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ang
雾都伦敦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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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社内。一本名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新书，放在英国《泰晤士报》经理查尔斯·弗雷德利克·莫伯利·贝尔(Moberly Bell)的办公桌上。贝尔正和姬乐尔(Chirvl)交谈。
贝尔对姬乐尔说：“你现在是《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的助理。你刚结束在远东的旅行回到英国，我想了解一下你对俄法联盟和英中关系的看法。”
姬乐尔说：“我认为俄法联盟已取代英国，成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主导力量。”
贝尔叼着雪茄：“姬乐尔先生，你是我们《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的主任，你见多识广，这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新书，是查理先生出资出版的。查理先生对我说，这是瓦特斯先生大力向他推荐的。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三遍。不知，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姬乐尔神情严肃：“贝尔先生，你是《泰晤士报》经理，我很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贝尔用手拿下叼在嘴里的雪茄：“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为了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我们不能对中国一无所知。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将目光注视到这个神秘的国家。我们的《泰晤士报》应该及时地物色派往中国的人选。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这个莫理循先生，他徒步漫游中国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那场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成了列强角逐的肥肉。我们大英帝国在东亚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不久前，《星期六评论》曾发表了对姬乐尔文章的评论：
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原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 大，甚至比所有外国势力加起来还要大。可现在这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年前，我们还财大气粗，在大清帝国海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海关是中国政府唯一的税源。中国政府能有这笔收入，主要依靠中英贸易和英国的管理。以强大的财源为后盾，我们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在1842年，接着1860年，都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可是现在一切都 变了。
姬乐尔依旧神情严肃地告诉贝尔经理：“你说的对。可是，我们的《泰晤士报》还是靠临时撰稿人和自愿或兼职的投稿者提供稿件，著名记者寇松先生就是临时撰稿人之一。如果，我们仅仅靠寇松先生这样的临时撰稿人，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好稿，尤其是来自中国第一线的好稿。”
贝尔点了点头：“在非洲、澳洲和亚洲的大部份地区，都有我们大英帝国的商人、军人和传教士，可是对于神秘的中国，我们的了解还太少。为了我们大英帝国的神圣利益，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国情、民情，包括军情和商情。我认为有必要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人，到那个与我们大英帝国切身利益攸关的中国去常驻观察，并给我们提供情报。我想委派一名驻北京记者，帮助我们大英帝国收集这些情报，也是为了让我们《泰晤士报》能够打进中国，为我们在华的英国侨民服务。”
姬乐尔沉默了。他不清楚，贝尔经理是想派自己去北京？还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莫理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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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是英国的一份于全国发行的综合型日报，是一张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报纸。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泰晤士报》在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泰晤士报》的英文名称The Times，中文直译过来应该是《时报》。然而它的译名却变成与读音相近、但毫无关联的“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一样。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错译保留至今。现今世界各地有许多名为Times的报章，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为了区分出来，《泰晤士报》有时被英语使用者称为《伦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泰晤士报》是世界上第一张以“Times”命名的报纸。
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诞生于1785年元旦，创始人是约翰·沃尔特。诞生之初，称为《每日环球纪录报》（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也有资料翻译为《世鉴日报》。1788年1月1日，正式改为如今的名称。约翰·沃尔特同时也是《泰晤士报》的第一位总编。约翰·沃尔特曾经因为诽谤罪而入狱16个月。然而正是在约翰·沃尔特职掌时期，《泰晤士报》最先将新闻视角延伸至英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这为《泰晤士报》在政界和金融界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作为一张综合性日报，《泰晤士报》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并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创立初期，《泰晤士报》都是盈利的，而且利润空间非常之大，几乎没有另外一张报纸能在质量或经济上与之抗衡。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泰晤士报》的从业人员，包括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的收入要高于供职于其他报纸的新闻从业者。
19世纪早期，《泰晤士报》历任三位总编辑约翰·斯托达特、托马斯·巴恩斯和约翰·撒迪厄斯的励精图治，其影响力再次得到增强，尤其是在英国政治和伦敦事务领域。
到1803年沃尔特儿子小沃尔特接手《泰晤士报》时，又进一步扩大该报的报道面，一步步把《泰晤士报》推上了它历史发展的第一次巅峰。这一时期，小沃尔特对《泰晤士报》进行了全面改革：
1.在经营方面，该报完全割断和政府的联系，依靠广告和发行收入而充分自立。
2.在报道方面，它大量刊登国内外要闻，派遣干练的记者奔赴国内外热点地区采访获得许多独家新闻，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就是由《泰晤士报》抢先报道的。当时《泰晤士报》在国外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报社的驻外记者常被人们视为第二大使。
3在言论方面，它崇尚独立，通过遍布全国的记者网经常了解各基层的情绪和意见作为评论依据，因此逐步成为舆论界的重要力量。
4在技术方面，重视新技术，率先采用蒸汽印刷机、轮转印刷机，不断提高印刷质量和速度。
经过这些改革《泰晤士报》成了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到1847年小沃尔特去世时，《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已达三万多份，竟然超过了伦敦其他大报发行量的总和。
《泰晤士报》是第一张拥有驻外记者的报纸，也是第一张派驻战地记者的报纸。W·H·罗素曾经被《泰晤士报》派驻到克里米亚战场，他所撰写的一系列战地报道使他声名远播。
在19世纪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泰晤士报》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内战中，该报就公开反对蓄奴制。《泰晤士报》会依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公开支持某些政治人物，却从不迎合公众的观点。美国总统林肯曾说：“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
1847年，约翰·沃尔特第三接任他的父亲称为报纸的发行人。尽管沃尔特家族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泰晤士报》的言论却始终保持着独立。然而1850年前后，廉价的“便士报”的迅速崛起对《泰晤士报》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主要威胁主要来自两张成功的廉价报：《每日电讯报》和《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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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经理贝尔与报社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姬乐尔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贝尔体格魁梧，头颅硕大，脸形粗犷，蓄着短八字胡须。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还特有幽默感。
贝尔将自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的踝骨嵌在手杖的顶端在，一边跛行，一边对人说：我的骨头还在支撑着我。
雾都伦敦街头
48岁的贝尔出生在埃及，父亲是埃及亚历山大港 的一个商人。他多年担任过《泰晤士报》驻埃及特派记者。后来《泰晤士报》总发行人阿瑟.沃尔特把他调到伦敦，负责管理破产了的《泰晤士报》。阿瑟.沃尔特后任泰晤士报出版有限公司巧董事长。
贝尔在阿瑟.沃尔特提携下，后来担任《泰晤士报》襄理和经理。
因为贝尔以前担任过记者，因此他一直对新闻很感兴趣，而且在人员任命和对外政策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
《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助理姬乐尔的脾气和贝尔不同。姬乐尔身材瘦小匀称，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留着一副
微红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有点神经质，较难与人相处。慢性病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感使他变得非常敏感，很容易莫名其妙地发火。
姬乐尔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4年，不知为什么 ，他于1876年离开了外交部，他从没透露过其中的原因。1892年，他加盟《泰晤士报》，担任《泰晤士报》驻德国记者。
贝尔约见了姬乐尔。
姬乐尔耸了耸肩：“我不久前曾担任《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那时我曾被报社派往中国一行。我认为，中国是我们的选择。我曾对这片土地有所了解。我同意你的看法。”
其实，贝尔约见姬乐尔之前，他已经与《泰晤士报》的主编乔治.白克尔、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分别作了沟通。贝尔约见姬乐尔，只是想了解更多有关远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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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由贝尔经理和国外新闻部主任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制定的。但贝尔经理在出报问题上却没有发言权，沃尔特家族的两名成员把出报当作一种生意，自己把持着。
贝尔对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说：“为了我们大英帝国的神圣利益，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情，包括军情和商情。我认为有必要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人，到那个与我们大英帝国切身利益攸关的中国去常驻观察，并给我们提供情报。我已经物色了一名专写中国的记者，就是那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新书的作者莫理循先生。我想委派他驻北京记者，让他帮助我们大英帝国收集这些情报，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泰晤士报》能够打进中国，为我们在华的英国侨民服务。华莱士先生，你是我们《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你看此人如何？”
贝尔又问：“那你对莫理循先生的看法呢？”
华莱士爵士深思：“贝尔经理，根据我对远东局势的估计，我认为确实应该派一位常驻记者去中国。我认真看了莫理循写的这本书。这本描述中国的最新书籍，引起了我的注意，此人很有才华。他漫游中国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尽管这本书没有直接提到中日战争，但是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各地，对于北京当时正在卷入的那场生死存亡斗争漠不关心的情景。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人的特点。我真不敢相信，中国人怎么会面对国家将亡的危险，居然如此麻木？他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民族，视野很独到，他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泰晤士报》的主编乔治.白克尔当过林肯旅馆的律师，还是牛津万灵学院院士。1880年，他25岁月时担任《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四年后提升为主编。奇怪的是乔治.白克尔作为主编，却对下属员工没有或几乎没有控制权。
同事利奥波德.阿莫利称赞白克尔：“他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泰晤士报》。他措辞准确，文体优美，品德高尚，大公无私。”但白克尔的性格与姬乐尔完全不同。
贝尔经理对乔治.白克尔作为主编说：“白克尔先生，我已经通知莫理循先生，让他来报社面谈一次。”
乔治.白克尔很谈高兴：“真的？莫理循先生什么时候能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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