要，您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两者结合，必然使您的大作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4
莫理循最早发表文章的墨尔本《时代报》一直与他有着联系，此时《时代报》为推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新书，特意发表了长篇评论说：
早期的基督徒在传福音时，都努力使基督教的教义能适合异教徒的信念和思维方式。但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中国所遭受的敌意和屈辱大多数都因为他们所采用不当的策略而引起的。
但是，莫理循曾经工作过的巴拉腊特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巴拉腊特的主教对《时代报》的长篇评论大为不满，给墨尔本《时代报》连续写了6封信，谴责莫理循和他撰写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对此莫理循则回应说：
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原因是我亲眼目睹41个不同的基督教团体很少能默契地工作，常常是各行其是……难怪传福音工作严重受阻……
主教大人还没有读过我的游记，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不相信我。虽然他没有直接诽谤我所写游记的真实性，但是他的做法使我想起美国某个参议员攻击别人的卑鄙手法。
那个参议员不直截了当地说约翰.宾是个贪婪的人，而是用打赌的方式来间接表达他的含义。“他说愿意用5 美元来打个赌，如果你用3便士硬币给捕鼠器装上诱饵，然后把捕鼠器安装在离宾先生6英寸之处，你就一定能抓住他的魂。”
巴拉腊特的主教大人给莫理循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私人信函，指责他言辞“不当”，而且“傲慢无礼”。
莫理循由于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中否定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作用，受到了巴拉腊特主教谴责。
但是，莫理循并不乎这些谴责，事实上他从来没将那些西方传教士放在眼里，他游历中国时虽然也与各教会有过接触，那只是借助和利用教会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给自己的旅程提供方便而已。
只要仔细阅读一下莫理循撰写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答案都在这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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