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清末时，与中国向导一起下乡传教的西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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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省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很快蔓延到直隶省，而且在少数清朝官员的袒护下，义和团进入了首都，1900年6月20日包围了外国使馆区。
各种猜测和谣言在报纸上屡见不鲜。北岩勋爵在7月16日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报道，使围困使馆区的新闻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潮。
《泰晤士报》起初的报道还对事件的平息抱有希望，但很快就放弃了希望，7月17日以“可怖的事实”、“在西方经历中无与伦比的暴行”为题，发表了关于北京的外国团体遭到大屠杀的报道。
《泰晤士报》国际部主任姬尔乐写的长篇社论中发出“西方世界复仇的正义呼声”，并且呼吁迅速“显示外国武力足以对付华北的一帮强人”，不得迟延，否则会大大“增加黄种人普遍骚动的危险”。甚至引用《每日邮报》上的报道，将那些死于“阵地”上的妇女儿童描绘为“视死如归”的英雄。甚至还将莫理循列为“战死”名单中。他说：“留给我们的只有对他们的哀悼，替他们报仇”。
事实上，莫理循没死。但当他的“讣闻”公开后，他一下子成了大英雄。
1900年4月，莫理循回到北京时，听了毕德格告知的传闻：李鸿章在广东闹得很凶，他哭哭啼啼、诚惶诚恐地向慈禧太后密报说康有为在香港订做了6000套军装，上面都印着“灭清”的这样。
但莫理循没有报道毕德格所言之事。因为莫理循支持维新变法，他对康有为持关注和支持态度。
2
莫理循的关注点是卜克斯被杀案已得到了妥善解决，拳民的怒火正平息。这也是莫理循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带有浓烈的反洋和反教的色彩，不但针对被称为“洋鬼子”的传教士，还针对被称为“二毛子”的本地教徒。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清朝政府结盟，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支持，成了“扶清灭洋”运动。
莫理循在那年4－5月的日记中写道：义和团运动的怒火还远远没有熄灭。但他又写道：“危险并非迫在眉捷”。
当传来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害的消息后，反洋情绪四处高涨，通往天津的铁路线被切断的。
英国驻天津领事主动打电话给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加派强大的增援部队。各国驻京使节也分别打电报给各国政府，要求各国海军一致行动来保护公使馆。
慈禧太后一方面下达含义模糊的懿旨，谴责义和团暴行；另一方面又下旨赦免他们的罪行，对义和团的行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8日，北京跑马厅大看台和马厩被放火烧了。
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一等秘书杉山彬被清兵剁成碎片，他的心也被挖了。
6月13日，义和团开始焚烧外国人住房。
那时莫理循的日记变得混乱和支离破碎，顺手写在书角处、页边和字行间的空白处，完全没有顺序。虽然他的日记写得很乱，但他打给《泰晤士报》的电文却仍然很清楚地描述了日益恶化的局势。
3
莫理循究竟如何看待庚子之乱？显然，他与很多人的看法和评价不一。
中国那些所谓的精英层从庚子拳乱中，总结的教训是：“庚子乱后，国内咸以兴学育才为救国急务。”中国知识界把1900年的危机归结为国民愚昧，并加强了进行启蒙教育的紧迫感。
被郑观应称为“中兴伟人”的盛宣怀预言：清廷放纵非理性暴力的结果是列强8月中旬占领北京后的疯狂报复。
当尘埃落定，盛宣怀在1900年9月13日向刘坤一发出一封电报，他把“拳民”视为“乌合之众”，主张剿灭。盛宣怀把“中外失和”最终仍归结于“民教起衅”，直指此前“各省教士，偏袒教民，干预民事，以致种毒愈积愈深”。他指出，“闻各国之不奉教者，亦知其教之有害于中国也”。这种观点似乎是赞同和转述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看法。
盛宣怀致刘坤一信中附蔡钧草拟的中国自办英文报纸影响舆论的建议。在两份建议中，蔡钧都提及“民教不和”，认为“传教之足以酿成大祸，虽西人亦著有先见之论”，以及“此次北方肇衅，实由于民教不和，积愤而起，而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逞其一面之词，群起相责”。蔡钧注意到，民教冲突本来是双方的责任，有其社会会根源，但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却处于劣势。
莫理循曾经跑到美国公使馆对驻华公使康格说：
我为是个白人而感到可耻。在我所知道的没人道、野蛮、优柔寡断的命令中，11国公使作出的决定最糟糕。
莫理循对传教士一般不怀好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传教士要为义和团所惹起的麻烦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莫理循将义和团危机的根源指责为西方传教士的无能教化。
事实上，清政府在整个1890年代一直奉行的是在“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口号下偏袒教士和教民的政策。传教士中旨在传播新知识的人在都市里和与他们有相近价值观的中国士大夫交往，对中国习俗取包容态度，即采取耶稣会士自己总结的“利玛窦办法”，从事文化出版教育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制。
但在中国乡村，传教士建造教堂导致和中国固有的信仰—如玉皇大帝及其供奉庙宇，风水信仰和祭祖活动发生直接冲突，激发非信徒对信徒“不敬神佛忘祖先”的反感。中国乡村远比初来乍到的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想象的要复杂：不仅有主流的儒释道互补传统，还有各种民间信仰，魔法，妖术，气功，武术，传说，戏剧的混合，另有长达千年的民间信仰，秘密结社，教门会党和武装反抗结合的传统。冲突最终引爆了中国民间长期隐伏的迷信和暴力交织的“小传统”。
那些极端排外的官员如刚毅，毓贤，李秉衡在民间口碑不坏，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内部的“信仰一体化”和某种“上下一致性。”即使从来不同情义和团的人也并不等于就站在传教士一边。即使在义和团完全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中仍然有人坚持谴责教民“恃教欺凌干预词讼”，指责教士鱼肉百姓。
以改造信仰世界为终极目的的基督宗教强势介入，对中国基层的法律实施体系和地方官的传统权威造成了挑战。这种介入还促使中国人之间被视为背弃传统的“教民”和“拳民”的分化和对峙。在东交民巷的防卫中，公使们和使馆卫队同样极大地依赖中国教民的协助来对付进攻的中国军队和“拳民”。使馆区被围期间和之后，英美官员和传教士都表达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教民的夸奖和“感谢”，但其本质是基于自己从中国人同胞自相残杀的民族悲剧中受益。
莫理循对义和团究竟如何评说？
莫理循在1902年1月30日写给《泰晤士报》上海记者濮兰德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完全赞成忘掉“义和团暴乱”。清朝确实也已经为此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我认为立德禄把某些官员说成是义和团，这种说法是反基督教义的、是不仁慈的、也是不明智的。为什么将直隶人说成十个有九个是“义和团”。我们在暴乱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
莫理循在信中提到的那个立德禄时任《北华捷报》主编，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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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上海街头进行武术表演的义和团民众
与莫理循对义和团的评价不同。为避义和团之祸而从北京逃到上海的严复，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丢失了《群己权界论》译稿，到上海又担任了“中国国会”副会长，提到义和团自然是严厉斥责其迷信和无知，然而却也不否认义和团是爱国者。即便是1900年“中国国会”的会长，留美归国的容闳在自己的英文回忆录中，对天主教传教活动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也绝无好感：“只要是熟悉罗马天主教的的人，无不对罗马教会在中国的不合情理的装腔作势和大权独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而，容闳上丁日昌书中就已经建议：“禁止任何宗教教派或团体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对其信众行使任何形式的司法权。”
作为半个当事者的维新派梁启超并没有一味蔑视义和团。在1901年年末完成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已经指出：“（义和团）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既承认民众有长期潜伏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但也同时指出：“……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激愤。”
义和团引发的思考在革命者陈天华那里又进了一层。陈天华在1903年撰写的《警世钟》中把义和团全无宗旨的乱杀乱烧，一哄而散称为“野蛮排外”，进而提出了“文明排外”这个全新的概念。在陈天华看来，防抗外来压迫有道义正当性，但实际行为中的怨恨和报复将使被压迫者失去正义的立场。陈天华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遵循同一套规范，即国际法（清末所称的“万国公法”），而这样的反抗才是正当的“合法排外”。所谓“合法排外”，其内涵就是保护教士和教堂，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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