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一 新冠病毒和假新闻的蔓延
假新闻的兴起与扩散,撼动了老牌媒体对抗错误新闻的保障措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然而,因为个体、机构和社会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认识是:只要是报纸、电视上发布的消息就是真的。也有一部分所谓的亲西方精英则声言:墙外主流媒体发面的信息才是真的。
普通民众是难以识别新闻的真实与虚假,因为他们不可能获知真实的信息,尤其不懂得新闻被政治操控后的真相其实已不存在了。近百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老牌媒体,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对过去失实的报道作过任何忏悔,主流媒体似乎永远代表着正义和正确,代表着伟大和光荣。
新闻行业需要一个新的保障机制。但世界没有这样的保障机制。这是假新闻泛滥的根源,尤其是政治对媒体的渗透,媒体只是政治的工具。假新闻在政治问题上的繁衍,已经危害了社会的信任。
新冠病毒的蔓延,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场危害人类生命的突发事件。人们更应该关注新冠病毒的源起、特征,以及诊疗和防治办法,是一场人类共同对付病毒的战争。但这是一种单纯又朴素的想法。在可恶的政治操弄下,媒体的注意力是如何捉弄民众,用大量的假信息吸引民众的眼球。
美中有关“中国病毒”之争成了公众的焦点,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美爆发时,媒体推出了疫情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的“中国模式”,“中国作业”抄不抄?
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中国成了世界抗疫的模范典型。
面对新冠疫情美国民主党在做什么? 残忍的讽刺是纽约州长说必须从中国购买口罩,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呼吁加大美中合作。
新冠疫情已造成2600万美国人失业,特朗普与拜登展开了“谁对中国软弱”之争。美中关于新冠病毒源头之争再起波澜。 美国国会因疫情而追责北京声浪不断,一些议员开始谈论美国过度依赖中国问题、新冠疫情下的美中关系。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没向世卫汇报疫情信息。美中律师相互起诉对方各级政府。
中国媒体针对美国疫情上升火力全开,中国政府严控舆情正面导向宣传,中共内外宣力避新冠肆虐全球追责。
但武汉疫情在舆论严控下坐大和失控,中国新冠病毒感染新病例加倍,武汉在质疑声中修改了疫情死亡数字,新华社“疫情纪事”距离真相有多远?李文亮医生被平反了,还被授予烈士称号。中国一季度GDP直落14个百分点。
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
假新闻有很长的历史,但面对新冠病毒发生的未解的科学性问题,尤其是新冠病毒在政治问题上的繁衍,使有良知的媒体人开始思考对假新闻的信任问题,以及假新闻的传播手段和技巧。
二 假新闻是什么?
《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假新闻的科学》的文中,16名来自MIT、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顶级大学的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和法学学者联名对“假新闻”进行了评论。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刊物,《科学》杂志盯上“假新闻”这个话题还是头一次。
以下是话媒君刘紫月在2018年3月14日编译的这篇评论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看顶级大学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是如何梳理假新闻的前世今生。
假新闻是什么?
我们把假新闻定义为伪造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形式上模仿新闻媒体的内容,而不是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或者目的。生产假新闻的组织也缺乏新闻编辑的基本水平,无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假新闻往往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等。
目前,假新闻主要在政治问题上繁衍,但是在诸如疫苗接种、营养方法和股价问题上的宣传信息中,也经常有假新闻的出现。其主要的危害在于,它寄生于传统的新闻组织,从中获得利益并损害传统新闻组织的可信度。
像第一稿新闻(First Draft)和脸书(Facebook)这样的机构,反而比较偏袒“假新闻”,因为它们把其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这种情况,我们持有保留态度,因其能对重要的政治问题带来显著影响力。
三 假新闻的历史背景
新闻业的基准是客观性和平衡性。这是新闻从业者对一战期间鼓动宣传的大规模泛滥和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企业集团公共关系兴起的对抗结果。
基于二十世纪信息传播技术(印刷和广播)的显著发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新闻垄断机构应运而生。它们也同样维持新闻业的基准。而互联网降低了进入新闻行业的成本,并且互联网中的大多数是反对新闻业基准的,并且破坏了新闻信息来源的传统商业模式。
在2016年,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度降到历史最低,尤其是在政治正确性问题上。有51%的民主党人和14%的共和党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大众媒体作为一种良好的新闻来源的看法。美国正在遭受地理政治和社会政治的同时打击。
在过去的40年,人们基于地域的不同而导致的分化极具增长,这导致跨区域政治交流的机会不断减少。同种族社交网络降低了人们对其他不同看法的容忍程度,扩大了观点的两极分化,增加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内类似新闻的可接受度,对新信息的抵抗程度。人们对自己看法的“另一派”越来越不喜欢。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假新闻吸引大众关注创造了可能。
四 假新闻的流行程度和影响
假新闻到底有多普遍?它对个体的影响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科学性答案。
为了评估假新闻的流行程度,我们提倡把重点聚焦在假新闻的生产源头出版者,而不是消费者的看法,因为我们是基于出版者的意图和手段来定义假新闻的。同时,这样做也能避免因个体新闻体验反馈的不同而带来的混乱。
一份对假新闻传播的调查显示,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美国人从知名的出版公司那里平均获取一到三份假新闻。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因这份调查只追踪了156份假新闻。
另一份调查显示,相较于正确的信息,错误信息在推特(Twitter)上被越来越多的人转发,并且转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尤其是政治性问题。脸书(Facebook)估计,在人们分享到平台上的1%的内容中,有少于十分之一是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但是脸书并没有给这一分析披露更多的细节。
根据点赞,分享和查询信息的数量,社交爬虫会放大假新闻的传播。最近的一份调查评估显示,在推特的活跃账户中,9%-15%为计算机爬虫账户。脸书估计,在其平台上有六千万的爬虫账户。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这些爬虫账户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政治性内容。其中的一些账户甚至也参与了随后的2017年法国大选。对大众参与问题的预测性算法统计中,爬虫账户也参与其中。事实上,脸书的《白皮书》披露,这些爬虫账户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针对缺乏在平台上获取有代表性的爬虫和受众的样板的方法,所以任何对爬虫流行程度的评估都需要谨慎对待。对爬虫账户的搜寻就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任何对爬虫账户的发现,都会激起爬虫账户生产者的对策。所以,对爬虫的辨识将是一个主要的调查挑战。
我们都知道,假新闻会对社交媒体产生危害。然而,知道有多少人浏览到或者分享假新闻并不等于知道有多少人读到这些假新闻并受到其影响。对揭发假新闻的政治性行为的长久性评估,在宣传书籍中是不存在的。
证据显示,对民众的政治性说服运动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然而,通过社交媒体对大多数假新闻进行调解反而会加强其影响,原因就在于“分享”这一行为内在的支持力。除了选举方面的影响,媒体带来的影响还包括许多潜在的影响方面,包括对极端主义持续发酵的仇恨和冷漠。在这些方面,假新闻的影响还亟需考察。
五 潜在的干预
有什么干预手段可以控制假新闻的传播和影响?我们把这些手段分为两类:
一、致力于提高个体辨别假新闻的能力。
二、在第一时间阻断假新闻的传播。
使个体具有辨别假新闻的能力
事实核查的形式有很多种。以政治真相(PolitiFact)和斯诺普斯(Snopes)为代表的组织,采用评估新闻报导真实性的方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依靠可信度高的新闻媒体;脸书(Facebook)则采用中间人主导的文本信息对内容进行核查。尽管每一种形式看起来都卓有成效,但若想要达到最佳效果,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手段混合使用。
这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公共认知,包括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个体一般不会质疑信息的可靠性,除非信息与他自己的认知不同,或者他因一定的目的而主动去怀疑信息。否则,个体会不带怀疑的接受信息。人们同样倾向于和价值观相同的群体达成共同。
调查同样显示,人们更乐于接受与自己原有的观点相同的信息,以及能够让自己愉悦的信息。个人观点的偏见以及意识形态的看法同样阻碍对于假新闻的核查。
在一定的环境下,事实核查可能会适得其反。调查显示,人们倾向于记住他们想了解的信息或者他们对信息的看法,而忘记信息的上下文内容。此外,他们更乐于接受主题相同的信息。这就有重复错误信息的危险。
尽管有试验和调查显示,随着错误信息的重复,人们获取正确信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但如果错误信息格外严重,这一可能性则不得而知。有些调查声称,在错误信息修正之前,其重复传播也是有益的。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更多的可解决矛盾的调查,并且分辨出最有效的事实核查手段是什么。另一方面,想要从受众自我辨别能力入手,则要注重受众的教育程度。
在小学和中学,已经有大量训练分辨信息能力的课程。然而,这一效果对信息真实性的影响以及其效果能持续多久,都是未知的。对假信息的强调,也有可能会降低对正确信息出版商的信任度。不同文化程度的干预者,需要有一套严谨的体系来规范其行为。
六 怎样才能创建一个“真实”的新闻生态系统
我们呼吁,对假新闻的传播有更多跨学科的调查,对已披露的问题尽快解决。在二十世纪前期,美国新闻媒体的失败导致新闻从业人员基准和实践的提高。尽管结果并不完美,但这依然鼓励我们去追求客观的、真实的信息。在二十一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信息生态系统,其影响范围必须是全球性的。
有一些国家,从来没有建立过强有力的新闻生态系统,因此他们面对假新闻的环境更加恶略,挑战也更艰难。甚至,我们要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创建一个提倡和崇尚“真实”的新闻生态系统?
掩盖真相和扼杀言论自由是新闻欺诈的最恶劣方法。
回复删除Covering up the truth and stifling freedom of speech are the worst methods of press fr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