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少年，在口号声中度过了；接下来的中学时代和知青岁月，又让我的青春淹没在口号声中……即使变老了，仍然生活在口号声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留给我的记忆，除了口号，还有什么呢？
——作者导语
序言
我们都是同学
沈阳 先生
作者 沈阳先生1
十多年前，我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处长职位，远离繁华的上海都市，在上海浦东祝桥找了一份工作，转眼在这里生活了近十五年。如今已退休静养在家，过上了宅居生活。
我是六六届初中生，曾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又空前绝后的运动。这次运动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也象很多人一样，对这段历史开始在心中淡化。经历过文革的人，或因耻辱，或因负疚，或因厌恶，都不愿旧事重提。唯有网络上还有人在提及或议论，也时有一些资料在揭示一些秘闻。我也会去看看，但并不想研究。今天的年轻一代，由于没有亲历而对这段历史就显得很淡陌。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既充满激情又非常迷茫的叛逆中度过的。直到今天，我仍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反思社会和人类的性格特征。人与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几次想完成自己的传记，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留下一段人生的记忆，既来到这个世界，早就向死而生，那么为什么就不反思一下自己的一生呢？
正是在这种反思中，我完成了我的自传体小说《解放自己》的第一部《迷茫少年》。现在又完成了《解放自己》的第二部《文革狗崽》。我以前的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冲淡了，“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已不再有人提及，一个不能“解放自己”的人又怎么能“解放全人类”？
2
我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不怕鬼的家庭里。母亲从不祭拜鬼神，尽管她特别喜欢看聊斋故事，但仍会说那是编出来的故事。如果真有鬼，为什么鬼就不将天下的恶人都吃了？神仙如果也是真的存在，神仙为什么就不保佑穷人呢？世界上没有可信的鬼神，要相信自己，只有自己才是靠得住的。
那时，母亲每次腌制咸肉时，都会不断地对邻居唠叨，说我是一块臭咸肉，苍蝇总是围着我转。
母亲为什么这样说我是块“臭咸肉”呢，因为我是孩子王，在上海弄堂里或在学校里，孩子们都喜欢围着我转，听我讲故事，听我发号施令，我的点子特别多，有金点子，也有瘦点子。难怪上海人说“矮子肚里疙瘩多”。
现在细想起来，这也难怪我了。我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学习、爱动手，还爱好问。知识多了，也就显得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不知晓了。另外，我手很巧，能做手工作品，剪纸、刻花、泥塑、木雕，特别是画脸谱，做面具。我还会做女孩子们玩的“捉贴子”小沙袋，甚至绣花、编织围巾，哈，女孩子也会围着我转。其实，就连大人们遇到难事也会找我的。
不过光有这些小本事还不行，你要成为孩子王，还得有领导组织能力。我能够处理各种关系，让孩子们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的指挥。除了让我的才华超过他们，让他们懂得对我表示尊重和尊敬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点威严，让他们见到我有那么一点畏惧感，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既害怕又服从。说到底，就是对我敬畏。“敬畏”两字很管用，直到今天，我还是奉行这个原则，所以，我是一块“臭咸肉”的本性始终没改，苍蝇围着我转的现象依然没变。
3
思南路幼儿园系上海市最早的涉外幼儿园，素有“未来人才摇篮”之称。有幸的是，这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幼儿园。
我清楚地记得幼儿园园舍环境幽雅，建有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生活与活动设施。小时候，我在幼儿园里学习绘画、雕塑，我创作的绘画作品“小燕子”和“雨中”，参加过展览。我最喜欢的就是捏泥巴，做泥塑。
我就是在顺从教育中走过幼儿时代的孩子，但望着眼前的曾就读过的思南路幼儿园，我却很渐愧，因为生活教会了自己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那就是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你可以顺从社会，社会却不会顺从你。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威与顺从的关系？
思南路幼儿园创办于1956年，原址思南路91号，在2007年9月迁至皋兰路11号，包括13号、15号、17号在内。令我惊讶的是其中的皋兰路15号那是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
耿直的父亲在反右斗争中遇劫后，全家被赶出了皋兰路的别墅，搬到了成都南路的石库门弄堂里过日子了。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这是个普通初级中学，没设高中。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分校设在皋兰路上，与我居住的旧宅只是一墙之隔。
4
上中学第一天，我遇到的第一件令自己最难堪的事发生了。我被中学门房间的看门老头挡住，不让我进校。理由很简单：“这是学校，小朋友不能到这里来玩。”那时我长得个子很矮，一米二还不到，又长着个娃儿脸。当我被拒绝入校时，我气得大骂。无论怎么解释，那看门老头就是不准我跨进校门一步。
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了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你多大了？几班的？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作答。那男人笑了：“进去吧，好好读书。今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可以找我，叫我江老师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所中学的校长，他叫江先福。
江校长将我带进了校园，一路上问我叫什么名字，喜欢什么？
当他知道我喜欢画画时，就将远处的一位老师叫了过来。江校长对我说：“这是沈祖琪老师，是美术老师，你以后多请教沈老师。”
江校长还特意对沈祖琪老师说：“这是新来的学生，你以后可以教他出学校的黑板报和墙报。让他多学点美术知识。”
江校长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要求美术老师重点教我画画。从此，我就负责了这所中学的黑板报。有时，江校长还会特意来看我出黑板报。
也因为入学第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我与江校长，还有
这所中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在文革中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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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代的绘画水平是不错的，至少学校里的黑板报全是由我负责排版和美化的。我是六六届初中生，中学即将毕业了，我处在了十字路口。在文革风暴来临前夕，我最关心的是将来的前途选择。继续报考高中，家中没钱，如果弃学，意味着从此远离了教室。这时，中学美术老师沈祖琪来到了我的身边：“现在学校得到了一个报考美校的机会，你是否能去试一试？”我犹豫了，这需要报名费。
沈老师说：“你不用支付，我已经付了。你只要作些准备，这次考试是命题画，就象出了个作文题，你按命题去用画笔创作就行了。”
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眺望远处，眼泪簌簌。我没有在这个路口错过，我按照沈老师的要求作好了一切准备。我怀揣着一板廉价的色块水彩颜料，还有一支毛笔，来到了徐家汇的一所中学，参加了那次美术考试。这板廉价的色块水彩颜料居然还是沈老师自掏腰包化钱买来送给我的。
这次考试在上海市徐汇中学，徐汇中学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考试时间到了。沈老师目送我走进了考场。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美术命题考试。考卷发了下来，命题题目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没有急于动笔，偷偷地环顾四周的考生，其实也没人动笔。
最终我作出了选择：我画了一个年轻的学生，那就是我，我穿着一件短袖，敞开着的衣襟随风起舞，红背心上印有我的中学校名，短袖衫的口袋里露出一本毛选的书名《青年运动的方向》。在我的身后是高耸的电缆铁塔，还有广阔的田野……离开嚣张的大城市，到农村去接受煅练。
在毕业前夕，学校里已经在宣传学大寨运动。也许这是时代的召唤，也许这正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最具体的表现。
当我离开考场，沈老师急急地跑了过来：“考试命题是什么？你画了什么？”
我向沈老师汇报了我的命题画创作内容，他非常高兴：“好，好！你一定能考取美校。”
也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等待美校录取通知时，学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全国废除了高考和中考。此时，沈老师还曾偷偷地告知我，我的录取通知书正压在他的抽屉里。我的梦碎了。
6
中央正式决定停止高考和中考后，我们这些中学生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基本上都开始闲居家中了。
1966年3月8日， 河北邢台发生了地震。地震之后的中国，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尊尊曾被奉为神灵的菩萨倒塌了……
“政治倒春寒”后的中国大陆，到处开始天崩地裂。
在邢台发生大地震前后的日子里，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了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还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还是在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和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一份《二月纪要》，《二月纪要》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斗争矛头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实际上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毫无疑问，《二月提纲》和《二月纪要》是中国政治大地震的前兆。
3月29日，邢台发生了最后一次地震。但在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没有对抗震救灾作任何指示，而是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三次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毛泽东还号召：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由此，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
政治是一场游戏，这话没错。
令中国社会啼笑皆非的是：当时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彭真。可是不久，整罗瑞卿的彭真就成了国内头等大敌“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的黑帮老大。
196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6月1日发布全国。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刘少奇在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到了6月9日，学校开始停课，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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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学生所贴的大字报还纷纷书上了“红卫兵”的署名。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
自6月下旬起，上海部分中学开始起哄、揪斗“牛鬼蛇神”。上海街头就出现了扫四旧运动，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腾了。
可以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回望这段历史，应该认识到这一乱局的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1966年6月27日下午四时，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刘少奇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大批彭、罗、陆、杨。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作出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历史总会开政治玩笑。那些坚决将别人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的人，结果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牛鬼蛇神。接下来被打倒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再接下来被打倒的是“四人帮”和“林彪集团”。
是政治爱开玩笑，还是历史爱开玩笑？也许这样的玩笑，让人笑不起来。
8
我的初中时期，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城的时代。
我们这些才十多岁的孩子们被学校抛弃了，整天在家里无聊地打发时间。但很快，我们就被卷进了社会的风雨之中。当年学生停课闹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今恐怕也说不清楚。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热烈地支持。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内容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弄堂和学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立场鲜明地支持红卫兵，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促使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国。
我重拾起中学时代的记忆碎片，拼凑起那段破碎的历史，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愤怒、绝望而伤心的年代。
高考和中考被突然废止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是废止高考的强力推手。我们这些刚跨入中学校门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方向。学校停课了，我们又能干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从云层争斗，席卷到全国上下了，敢说敢为的红卫兵运动正在颠覆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唯一继承的就是封建专制的“出身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被染成了红色的标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9
记得，“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对我毫无兴趣，我既不观看，也不参加。我唯一的爱好是常去同班同学严隽复家里玩，听他讲解拍照的技术，他有一台很棒的照相机，他拍摄的照片特别讲究构图和光影。
但是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还是打乱了我的生活，面对残酷的政治运动，没人能躲得过。
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联后，公开宣扬“红色恐怖万岁”，并到学校、里弄武斗“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发起了一个人类史上最特殊的红卫兵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我所在的中学也接到了通知，广播中说：学校正在筹建“红卫兵”组织。也许是阴差阳错，校方指定我作为班级里的代表，我居然当选这个“红卫兵筹备委员会”组织的成员之一。学校广播里还宣读了有关成员的名单。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红卫兵筹备委员会”是个什么组织，但我相信，这是学校的安排，也是对我的信任和肯定。至少，我知道学校里也要建立红卫兵组织了。不过，这个“红卫兵筹备委员会”成立才过了三天的时间，学校就通知我，免去了我“红筹委”成员的资格。
但当我正感到莫名其妙时，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上面传达圣旨了：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黑六类又多了一类），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
我因为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父亲被打倒后，我已滑落到这“黑七类子女”行列了。因此，我就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
反动的血统论，迫使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一些曾经是积极分子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这些革命青年的热情被窒杀了。
更多的狗崽子正在变得麻木起来，不再如痴如狂地突显自己的人格，祈祷的只是平平安安地了结此生。我的人生观在文革时期就发生了变化，直至今日也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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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开始徒步到北京串联。
10天后的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历程3000里到北京，来到了伟大领袖的身边。
在史无前例的全国革命大串联运动中，我没想到我的妹妹阿力居然与她的同班同学韦莺和肖华，也串联去了。她那时才14岁。三个女孩留下了一段大串联奇遇记的故事。
整个中国乱了，学生们不再读书，而是直接投入了互相斗殴的阶级斗争中。
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这是当时的必要选择。
那时大串联不用化钱，到处都有接待站。我同意了洁明同学的建议，加入大串联的行列。我们选择了南京。
那时，全国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红卫兵。相互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出身？”
我遇到这种事就会抬头挺胸：“革干子弟！我父亲打过国民党！”
在这动乱的世界里哪有什么真话！即使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人类也无法消灭假话。那些大腕人物，谁没说过假话？
当我和同学洁明在南京串联时，我们原本准备坐火车从南京直接回上海的。突然传来了坏消息，没想到，火车广播：从南京去上海的火车停运了。沿途还取消了免费食宿，取消免费车票。
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停运了，但南京有去苏州的火车。我决定从南京搭乘去苏州的火车，那辆火车仍可以免费乘坐。我们可以先到苏州下车，一切等待到了苏州后再说。
那时，再要想从苏州坐火车回上海是不行了，铁路部门已停止了所有到上海的火车。因苏州离上海很近，我与洁明开始一起步行回家，想尝试一下步行串联的滋味。
我们中途在安亭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但我发高烧了。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晚上。
更惊人的是，安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所谓的“安亭事件”。因为发生了这一事件，所以我们无法坐火车从南京返回上海，也无法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
“安亭事件”爆发那天，其实是毛泽东第七次检阅红卫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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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洁明从安亭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当日，造反队员陆续返回上海。
当我串联回家后，同班同学雨星又来我家找我了，坚持要我牵头组织属于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但我仍然犹豫不决，这已经不是出身问题了，而是思考，我为什么要组织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动员我领头组织红卫兵的还不至雨星一个。
我曾经拒绝了这些同学们希望自己领头参加造反的鼓动，也就是不想搅和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之中。
几天后，同班同学洁明、雨星又来找我，雨星仍想劝我组织学校红卫兵，他告诉我，学校里已成立了不少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还有一个红西南。
我对没有民主的政治已经看穿，便对他们推脱说：建立红卫兵组织需要钱，没有钱能制作红卫兵旗帜和袖章吗？还需要办公室，油印机、纸张、油墨，至少还需要墨汁吧。
雨星、洁明无语了。
我就对洁明、雨星说，我们不要介入那些事，打人、抄家、批斗，这些事，不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不用上学了，还不如该玩就玩，谁也管不了我们。有机会还是多读点书，读懂了历史也就读懂了社会，历史总会重演。把握历史，就能把握机会。
中学时代，我依然是孩子王，同学们喜欢听我讲故事，讲历史，也讲政治，特别是讲文革中正在发生的那些事。同学们希望我能组织红卫兵，也正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当一个威风耀眼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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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天，全国各校园内都开始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教职员工也相续成立了各类组织。我就读的22中学里也渐渐热闹了起来，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学校组织，纷纷挂靠起校外著名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市或区的“总部”。形势变得复杂了。
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雨星、洁明还有隽復都来找我了，仍然是要我牵头成立红卫兵组织。
这次是隽復对我发问了：你口口声声说不问政治，其实你关心政治的程度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你看各种报刊杂志，还有那些成堆的传单，你能背诵各种语录，解读最新的社论。你用远离政治为由，不组织和参加红卫兵，站不住脚。我们知道你有更大的抱负。
雨星这次也变得口气强硬了：你反对血统论，这没错。我是工人子弟，我同样反对血统论，我从不将同学的家庭出身作为交友的标准。你真反对血统论就应该将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起来，还大家一个公道，我可以组织工人子弟支持你们！
我仍在犹豫中，平时胆小谨慎的洁明对我说：阿阳，你应该出头了，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在乎那个血统论，我们这次来找你，就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江先福校长被学校红卫兵批斗了！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出手相助？
隽復气愤的说，我和雨星亲眼看到了江校长被红卫兵批斗的情况。那些红卫兵还强逼江校长下跪。
江校长居住在常熟路157号，他常约我到他家玩，他的夫人沈希老师也将我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江校长的儿子江海和女儿江涌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对江校长非常敬重。
江校长1929年11月7日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草庙子公社江家寨一个中农家庭。他六岁时父亲去逝，由母亲和爷爷奶奶，叔叔带着长大。他的叔叔江德夲1939年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江校长从小读私塾，学习成绩优秀，因受叔叔的影响，他在1945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火线入党。1949年初南下到上海，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后进入商业局。上海扩大教育工作期间，江先福调入上海市二十二中学任校长。
江校长先后到力进中学、陕西中学、五十五中学任校长兼书记，直至1989年离休。
江校长是老八路，他有什么罪？更让我揪心的是，江校长对我最好，是他让美术老师沈祖琪专门对我进行特殊的美术教育。我正是在美术老师沈祖琪的帮助下才去报考美术专科学校的，如果不是爆发了文革，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已经有了入学通知书。
同学雨星于是对我反复动员：“你在同学中威望最高，你聪明能干，这是公认的。你应该站出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我们可以与你一起保护江校长！”
严隽复也说：“我们肯定支持你，你应该出来为江校长说话了。”
接着俞洁明也劝我：“你应该站出来，我们这些黑七类子女也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你记得我与你在南京串联时看到的‘黑字兵’吗？黑七类子女也是人，我们需要平等。”
我必须行动了，我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了，勇敢地面对这场动乱。为了保护江校长，也为了让自己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最终，我同意了同学雨星、隽复和洁明的建议。
由此，一个在中国文革史上罕见的“火种兵团”登上了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政治舞台。说“火种兵团”是红卫兵史上罕见的原因是这个组织不是拥护文革，而是文革运动的叛逆者。“火种兵团”是改写红卫兵史的另类中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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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宠爱我的中学校长江先福被批斗后，我也被推向了深渊。我最终与同学们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火种兵团”，我们将在浴火中重生，也将放火去焚烧这不公的社会。
我很快就集合了八个出身不同的同学。11班的同学有我和雨星、洁明、隽復、吴煜，还有王涌和张国君。雨星、王涌、张国君都是工人子弟。我还约了同班同学朱晓明，他是班里唯一的革命干部子弟。之后，5班的工人子弟沈樟锷和13班的戴巴棣、2班的贺伯民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从那时起，我压根就没考虑过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事，也压根不相信那些政治口号。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有“平等”二个字。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社会背景，凭着的是一腔怒火和燃烧的激情，投入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这场人生的搏奕中，我们明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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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红卫兵组织时，必须要给这个组织起个名，我坚持不用“红卫兵”三个字取名自己的组织。我将自己的组织称为“火种”，鲁迅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只要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我就是一块石头，我的组织就是一堆石头，我和我们要用石头去砸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我就象原始人一样，可以用最原始的手段去维护和争取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我们就是砸烂旧世界的石头，我们相互撞击就能冒出火花，点燃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答应组建红卫兵组织，令同学们极其兴奋，因此我的建议总是毫无疑义的一致通过。
但光有“火种”这个名称还不行，还得有个称谓，如战斗队、战斗组、委员会……最终经隽復提议：就叫“火种兵团”。
在组织成立的那一天，隽復安排，我们八个同学拍摄了一张合影照。
但当时没有红袖章，也没有旗帜，怎么办？
没有袖章，我就用白纸和回型针一夹，在手臂上一套，我手书了“火种”二个墨写的字。
没有旗帜，我在白报纸上写了“火种兵团”四个字后，还特意画了把火炬。
只要石在，火种就不会绝。是动乱的社会逼着我们这些不良子弟爬出了深渊，要重回社会，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们也是人！
接下来的任务是讨论组织章程。我否决了：章程是形式，是自我约束。我们的组织就是要打破约束和条条框框。
那我们总得发布一个成立宣言吧？我也否认了。那么多红卫兵组织都有宣言，你们知道这些宣言有什么不同？洋洋洒洒的全是豪言壮语，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会流芳百世。任何宣言都无法越过《共产党宣言》，既然如此，我们不再搞什么“宣言”“宣誓”。
没有章程，没有宣言，但总应该有个代表我们“火种兵团”的口号吧？
我迟疑了一下，我们都是生活在口号时代的人，口号的作用确实能鼓动人，给人带来期望与奋斗目标。
我同意了。于是大家开始讨论我们的口号。但所有口号都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我对同学说，当前红卫兵最流行的口号是什么？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倒帝修反！”
同学们议论了起来。
我说，这些口号，民众很熟悉，但不能体现我们“火种兵团”的特色和目标。
我想了想又问道：在当前的文革形势下，你们有没有最憎恶的口号？
有！胆怯的洁明突然大叫了起来“老子反动儿混蛋！”
洁明这一叫，同学们炸开了锅：这是反动口号！这是封建的血统论！
我作为这个最特殊的异类红卫兵组织首领，我说，我们只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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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选择“我们都是同学”这个口号？
我解释说：文革中，有人分裂了我们的国家，也分裂了我们的社会，分裂了我们的民族，所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分裂学生和校园的反动口号。
我提出“我们都是同学”作为我们的行动口号，那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平等，不要歧视；要齐心协力，不要内斗。
我进一步解释说：
1，我们都是同学，就是要扩大我们的组织，让更多的同学成为我们的战友。我们在同学中不搞阶级划分，不分家庭出身。只要承认我们的理念，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队伍就能壮大。
2，我们都是同学，就是要告诉老师们，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不会将老师当作敌人。我们要关心和帮助受到克故批斗和迫害的老师，也要尽量促进老师的团结。
3，我们都是同学，就是发动更多的同学阻止校园里的批斗，对那些被打倒的校领导，要进行保护，不允许其它红卫兵组织随意批斗。我们宁做保皇派，也不做造反派。
4，我们都是同学，那就有责任保护学校公共财产。我们不允许在校园里打砸抢，要保护好图书室、实验室，不准乱贴大字报，大字报集中贴到风雨操场里。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分工。
我将“火种兵团”分成了两个部分，红五类子弟可以公开活动，并打头阵；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宜太抛头露面，主要去收集各种传单，听辩论，刷标语。
雨星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和发展各班的工人子弟，扩大“火种兵团”的基本队伍，这符合当时的形势要求。
晓明的任务是联络和发展校园里的干部子弟，争取更多的干部子弟的支持。
樟锷的任务是动员和控制5班，巴棣的任务是动员和控制13班，伯民的任务是动员和控制2班，争取有更多班级与我们11班建立互动关系。11班的学生动员主要由王涌和国君负责。
隽復的任务是落实“火种兵团”的办公场所、办公用品，包括纸张、笔墨、腊纸、钢板和油印机等。
洁明的任务是对外联络，了解和掌握全市红卫兵组织的动向，也包括工人造反队与其他成人组织的动向。同时收集各种传单和报刊。
吴煜的任务很特殊，就是参与组织文艺小分队。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重回心间的还是骨子里的追求：平等、自由！
一个没有旗帜、袖章和章程、宣言的另类红卫兵组织“火种兵团”操控了上海市第22中学的文革运动，66届的学生运动改写了学校的历史，这在中国文革史上也是鲜为人知和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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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宣言，我们“火种兵团”没有。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我们的行动渐渐明确化了。
一是组织和发动全体学生；二是紧紧依靠可依赖的老师；三是不准未经我们“火种兵团”批准去批斗校长和支部书记；四是不准外校及外地红卫兵组织在我们的学校活动。
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我们做到了。因为我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
在“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下，我们的组织很快就发展壮大了。我们的组织不分红五类、黑七类子弟，只要认可我们的口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
当“火种兵团”成立时，我就说过要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做到了，在“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下，“火种兵团”已成为全校最大的学生组织。我们的组织控制了整个学校，一些教师组织也主动走近我们，希望与我们联手。
在“火种兵团”成立的初期，我一直主张要与学校教师们搞好关系，一方面要保护教师不再受到无理的批斗，同时通过走近教师，补习我们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
除了许云海、王桂芬老师，我们还与陈云山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情谊。我曾开玩笑地对学友们说，两位老师，一个是云海，一个是云山，他们能让我们看到辽阔奔腾的大海，让我们领略高山的雄姿和气派，在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应该懂得如何去勇敢地面对。
在文革中，“火种兵团”是一个逆行的学生组织，“兵团”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矛头对准了专制的“血统论”。面对残酷的“红色恐怖”和血腥的“文攻武卫”，“火种兵团”保卫了校园，保护了广大的师生，也保护了在职的学校领导，包括江校长、叶书记和邵副书记。
在我“主政”学校学生组织时，我没有组织过任何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反而时常去校长和支部书记家中探望他们。我不以为他们是坏人，我的叛逆性格造成了我对那个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诸多不满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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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清楚地记得：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在武斗高潮时期有个“文革红八月”的称呼。所谓“红八月”就是“红色恐怖”泛滥的那段日子。
那时，学生已开始陆续到校。
为了保障学校安全，也为了展示“火种兵团”的实力，在征得江先福校长的同意，我让樟锷和雨星代表我校去了学校邻居“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向指挥部领导介绍了我校的运动情况，并邀请他们派人到学校看看。他们果然派了几个造反队员来学校参观。我还事先在学校大门外墙刷了大标语：“热烈欢迎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视察我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有了“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的招牌，没人敢冒着风险闯入我校。这也是我在文革腥风血雨中为保卫校园而采取的无奈自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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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月风暴革命”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两次文革大动荡后，中央确认“革命委员会好”，一场惊天动地的“夺权”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
在军代表入驻上海市第22中学后，我就读的母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江先福校长担任校革委会主任。他属于第一批解放的干部。很快，支部书记叶希和副书记邵鸣都“解放”了，官复原职。
在三位校领导的认可和一致推荐下，我当选了校革委会委员，担任校革委会政宣组组长。我是个才17岁的初中学生，却阴差阳错地在校长的举荐下参加了这个校领导组织，负责起全校的政宣工作。
我在校革会担任政宣组长时期，同样面临了宣传上的责任。究竟如何看待当时的武斗和大联合？才17岁的我，作出了一个至今回想起来也十分惊人的主张。
我对江校长和叶书记说，不准任何学校和单位的组织及个人随意进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不允许外校人员擅自组织辩论会，更不容许出现武斗现象。
我建议：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稳定和安全，学校应该颁发新的学生证。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不能印制新版学生证，我又建议用旧学生证代替，可在旧学生证上加盖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我的建议被时任革委会主任的校长批准了。我至今保留着这张新的学生证，学生证上加盖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是我自己动手亲自刻制的。
学生证上加盖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是我自己动手亲自刻制的
我还设计了新的学校员工《新二十二中学工作证》，新工作证由学友严隽復刻制，严隽復还刻制了各种新的校规和注意事项。所有的油印任务都是由学友俞洁明完成的。
严隽復刻制的《新二十二中学工作证》
那年，我代表学校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出席了当时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用现在的话说，我曾是文革期间的区“人大代表”了。
我保存了当年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时的工作证和代表证，也保存了参加上海市卢湾区革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证。
为了严格学校进出安全，学校保安由红卫兵团负责，主要是六七届的学生，我是六六届的，因为即将毕业，又已经是校革会成员，我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学校学生组织，当年成立的“火种兵团”，也就自行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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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记忆。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在3月20日前，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一律返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进行“斗、批、改”。
1967年3月2日，上海全市1万多名中学师生在文化广场召开“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记忆将我带到了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我与全国的孩子一样，渴望读书，却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过早地投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
当从广播中听到“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后，非常兴奋。我当时已是母校校革会的政宣组组长。江先福校长证实了这个好消息。
在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成立了“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江先福校长担任“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重点是重组教师队伍，配置师源和安排教程，还有修整校园和配备新的课桌椅等。
在江先福校长的指定下，我担任了“复课闹革命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重点是通知和联系各年级的同学“重返校园，准备开学”。
我借助“火种兵团”的学友们，很快完成了让学生再集合的任务。“火种兵团”的学友严隽復、俞洁明、吴煜、吴雨星、朱晓明、张国君、王涌通知了11班全班同学；贺伯民、沈樟锷、戴巴棣则通知了六六届2班、5班、13班同学，并且通知了全校六六届同学。
我当时的重点任务只是负责学生的复课。为了早点复课，学友严隽復和俞洁明做的事最多。
我设计了新的《新二十二中学学生证》，新学生证由严隽復刻制，严隽復还刻制各种复课通知书、返校规定和注意事项。所有的油印任务都是由俞洁明完成的。
根据上海市革委会举行的“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要求，以及大会通过的《倡议书》，市革委会向中学系统派出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红卫兵代表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
我的学友吴煜和学校文艺骨干们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这是一支深受学生欢迎的宣传队。
记得，学校召开了全校复课大会，江校长让我代表全校学生在广播里发了言。
正当我们忙于复课闹革命之际，上海冒出了个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牵扯到上万人。5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是上海的大事件。但我对政治已渐渐淡出，“火种兵团”学友没一人涉及其中。
事实上，我的关注已不再是复课闹革命了，而是与六六届所有同学一样，注意力集中在毕业分配后的工作选择，尤其是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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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复课闹革命的那段日子，几乎同时就是动员上山下乡的时期。
在那段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毕业分配前夕，学校成立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时，我是唯一代表学生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江校长通知我：校方推荐你参加学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工作，因为你对同学们的表现情况了解很多，在毕业分配时，你有发言权，建议权。事实上，我还有着决定权。
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动时，我已意识到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我准备放弃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已不再属于我。我找到了校长，我对他说，我决定到农村去，我想在春播夏种中去收获属于自己的秋天，平静的走完一生。
江校长惊讶地望着我，那时，我已18岁了。
江校长有点急了：“不，你不要这么想，你可以分配到厂里去工作，你现在还是校革会的成员，校领导和教师都认可你，你保护过大家，你也团结了很多同学……”
我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但理想一旦失去了，有时会更明白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因为理想不是自己确定的，而是别人设计的，那些理想只是属于别人，并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去选择生活道路，这种选择决定着自己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受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
江校长没能说服我，他居然去了我家，对我母亲进行劝说。江校长明确地告诉我母亲，校革会同意将你的儿子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去工作。
当母亲告知我校长来找过她时，我没有激动。我平静地对母亲说，哥哥已在上海工作，如果我不去农村，那么妹妹连进社区街道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的主意已定，我不需要感谢，我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感谢的。
但是，我在初中毕业时决定离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已永远不属于我。我坚定地报名上山下乡。
江校长劝阻不了我，就问我：“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去黑龙江，那里属于东北，我父亲曾经为解放东北出过力。但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说去新疆，那里离上海最遥远。我的希望又破灭了。
江校长痛苦地对我说，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了。因为，因为……那里是边疆，是军队式的管理和要求，你的出身情况不符合政策规定……
我突然长大了，我意识到文化革命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沿袭着专制的世袭传统。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没有不与等级制脱离的文化，穿戴讲等级、饮食讲等级、建筑讲等级、出行讲等级，即使革命成功了，父母的职业也可以用顶替来继承延袭，在一个充满等级而不平的社会里，我又能相信什么？
我仍然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由于出身原因，还是由于校长的帮忙，不得而知，最终我选择了去上海崇明前进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也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吴煜也坚持要到农村去，他被分配到上海黄山茶林场。我俩都选择了上山下乡之路。
如果说，那时我有私心的话，那就是我已看透了政治，当然也会懂得如何把握政治的杠杆，我必须要为曾经的学友站好最后一班岗。
曾与我在文革时期风雨同舟的同学，不论家庭出身，我都在他们的名字前打了勾，他们都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工作，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如江南造船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重型机械厂、上海电机厂，出身较差的同学，也能分配到针织厂、钟厂、搪瓷厂……
凡是跟着我闹革命而造反过的同学，我让他们统统进工矿企业工作。
令我难忘的是有个从不到校参加红卫兵运动的女同学，居然会找到我家里，哭着向我诉说家中的困难，希望我能让她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印象最深，也是我干得最出格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女生，她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找到我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出身不好，但我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同学’，因此参加了你领导的学生组织。”
我的心被剌痛了，当然，我向校方作了建议，她最终没有被赶出上海大都市。我不会食言，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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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同学重新聚集在一起，说起这些往事时，我确实很得意。令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是，我那时还是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男孩。毕业那年我才18岁。
如今，我早已放弃了处长的官位，下海后又退休了。最多的时间是撰写文章、拍照摄像，还有就是在高楼屋顶上打造了一个空中花园，不求奢华与荣耀，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能让快乐生长，让希望展枝，让梦想成真。原来，我的人生最高境界就在高楼的屋顶上，用脑、动手，就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
我居然在造反时，能够得到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认真读书，读书好，读好书。
数年后，当我重返母校时，已官复原职的江校长和叶书记、邵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同学，我们对往事都一笑了之，留下的是真诚的拍照合影，记住的那份师生情谊。
我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解放自己--文革狗崽》完稿了，趁着领会自己对政治的认知之余，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作了一番灰谐调侃，留下这些文字，以博余生一笑罢了。
写于上海恒易斋
2021年1月26日
我主动报名去了农场务农。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时，连队派人调查我在文革中的“造反”情况。江校长不仅肯定了我的成绩还特意到农场来看我，约我返沪时到母校拍摄了这张照片。江校长嘱我好好保留此照，今后有人怀疑你在文革中的表现，此照是你的护身符。合影的校领导都可以证明你在校时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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