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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21年12月31日星期五

第24章 慈禧太后庚子逃亡途中记事

 


 沈阳 著

Shenyang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期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期间,将主道全部封锁,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自此北京城迎来了3年之久的侵占时期。

 

1

 

1900815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慈禧太后,带着皇帝逃离了皇城,慌不择路,惶惶若丧家之犬。

817日,幸得怀来知县吴永在榆林堡接驾,饥寒交迫的皇太后,见到一个地方官,竟然如同乡村老妪一样放声大哭。榆林堡,这也是慈禧太后庚子西狩的第一站。

慈禧偕光绪仓皇逃出紫禁城,一路上狼狈不堪,全无仪方,直至河北怀来县方始稍安。

此时怀来知县吴永(字渔川)正处义和团包围之中,以乱中尚能迎驾,尽忠尽职,故深受宠信,大有登龙门之势。其实这位吴永是金石收藏大家、湖南巡抚吴大澄的本家,又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官虽七品,还是见过些世面的。

经历了两天逃亡生涯的慈禧太后,在吴永眼里,可怜复可悲。这个安富尊荣,锦衣玉食的皇太后,带着她的随从,如同一群难民,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

当年的唐明皇,逃亡途中为解皇孙的饥馁之苦,曾经客串过乞丐向乡民讨饭。此时的慈禧也顾不得地位与尊严,先缓解肚子的委屈再说。

饥肠辘辘的圣母皇太后对吴永说,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慈禧一听吴永说还有溃兵劫后残余的一锅小米绿豆粥,竟高兴地说: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

小米粥端进来,内监来要筷子,仓猝竟不可得……太后命折秫秸梗为之。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

饥饿得到了初步解决,寒冷仍是个问题。京城沦陷之际,仓卒之间,慈禧与光绪扯掉了皇袍、御带、朝珠、缨帽之类的正装,随手换了几件下人的便衣,匆匆化装逃命,正如慈禧所说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

虽说时在盛夏,无奈大雨如注,风吹湿衣,寒冷彻骨。慈禧可怜巴巴地对吴永说:此行匆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

听吴永说只有已故老母遗留的旧衣服时,皇太后竟十分满足地说: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

吴永又为皇帝和格格找了几件旧衣,总算使太后、皇帝、格格们暂时摆脱了窘迫困顿之状。

此后吴永又随行往西,为前路粮台会办,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宜,深知内情。

吴永虽宠信一时,但后来却一直不得升迁,其自认为是因军机大臣的阻挠和岑春煊的排挤,因此在回忆中难保不会以有色眼镜看人,虽然吴永一再申述自己一心为民,不愿去巴结权贵,但在字里行间其实也充溢了对官场的愤懑和自身不得志的无奈,不是他不想升迁,而是不能,其实吴永还是一个热衷于仕途的人。

 

2

始建于元代的古老驿站榆林堡

 

清廷西狩从1900815日起,到1026日到达西安止,历经70余日。西狩最为仓皇最为狼狈的逃亡阶段,是从721日逃出北京,到817日到达太原,总共25天时间。

慈禧一行逃离京城后,首站就到了河北怀来县,该县知县吴永慌忙接驾。尽管当时食品粗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还是很高兴,对吴永心生感激之情。之后,吴永就被点名随慈禧西行,担任前路粮台会办。

当初慈禧逃往西安,选的是最近的线路,这线路在今天看来亦属正常——从河北进入山西境内,然后直接入陕,大方向一直向西。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宫,在艰难困苦的西狩路途中,尝尽了凄凉悲惨生活。狼狈不堪,艰难备尝,

723日,逃亡队伍到达榆林堡地方。

从八达岭出关,从西拨子三岔口向左,过康庄,路边右侧不远就是榆林堡——北京周边现存规模最大的古驿站遗址。这里似乎浓缩了几百年的历史,一阵朔风过后,卷起埋藏已久的边声,顿生荒凉的古意。

在康庄至官厅水库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老驿站,因旧有榆树林而得名。榆林堡地处北京延庆县康庄镇,东临八达岭,西靠康西草原。在明代,榆林堡、土木堡鸡鸣驿是京北三大堡。村口在公路左侧有黑色大理石的碑记榆林堡

榆林堡位于北京到张家口古道上。榆林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它也是重要的战略要塞和驿站,而且集政治、军事、古建、经济、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为一体。它在居庸驿与土木驿中间,具有传递情报、接待过往官员等多种功能。驿站既有军事作用,也用于传递情报和接待过往官员,是古道上的加油站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每天光在榆林驿吃饭的就有上千人。这数字不仅说明了当时榆林驿过往的车多、差役多、驻军多,同时也说明了榆林驿当时经济的繁荣程度。

村西旧时有灯山楼一座,内有二丈七尺高、九尺宽的灯架,以三千六百盏油灯摆成财神、关公、观音等神像,一天换一神,是华北地区一个独特的景观。

清朝咸丰六年(1856)立有榆林堡义学碑一座。村内建有城隍庙,院内有树龄达五百年的古柏株。

 

榆林堡

榆林堡

 

原来的老城墙外还有修有护城河,城墙的青砖已经不在,城北部高大的夯土成为见证。榆林堡内还保留着原始格局,可以看到很多极为讲究的老房子,依稀可见的雕梁画柱。

城中最著名的老屋墙外新刷着慈禧西行、乾隆托梦的字样,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和光绪乔装成汉族老百姓狼狈出逃,逃至榆林堡中休息一晚,临幸的便是这间老屋。老屋属私人所有,北房依然住着刘姓人家,正房、厢房均闲置堆放杂物,古老的家具还留着,落着厚厚的土,虽然破落,但所有窗户上都有十分精致的木刻雕花,可看出昔日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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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堡属于怀来县,距离怀来县城尚有25里。怀来知县吴永得到朝廷逃难至此的消息,一点也不敢懈怠,冒雨前往接驾。而当慈禧太后看到前来接驾的吴永时,竟然失态痛哭流涕,向吴永控诉她几日的凄凉悲惨情况: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物;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

逃亡队伍连日奔跑,一路之上没有看到百姓,更没有什么官员前来接驾,吴永着官服前来迎接,使慈禧太后非常感动,视吴永为忠臣,并开始提拔重用吴永,任命其为办理前路粮台。

吴永为迎驾两宫,确实尽职尽责,曾为两宫准备了一桌筵席,还熬制了三大锅小米粥。没有想到其准备的食物被溃败的士兵抢劫,仅为两宫剩下一些残羹。

吴永还竭其全力,找到5个鸡蛋进奉。如饥似渴的西太后一口气吃了3个,剩下2个给了光绪皇帝,老佛爷很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余二枚,赏与万岁爷

由于逃亡仓促,没有准备多余的衣服,虽然正值秋季,但昼夜温差较大,晚上至凌晨较冷,所以慈禧太后还让吴永找些衣服替换。吴永妻子早故,他找出其已故母亲的几件衣服。慈禧竟然也不嫌弃,能暖体即可

有了吴永的招待,有了一定食物的补充,慈禧太后的情绪才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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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境内天镇县慈云寺

 

827日,西狩第12天。慈禧一行抵达山西境内天镇县。

天镇位于晋、冀、蒙三省交界处,是由直隶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天镇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当年,慈禧一行抵达天镇县时, 天镇县县官额腾突然自杀,城中无主,地方大乱。县官为什么自杀呢?

原因是他提前为逃难的太后与皇帝准备了食物,但因逃难队伍在宣化地方住了三天,天热食物变质,他一时无力再筹集,遭到随行的岑春煊的训斥,令无奈,至仰药以殉

慈禧一行逃难队伍曾在慈云寺休息一晚。

慈云寺是天镇县现存边塞历史文化文物的典型,慈云寺始建于唐代,建于贞元之后,那时叫法华寺,到辽开泰八年(1019年)重新修葺。到明朝中的宣德年间(14261435年)又进行大修,敕赐“慈云寺”,史称“关外巨剎”。慈云寺现为四重大殿、三进院落,从南到北,依次为金刚殿(也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释迦殿、毘卢殿。一殿比一殿高,一殿比一殿雄伟。寺内钟楼、鼓楼体现了元代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而整个寺院建筑物的对称结构,又体现了儒家建筑的中庸理念。

大雄宝殿为元代建筑风格,糅合辽金元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其双层圆形建筑特殊,为山西现存明清钟鼓楼中仅有一例,全国亦罕见。释迦殿内有明代壁画。毘庐殿,气势最为宏伟。殿内东、西两侧有重檐歇山顶楼阁式木雕藏经柜。藏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钦命雕印的藏经全部,后移交大同华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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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一行八月六日到达大同,供张甚盛,异于前此之荒寒矣

八月十三日(96日),至原平,寻觅驻跸之所,仅得泥屋一处,且停空棺数具。岑先往观,回奏请训,且祈赦罪。太后霁容答曰: ‘棺木如能移则移之,若不在正室之内,亦无妨碍。’其后将棺木移出,又多派从人以护太后之居

地方官竟然如此荒唐,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休息之所,安排在停放棺材的地方。幸亏慈禧太后少有的宽容,竟然没有追究责任,将棺材移出了事。

  八月十五日(98日)是中国传统的团圆之节,如果在京师皇宫,慈禧太后肯定要大操大办,但这天逃亡队伍到达忻州,尽管忻州知府准备了新鲜水果及贡品以献,可慈禧太后哪里有心思欣赏和过节,仅仓促过了一夜,就匆匆上路了。这恐怕是慈禧太后一生度过的最为凄凉的中秋节了。

八月十七日(910日),逃亡队伍达到山西省府太原。

巡抚毓贤等文武官员出城数里迎驾,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尊严与威风展现,逃亡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结束。

 

清末太原镇远门城楼南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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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原,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住在山西巡抚署改造的行宫,宽敞明亮。更为西太后想不到的是,山西地方官将当年为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时预备的仪仗、陈设、器物等取出供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享用,慈禧太后非常高兴,深为欣悦,并谓:我们在北京,没有这样东西。吴永回忆驻太原情形说:

 

以抚署为行宫,堂皇壮丽,略有宫廷气象。其最可疑者,凡需要帘帷茵褥,及一切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巡幸五台山所制办,备行宫御用。后来御驾未至,遂存贮不用,向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此次以仓促驾到,无法预备,不得已始行发匙,乃皆灿烂如新制。 

 

正因为太原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所以清廷在此居住长达21天。

清廷居住太原期间,慈禧太后指定的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的代表奕劻、李鸿章以及东南督抚吁请清廷回銮,以安民心,同时也有利于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

但慈禧太后仍惧怕列强西进,所以已经有了继续西进,暂住陕西西安的打算。

军机大臣鹿传霖的陈说,更坚定了西太后的西向西安的成议。鹿传霖以北京万分危险,西安去海遥远,洋兵万不能到,进退战守,无不皆宜。太后固本愿西行,徒以廷臣二三主持于内,疆吏十数力请于外,皆以'暂住晋省,静待和议,勿再深入内地'为言,既重以群议,故一时未决,得鹿奏,则又大喜,即日下诏定期启銮幸陕。” 

第23章 慈禧西狩大逃亡前的糟心事


沈阳 著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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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庚子西狩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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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前后,鉴于对列强、洋教欺凌的报复,山东、直隶等地的下层民众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势如破竹,很快发展到京津地区。义和团为封建顽固派所利用,他们利用义和团的果敢行为,围攻列强驻华使馆,报复列强干涉其爱新觉罗家事,即废掉倾向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立载漪之子溥儁为新帝的己亥建储

列强则藉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不力为由,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八国联军陈兵大沽口外,攻陷大沽口并进犯天津。

慈禧太后震怒,尤其是1900621日听到密报称列强勒令皇太后归政消息后,触犯了她的痛处,立即以光绪皇帝名义对列强宣战。

然而,虽然部分清军与义和团对八国联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装备优良的八国联军于714日攻破天津,一路西进,86日,攻占杨村,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11日,又突破张家湾防线,主帅李秉衡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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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

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灭义和团,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

慈禧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并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

520日至523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光绪帝也参加了会议,光绪帝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

慈禧太后不辩这个编造的所谓外交团照会,却为此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

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525日颁布了宣战上谕

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

又过了4天,慈禧太后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慈禧太后草率决定宣战,光绪帝载湉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

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

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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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军官在紫禁城合影

 

庚子事变也叫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发生在慈禧太后的六十与七十寿辰期间,虽然她身居九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她也并非总是随心所欲,也有走麦城的日子。

1900年,她轻信列强要她归政交出最高权力的传言,轻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恼羞成怒,怒血冲顶,愚蠢而莽撞地向世界上11个帝国主义强国宣战。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

 

八国联军发起侵华战争后,由于清政府上下腐败成风,一边打败仗一边给慈禧吹牛,以至于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后,慈禧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直到1900812日这天,她才惊闻前线正节节败退。

两天以后,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发起进攻。

19008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打到815日凌晨,攻紫禁城东华门。其先头部队已经攻下了天坛。

兵败城破之际,慈禧竟然带着光绪皇帝载湉、皇后和部分亲信官僚仓促逃出北京,向西北方向逃亡。史称庚子西狩

所谓庚子西狩,是指慈禧主政的庚子年,列强入侵,京城百姓罹祸,两宫逃亡,仓皇无状,哪有皇家狩猎之气派。西狩是隐讳,西指方向,狩为打猎,后为王朝统治者打猎的专有名词。庚子年间清廷西狩,实际上是对清廷逃亡行为的隐晦称谓。不能明说当年慈禧和光绪是仓皇西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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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进入皇城

 

那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815日),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如注。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圣母皇太后,带着皇帝离开了皇城与帝座,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崎岖山路上,满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惶惶若丧家之犬。

慈禧太后这哭哭啼啼,带着光绪皇帝等人仓皇逃去。单看这狼狈逃跑时间,就知想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之所以说清廷是狼狈逃亡,一是没有公开身份,秘密逃出皇宫。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均脱下象征威严尊贵的皇家服装,老太后扮成逃亡的汉族妇女,光绪皇帝则衣着普通百姓的服饰。二是没有仪仗,没有旗帜,没有前呼后拥,随行官员也没有多少。三是仓皇逃出,交通工具极其简陋,最初仅仅几辆驴骡车而已,后来才乘上轿。四是没有准备银两食物,忍饥挨饿,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据时人记载,慈禧太后狼狈逃跑的具体情况为:

太后、皇上均坐车出德胜门,行至贯市,始由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伦贝子同坐一乘。直至怀来县、宣化县,两宫皇后大阿哥始均坐轿。

复因仓促出宫,太后仅穿蓝布夏衫,头尚未梳。皇上则仅穿黑纱长衫及黑布战裙两条而已。铺盖行李一切均不及随带出京,三日夜间只睡火炕,既无被褥,复无替换衣服。饭更无人进奉,只以小米粥充饥。狼狈情形,不堪言状。

妃嫔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虽有随驾者,然亦寥寥无几。诸王贝勒等随扈者亦少。礼王、荣相、启秀等,均未相从随行,只有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橚贝子,及公爷数人而已。堂官则有刚、赵、吴、王、溥兴五人。又部院司员十一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 

《拳变余闻》记载略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促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时酷暑途行甚苦……” 

清廷的逃亡队伍惊魂未定,只顾逃亡保命,不及其他,因唯恐八国联军追赶,所以选择偏僻小道行走。七月二十二日(816日),即奔波了一天一夜后,来到了一个岔道口的地方。

这里本来是明清以来的一个军事要塞,是京师屏障藩篱,但由于兵荒马乱,士兵、百姓四散,逃亡队伍精疲力尽,不得不在这里休息。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的休息条件,仅一条长凳子而已。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当晚两宫宿岔道,一条板凳两条龙。实则描绘的是西太后与光绪帝不敢宽衣就寝,仅坐在凳子上稍事休息而已,随时准备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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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慈禧太后跑得太急,连“滚单”与“合符子”(身份凭证)都没带。

结果这一帮人跑到昌平的时候,由于拿不出确凿身份证明,竟被昌平知州当成了骗子盲流,硬是不让他们进昌平。

一年多后慈禧回銮,还记得这“过节”,把这位公事公办的昌平知州直接罢官回家,并且“永不叙用”。

另外还有慈禧娘家兄弟桂祥,带了禁卫军残部在身边保卫,就这么拼凑出了一千来人。这样一支队伍,虽然谈不上多能打,但应付一般的蟊贼还是没问题。就这样护送着慈禧有惊无险,逃出了北京。

当然,虽说安全有保障,可由于慈禧跑得太匆忙,跑之前还忙着杀了珍妃。以至于吃的用的啥都没带。慈禧跑的时候,她的贴身太监小德张“从宫里抓了把白皮酥”,勉强让慈禧填了几口。

等到了被昌平知州拒之门外后,慈禧一干人等也几乎要断粮,好不容易弄到一碗大麦仁粥,也只让慈禧一人“独享”了。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期间,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和各国军官在紫禁城留下的合影,在攻占北京之后,瓦德西率领联军在紫禁城举行了胜利阅兵。

 

慈禧太后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2021年12月30日星期四

第22章 莫理循如何评价义和团


沈阳 著

Shenyang

 

清末时,与中国向导一起下乡传教的西方传教士

 

1

 

从山东省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很快蔓延到直隶省,而且在少数清朝官员的袒护下,义和团进入了首都,1900620日包围了外国使馆区。

各种猜测和谣言在报纸上屡见不鲜。北岩勋爵在716日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报道,使围困使馆区的新闻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潮。

《泰晤士报》起初的报道还对事件的平息抱有希望,但很快就放弃了希望,717日以“可怖的事实”、“在西方经历中无与伦比的暴行”为题,发表了关于北京的外国团体遭到大屠杀的报道。

《泰晤士报》国际部主任姬尔乐写的长篇社论中发出“西方世界复仇的正义呼声”,并且呼吁迅速“显示外国武力足以对付华北的一帮强人”,不得迟延,否则会大大“增加黄种人普遍骚动的危险”。甚至引用《每日邮报》上的报道,将那些死于“阵地”上的妇女儿童描绘为“视死如归”的英雄。甚至还将莫理循列为“战死”名单中。他说:“留给我们的只有对他们的哀悼,替他们报仇”。

事实上,莫理循没死。但当他的“讣闻”公开后,他一下子成了大英雄。

19004月,莫理循回到北京时,听了毕德格告知的传闻:李鸿章在广东闹得很凶,他哭哭啼啼、诚惶诚恐地向慈禧太后密报说康有为在香港订做了6000套军装,上面都印着“灭清”的这样。

但莫理循没有报道毕德格所言之事。因为莫理循支持维新变法,他对康有为持关注和支持态度。

 

2

 

莫理循的关注点是卜克斯被杀案已得到了妥善解决,拳民的怒火正平息。这也是莫理循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带有浓烈的反洋和反教的色彩,不但针对被称为“洋鬼子”的传教士,还针对被称为“二毛子”的本地教徒。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清朝政府结盟,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支持,成了“扶清灭洋”运动。

莫理循在那年45月的日记中写道:义和团运动的怒火还远远没有熄灭。但他又写道:“危险并非迫在眉捷”。

当传来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害的消息后,反洋情绪四处高涨,通往天津的铁路线被切断的。

英国驻天津领事主动打电话给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加派强大的增援部队。各国驻京使节也分别打电报给各国政府,要求各国海军一致行动来保护公使馆。

慈禧太后一方面下达含义模糊的懿旨,谴责义和团暴行;另一方面又下旨赦免他们的罪行,对义和团的行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68日,北京跑马厅大看台和马厩被放火烧了。

611日,日本公使馆一等秘书杉山彬被清兵剁成碎片,他的心也被挖了。

613日,义和团开始焚烧外国人住房。

那时莫理循的日记变得混乱和支离破碎,顺手写在书角处、页边和字行间的空白处,完全没有顺序。虽然他的日记写得很乱,但他打给《泰晤士报》的电文却仍然很清楚地描述了日益恶化的局势。

 

3

 

莫理循究竟如何看待庚子之乱?显然,他与很多人的看法和评价不一。

中国那些所谓的精英层从庚子拳乱中,总结的教训是:庚子乱后,国内咸以兴学育才为救国急务。中国知识界把1900年的危机归结为国民愚昧,并加强了进行启蒙教育的紧迫感。

被郑观应称为中兴伟人的盛宣怀预言:清廷放纵非理性暴力的结果是列强8月中旬占领北京后的疯狂报复。

当尘埃落定,盛宣怀在1900913日向刘坤一发出一封电报,他把拳民视为乌合之众,主张剿灭。盛宣怀把中外失和最终仍归结于民教起衅,直指此前各省教士,偏袒教民,干预民事,以致种毒愈积愈深。他指出,闻各国之不奉教者,亦知其教之有害于中国也。这种观点似乎是赞同和转述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看法。

盛宣怀致刘坤一信中附蔡钧草拟的中国自办英文报纸影响舆论的建议。在两份建议中,蔡钧都提及民教不和,认为传教之足以酿成大祸,虽西人亦著有先见之论,以及此次北方肇衅,实由于民教不和,积愤而起,而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逞其一面之词,群起相责。蔡钧注意到,民教冲突本来是双方的责任,有其社会会根源,但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却处于劣势。

莫理循曾经跑到美国公使馆对驻华公使康格说:

 

我为是个白人而感到可耻。在我所知道的没人道、野蛮、优柔寡断的命令中,11国公使作出的决定最糟糕。

 

莫理循对传教士一般不怀好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传教士要为义和团所惹起的麻烦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莫理循将义和团危机的根源指责为西方传教士的无能教化。

事实上,清政府在整个1890年代一直奉行的是在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口号下偏袒教士和教民的政策。传教士中旨在传播新知识的人在都市里和与他们有相近价值观的中国士大夫交往,对中国习俗取包容态度,即采取耶稣会士自己总结的利玛窦办法,从事文化出版教育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激烈的抵制。

但在中国乡村,传教士建造教堂导致和中国固有的信仰如玉皇大帝及其供奉庙宇,风水信仰和祭祖活动发生直接冲突,激发非信徒对信徒不敬神佛忘祖先的反感。中国乡村远比初来乍到的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想象的要复杂:不仅有主流的儒释道互补传统,还有各种民间信仰,魔法,妖术,气功,武术,传说,戏剧的混合,另有长达千年的民间信仰,秘密结社,教门会党和武装反抗结合的传统。冲突最终引爆了中国民间长期隐伏的迷信和暴力交织的小传统

那些极端排外的官员如刚毅,毓贤,李秉衡在民间口碑不坏,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内部的信仰一体化和某种上下一致性。即使从来不同情义和团的人也并不等于就站在传教士一边。即使在义和团完全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中仍然有人坚持谴责教民恃教欺凌干预词讼,指责教士鱼肉百姓。

以改造信仰世界为终极目的的基督宗教强势介入,对中国基层的法律实施体系和地方官的传统权威造成了挑战。这种介入还促使中国人之间被视为背弃传统的教民拳民的分化和对峙。在东交民巷的防卫中,公使们和使馆卫队同样极大地依赖中国教民的协助来对付进攻的中国军队和拳民。使馆区被围期间和之后,英美官员和传教士都表达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教民的夸奖和感谢,但其本质是基于自己从中国人同胞自相残杀的民族悲剧中受益。

莫理循对义和团究竟如何评说?

莫理循在1902130日写给《泰晤士报》上海记者濮兰德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完全赞成忘掉“义和团暴乱”。清朝确实也已经为此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我认为立德禄把某些官员说成是义和团,这种说法是反基督教义的、是不仁慈的、也是不明智的。为什么将直隶人说成十个有九个是“义和团”。我们在暴乱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

 

莫理循在信中提到的那个立德禄时任《北华捷报》主编,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

 

4

 

1902年,上海街头进行武术表演的义和团民众

 

与莫理循对义和团的评价不同。为避义和团之祸而从北京逃到上海的严复,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丢失了《群己权界论》译稿,到上海又担任了中国国会副会长,提到义和团自然是严厉斥责其迷信和无知,然而却也不否认义和团是爱国者。即便是1900中国国会的会长,留美归国的容闳在自己的英文回忆录中,对天主教传教活动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也绝无好感:只要是熟悉罗马天主教的的人,无不对罗马教会在中国的不合情理的装腔作势和大权独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而,容闳上丁日昌书中就已经建议:禁止任何宗教教派或团体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对其信众行使任何形式的司法权。

作为半个当事者的维新派梁启超并没有一味蔑视义和团。在1901年年末完成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已经指出:(义和团)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既承认民众有长期潜伏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但也同时指出:“……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激愤。

义和团引发的思考在革命者陈天华那里又进了一层。陈天华在1903年撰写的《警世钟》中把义和团全无宗旨的乱杀乱烧,一哄而散称为野蛮排外,进而提出了文明排外这个全新的概念。在陈天华看来,防抗外来压迫有道义正当性,但实际行为中的怨恨和报复将使被压迫者失去正义的立场。陈天华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遵循同一套规范,即国际法(清末所称的万国公法),而这样的反抗才是正当的合法排外。所谓合法排外,其内涵就是保护教士和教堂,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掠夺。

第21章 “东南互保”和“中国国会宣言”

 


 沈阳 著

Shenyang

张之洞读白居易诗写绝命诗预言清朝覆灭(组图) - 十年砍柴- 唐太宗- 天朝风云-看中国网- (移动版)

张之洞

 

1

 

在南方,张之洞等人在1900年夏天的运作并不限于旨在置身事外的东南互保。在使馆之围正式开始的620日,盛宣怀致电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

624日,盛再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呼吁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克林德被杀后的625日,张之洞积极联合南方督抚联名致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停战候议。张之洞的态度并不是真的和列强交好,只是在时势面前,不得不承认和各国同时开战,激众怒,是不明智也极为危险的的。

日本外交官曾寄望李鸿章和张之洞商请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北上解救各国公使。李鸿章的提议被袁世凯婉拒,张之洞也认为京外驻兵不宜进京救使,应由朝中权臣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出面。626日,东南互保协议达成,翌日,各国驻上海领事联名致书上海道余联沅表达欣慰之情。

7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税务司(赫德)转达英国领事意见,如果张(之洞)刘(坤一)二宫能正拳匪之乱,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显然,英国人希望郑孝胥作说客,利诱张之洞出面平乱,但按郑孝胥的说法,张之洞终畏葸不决而罢。

表面上看,义和团运动的初起和后来清军屠杀外交人员的行为中,英国都不是直接当事国,但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00年,在中国经营的672家洋行中,英资洋行就占了一半以上。英日似乎都有怂恿他们属意的实权派趁乱扩权的意图。

关注北京局势的张之洞当然并不知道使馆区内的洋人已经决心坚守到底。他在72日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表示对克林德之死的痛惜,并好心地提出,如果外国使节有离京赴沪者,盛宣怀应派员挽留,馈问,邀请他们去南京暂住,如不去南京,则暂住上海。

张之洞希望盛宣怀告知外方,危机并非出于圣意。刘坤一则在73日重申弹压地方,保护洋人,绝无变易。

盛宣怀713日从上海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电报中指出,列强其实并未怪罪西太后,只是希望中国自行平乱。盛宣怀主张把甘军调走,以聂士成军护卫使馆区,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袁世凯)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

这说明,由反对义和团的清军将领出面直接解东交民巷之围,在盛宣怀眼里也是一种可能的决策,而列强也一度不清楚慈禧的真实态度和作用。

 

2

 

盛怀宣本来是个落第秀才,他最终为何能创建上海滩第一家族_盛宣怀

盛宣怀

 

在纷乱躁动的1900年,626日后东南互保已成,而使馆之围未破,七八月间另一股势力又借机崛起:726日和29日,中国国会分别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盛宣怀的下属和挚友郑观应担任干事,因义和团之乱而南下避难的严复则为副会长。

在第一次会议上发布的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起草的《中国国会宣言》已经俨然以未来的新政府自居。维新义士唐才常未经中国国会领导层批准,将汉口的激进组织自立会作为中国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中国国会的武装力量,并在82日开始使用国会名义发布自立军文件。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为何拒绝太平天国封爵_王洪仁

中国国会会长容闳

 

821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22日被处决。

盛宣怀把唐才常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名义发起草的勤王讨贼檄文冠以伪檄文之名,收录在私人文档中。该檄文可能是预备于阴历八月发布,因此开篇为光绪庚子八月

文中点名直斥那拉氏,载漪,荣禄,刚毅叛弃天常,灭绝人纲,以致外侮频仍,山河破碎,不可收拾,并历数了慈禧自谋害慈安,挪用公款建颐和园,幽禁光绪,杀变法六君子,纵容甘军暴行,表彰义和团邪术,割地,西逃等十三大罪。

在自立军的十四条宗旨中,其中两项稍和东南一带政军大佬此前的主张一致,即由自立军急派重兵剿平北方义和团匪以及保护洋人性命,财产不受匪徒扰害,但唐才常痛骂张之洞貌抗朝旨,阴助权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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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的使馆区

 

在二十世纪中国,义和团早已成了一个兼具正负面意义的政治隐喻符号,对有的论者来说,义和团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天然有排外基因。其愚昧,落后,暴力,其实早已经像英谚所说的死马dead horse)一样被批臭。

其实,与其说中国人排外,不如说恐洋,而在中国文化中,才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

1901年,清朝政府从排外恐洋,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划定使馆界,确定南到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

列强强行将原有的衙署及居民一律拆迁或夷平。将东长安街迤南,崇文门内大街迤西,崇文门至正阳门城墙迤北,兵部街西折至户部街南口延长线迤东的大片地区辟为国中之国使馆街,由军警守卫。英国、俄国、美国、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在这里修建或扩充使馆、教堂、银行、医院、兵营等。开设的银行有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运通银行英国麦加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等外国银行。此外,列强还任意更改使馆界原有街巷名称。

清朝政府一度要求保留祭祖的堂子和衙署为办公之用,列强只答应保留吏、户、礼部和宗人府,其余一律搬迁。

各国将使馆区道路,也改称外国名,并用外文书写,东交民巷就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

 

4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使馆区由管理使馆界公署进行规划,除南面有城墙和护城河外,东、北、西三面均筑起一丈多高的砖墙,墙外挖沟,周界有八堡,各置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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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东口的铁门内侧可以看到崇文门城楼

 

西方列强在使馆区内大兴土木。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禁止中国人则通行,除非付费。东交民巷俨然成了北京的太上政府

由于义和团事变刺激,列强开始在使馆区周围广筑高墙,上面设置炮台、碉堡,下面挖有壕沟,墙上则有瞭望孔和枪眼。在出入口设有铁门、岗哨,由各国派军队驻守,因南面有城墙、护城河做为屏障,东北西三面一切障碍均被拆除,便于守卫和兼做操场之用,东交民巷又俨然成为国际兵营。

1900年前,位于江米巷路北的日本旧公使馆,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时虽未被破坏,但在《辛丑条约》后,却借口原址狭小,不敷使用,趁机迫使清政府将西北面的詹事府、肃王府、柴火栏胡同及部分民宅划为新使馆用地。用地北部建使馆,南部为日本兵营。日本公使馆新址东部同法国使馆、北部与意大利兵营使馆相接,南部与西班牙使馆和横滨正金银行相邻,正门开在御河路(现正义路),与英国使馆隔河相对。

 

日本旧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