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清朝末期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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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莫理循一早醒来时，天已大亮。
北京建都已有八百余年历史，明清时候形成了现在的城垣格局，即以紫禁城为中心，皇城、内城、老百姓的外城，以一道道城墙分割开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开始在京城内设立使馆，集中在东江米巷一带，也就是现今的东交民巷。东江米巷位于天安门附近，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东端位于崇文门北，天安门广场东路；西端紧邻大清门和千步廊，西起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1552米的胡同，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
这里还有一条正义路与三座御河桥。
正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北起东长安街，南到前门东大街。它曾是元代通惠河在城内的一段，南方来的粮船和各种货船能直抵皇城。明初，漕运逐渐衰落，御河就作为一条内河长流在京城。御河南出皇城，放弃了通惠河故道，沿着当时新辟的河道笔直向南，穿过正阳门东水关，进入南护城河。
元明清三代先后在御河上建起十多座桥梁。清朝乾隆时期在这段河道上依次横架着东西走向的三座石拱桥，东长安街上的北御河桥、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内的中御河桥 和紧靠南城根的南御河桥。南御河桥与中御河桥相距较近，两桥结构样式也比较相像，都是单孔的半圆形拱桥，而北御河桥与其他两桥
相距较远，为三孔梯形拱桥。
因为这里旧时曾是漕运地， 东交民巷在元代原名江米巷，是南粮北运的交通要地，因而得名。彼时，商贾云集，交易频仍，连海关也设置于此。
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重新规划北京城，都城规模向南扩展，划入内城。正阳门外建立棋盘街，将江米巷分为东西两段，西边称为西江米巷，东段则称为东江米巷。
明代以来，朝廷在此设置礼部、鸿胪寺与会同馆，负责主管与接待朝贡的外族、外国使节事务，仅有藩属国安南、缅甸、朝鲜与蒙古得以居住于四夷馆。
到了清代，这里也是大清“五府六部”所在，也就是国家的主要行政机关所在。会同馆改名四译馆，并修改政策只允许外国使节在这里居住四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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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东交民巷
北京作为现代意义的对外交往中心，起点就在东交民巷，时间是1860年。
明朝永乐年间，东交民巷开始成为中央衙署聚集地。后来，清政府又为其增添了对外交往中心的职能。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使节来北京谈判中俄通商，获朝廷“恩准”。
清朝雍正年间，位于此地的俄罗斯馆正式成为专用，开启了在东交民巷内设立一国使者专属驻地的先河。
俄国于是在东交民巷御河桥西建“俄罗斯馆”。这里成为俄罗斯使馆前身，但当日并非使馆性质,仍然是一个商贸机构。
乾隆、嘉庆年间,东交民巷也曾建有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按照清朝条例,不许外国使节长期居住，一般使节们只能在此住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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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英国使馆
1793年，经过10个月的航行，英使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带着开拓东西贸易的梦想来到北京，就住在会同四译馆里。
1854年（咸丰四年），英国公使首先提出“遣使驻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进京长驻”的要求。
随后，清朝被迫分别与英、法、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各国公使纷纷来华，觅地设置使馆，所得使馆面积不等。后至者为互相照顾而不愿与先来者的馆址远离。
根据签订的《天津条约》，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并将东交民巷更名为使馆街。
既然容纳外国驻使，清朝也不愿见其散居各地。于是各国使馆聚集于正阳门、崇文门之间内城地区，即在商民杂居的东江米巷。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英、俄、德、法诸国的使馆，东江米巷随之更名为东交民巷。
这是在城墙上俯瞰德国使馆
1862年德国开始在北京设立使馆，地址位于东交民巷路南，洪昌胡同西侧，
1871年奥匈帝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地点位于台基厂北口路东，路西侧与之相对的是清代皇室祭祀祖先的堂子。奥匈帝国使馆大门，四根陶立克柱支起一个三角山花形成门头，上立国徽，大门刷白色涂料，显得简洁典雅，目前此门仍保存完好。
登上城墙，自南向北看使馆区的东部边界，近处是东交民巷东口的大门，过了大门就是大和街，街左边的高建筑是德国医院，现在是北京医院的所在，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是东西向的台基厂头条，奥匈帝国使馆的南门就在头条北侧。
清末北京法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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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接受各国公使常驻北京。
1873年6月，外国公使首次入觐同治皇帝，清廷多年来坚持的“朝贡体制”由此开始走向崩溃。就在列强用“二次鸦片战争”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期，1853 年，美国用“舰队”叩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也不得不被迫与美、英等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东交民巷日本驻华公使馆大门（早期）
中、日两国地理位置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历史上的关系十分密切以中国唐朝为最盛时期，中、日两国除了文化上的交流，日本还遣派众多使团，在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向中国广泛学习与借鉴。
然而，自明代以来，由于倭寇不断扰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等原因，两国便断绝了官方往来。明亡清兴，日本也处于“德川幕府”执政时期。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孤立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都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之前。
当中、日两国同样面临着国家兴亡和民族危机，同样的国家“命运”并没有使两国采取同样的对策。十九世纪60 年代期间，中、日两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间的交往也仅限于少量的民间贸易。
据有关记载：先后拜见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与中国“通情好，结和亲”，但总理衙门以“大信不约”为由拒绝签约，只想把两国关系限于通商贸易上。柳原前光见不准立约，对李鸿章说“英法美诸国，强迫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这段中日联合对付西方列强的说法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他曾办理了“天津教案”，对“洋人性情虚骄”，对中国困境“皆幸灾乐祸心肠”有深刻的体会，认为如果对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稍事联络”，上书总理衙门，力主签约。成林、曾国藩也支持签约。总理衙门考虑到已与西方列强签约，如果坚拒日本，日本必不会善罢罢休，将来恐怕还会请英法等国介绍，于是“允明年日本派遣使臣到津，中国派大臣，会议章程，明定条约”。
1871 年6 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正使，来中国议约。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列强逼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有一定认识，因而要求订一个平等条约。而日本想“援照西例”，将不平等条约加于中国，遭到反对。日本最终不得不接受中方的底稿，双方确立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国派内务卿大臣大久保来华商议建交和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事宜，总理衙门安排他住在煤渣胡同贤良寺寺庙里。
1875年（光绪元年，明治八年），获得批准后，日本在北京开设公使馆，最初是利用在北京东四6条胡同购买的民宅改建充当日本国驻清朝公使馆的公使馆。
清朝与日本两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明治十年）才正式建交，何如璋是清代驻日第一任公使。
由于当时，各国列强公使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日本公使馆在东四6条办公十多年后，向本国政府申请了购房费31，500日元及改建费13，500日元，购买了东江米巷胡同中段路北的一处民房进行改建扩建。初期日本公使馆位于今东交民巷21号的位置。
1884年8月6日（光绪十年），日本外务省雇请片山东熊担任日本公使馆的设计和工程监督。1885年5月开工，并于1886年8月竣工。
据日本《在清国北京日本公使馆图》，原设计公使馆是由四栋房子围合而成的“口”型平面，实际建成的是由南、北、西三栋房子围合成的“U”型，东侧由木构走廊相连。其中：南房为片山东熊设计的新建部分，北房和西房是原有民宅改建的。南房的南侧为外廊，面阔约30米，进深一间（约2.5米），是当时流行于东南亚的“殖民地式”风格。
基本公使馆高7.68米，檐高5.63米；宿舍的房高4.24米，檐高3.29米。宿舍东端和公使馆东端之间原设浴室，后毁坏而增建现在的房间。
日本公使馆分为办公用房和其后面的宿舍两部分组成，公使馆建筑面积582.4平米，宿舍117.7平米，均为砖墙承重木屋架的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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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大抵了解了一些有关大清总理衙门和东交民巷的情况后，一早就去了驻华使馆区，他想拜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爵士。
大英帝国早在1815年就建有特命全权公使制度，根据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外交体系，特命全权公使在直到20世纪初，大部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公使级的，一般来说当时只向大国、盟友，以及君主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国家派遣大使。因此欧格讷爵士的驻华身份较为含糊，一般史料上连欧格讷爵士的简历也查不到。
有些书籍引用莫理循的说法，他会见了英国驻华公使，因此未必可信。
但相信他确实去过英国驻华使馆。
莫理循离开英国驻华使馆后，去了附近一家茶馆。黄和年带着几个朋友在那里等候着他。
在茶馆里，黄和年向莫理循介绍了秀才赵起良和几个英国商人，这些英国商人听说莫理循是《泰晤士报》新来的驻京记者，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人辽东局势。
英国商人查理对莫理循大发牢骚：“列强都在争夺中国市场，正在掠夺中国的租让权，俄、法、德三国正在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拼命地寻找机会瓜分这块远东最大的国土。只有我们大英帝国政府没有去干涉此事，这是万分庆幸的。”
秀才赵起良对莫理循说：“你初来北京，可到各处走走看看，这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闲聊了一会，莫理循就在黄和年陪同下闲逛起北京城。在北京城里，莫理循看京戏、品小吃、赏古董、观卖艺，十分投入。莫理循有时也会给围拢来的中国乞丐扔下几个小钱，但也要顺便询问上几句。
不过，莫理循的心思却放在了寻找自己的临时住处，他对黄和年说，想在使馆区附近找一个住处。
黄和年告诉他，王府井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繁华的街市，距离东交民巷也近。此事可由他去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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