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戴红领巾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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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参加过新四军，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过，又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作为党培养的干部，他转业后就无条件地顺从了组织安排，去了沈阳第十一中学执教。后来又顺从党组织的安排，调回他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大都市，让他担任了市重点学校北郊中学副校长一职。
也许是父亲对教育的重视，也许是他的权力起了作用，我自小就进入了涉外的思南路幼儿园学习，这个幼儿园倡导“儿童的需要是合理的，儿童的需要是要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关注和引导儿童需要，开发潜能，注重和谐，为儿童的后继学习与终身发展奠定早期的素质基础”为办园宗旨，也正是为了构建了关注儿童发展需要体现“科学、适切、有效”的幼儿园优质教育实践体系。同时构筑为家长、社区提供早期教养指导的优质服务网络。这是个上海最优秀的幼儿园。
在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中，卢湾区思南路幼儿园始终走在探索与研究的前列，汲取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脑科学、发展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起全体教师的热情和智慧，在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断建树，充分挖掘幼儿园一日活动对幼儿最大的教育发展价值，正在努力实现“优质教育每一天”的社会承诺。
思南路幼儿园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高质量”的一流师资队伍，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多次参与国际早期教育的学术交流，获全国、上海市科研成果等奖多项，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幼儿园积极与国内外幼教机构保持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在国内外幼教界享有较高的办学声誉，被首批命名为上海市示范性幼儿园。
也许是这个幼儿园的独到之处，尽管岁月流逝，我对思南路幼儿园的生活却始终怀有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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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每次从幼儿园回家后，父亲都要我汇报一天的生活、学习情况，作为奖励，父亲就会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述秋瑾和三侠五义的故事。
父亲还教我如何收集邮票，将用过的邮票在温水中泡去背后的浆糊。父亲还会给我买香烟牌子，那套印有小海军的香烟牌子是最漂亮的。当然还有不少印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香烟牌子，让我认识了武器的种类和性能。回想起来，这些香烟牌子，就象识图卡片，深深地镌刻在我儿时的脑海之中。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随意性的，是激发我的想象力，让我在兴趣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教育是在学生中推广互相竞争的剌激手段，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知识学习上，更多的是在政治品行上，孩子们被吸引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过程中，就意味着侯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包括队干部和共青团员。这是在全力培养最顺从地服从权威的积极分子。
思南路幼儿园系上海市最早的涉外幼儿园，素有“未来人才摇篮”之称。有幸的是，这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幼儿园。
我清楚地记得幼儿园园舍环境幽雅，建有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生活与活动设施。小时候，我在幼儿园里学习绘画、雕塑，我创作的绘画作品“小燕子”和“雨中”，参加过展览。我最喜欢的就是捏泥巴，做泥塑。
我就是在顺从教育中走过幼儿时代的孩子，但望着眼前的曾就读过的思南路幼儿园，我却很渐愧，因为生活教会了自己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那就是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你可以顺从社会，社会却不会顺从你。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威与顺从的关系？
不久前，就有人抛出了一本《新权威主义》的书。光凭书名，我就不会去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断定这种书的教育意义就是宣传无条件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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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路幼儿园创办于1956年，原址思南路91号，在2007年9月迁至皋兰路11号，包括13号、15号、17号在内。令我惊讶的是其中的皋兰路15号那是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
在上海皋兰路西，与瑞金路交接处，有一所中心小学。父亲带我去这所小学报名时，校方拒绝了我，理由是我个子长得太小，而且离入学年龄差了一岁。父亲可不服气，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超常的记忆力，是块好料。父亲的蛮不讲理，当然没能得到招生老师的认可。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智商过人，就硬拉着我的小手，将我送进了一所新办的成淮民办小学，还隐瞒了我的年龄，让我提前一年入了学。
令我最狼狈的是，第一次上课坐在教室里，我就被屎憋得慌，不敢告诉老师，生怕同学们笑话，结果，拉了一裤子的屎，臭味熏了一教室。
老师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告状：你的孩子太小，还是明年来报到吧。
父亲不服气：你为什么不对我儿子说，屎急了可上厕所哇？孩子小不懂事，可以原谅，你做老师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在学校生活、学习。
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师，在一个市重点中学的校长面前，当然没什么再可以辩解的了。
好在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习不比年长我一岁的孩子们差，但也好不到那里去。更糟糕的是我在班级里总是排不上号，坐在第一排，就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课时是不能做小动作的。上操时排在第一个，也不能偷懒。
还有窝心的事哩，老师常当着学生的面，突然在上课上了一半时问我：“你想大便吗？”同学们大笑，我却气得直咬牙！
更令我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
父亲的倔脾气，让他倒了大霉。1958年，来了个大鸣大放，让知识分子们提意见，父亲肯定是上了当，说了些真话，对中国的教育放了炮。他以为这时的自己仍然坐在坦克里在辽沈战场上打仗呢，炮弹只是对着别人轰，那知道这回的炮弹炸了自已了。
所谓的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扯高点，就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了。
父亲从东北转业到上海不久，上海开始反右斗争时，他所在学校并没有右派分子。打右派也得有指标，就象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拍死多少只苍蝇一样。学校里没有完成打右派的任务，这可是是非不分，丧失了政治立场。
父亲任职的那所学校的那位支部书记朱瑞是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她在无奈中选中了我的父亲去为完成指标而献身。
耿直的父亲遇劫了。
父亲一出事，全家被从皋兰路的别墅里赶了出来，搬到了成都南路的石库门弄堂里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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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已上小学二年级。我和全班同学一样，急着等待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这是孩子们最幸福和光荣的一天。
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就在1949年的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少先队的历史与苏联共产党的教育密不可分。
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是在苏联莫斯科诞生的。刚成立的少先队，并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的饥饿、困难正威胁着全苏人民，当然考虑不到少先队的标志问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员们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下来，系在少先队员的脖子上，勉励他们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老师告诉我们：少先队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的优良传统，与过去的儿童团一样，用红领巾作为自己的标志。红领巾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无数英雄的心血。红领巾又是五星红旗的一角，象征着革命的胜利。红领巾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生——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当时我们看的电影也就是鸡毛信与儿童团之类的。
在当代中国的儿童教育中，学校里的老师总会精心设计一个《红领巾的生日》教学案例。
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热爱少先队组织，崇敬革命先烈，珍惜幸福生活的情感。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队的知识和礼仪，学会正确使用红领巾，掌握敬礼、呼号等正确姿势。
教学准备工作也很多，如为学生提供相关资料、布置教室、队歌磁带、排练小品等。
那时的教学过程更为复杂。
如情境导入、重温入队那一天的教育。要让所有同学回想一下自己入队的那一天，想一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当你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你想了些什么？还有诸如小品表演《入队的那一天》的类似节目表演活动。老师还会诱导式地对孩子们说：“瞧！我们多么爱惜自己的红领巾呀！现在我们都已经入队一学期了，我们再来看看我的红领巾，比一比谁能爱惜它！”
每个学校都会设计一起少先队活动室。在展示队史室里，学生按兴趣，调整自己的座位，一般会分成四个方阵。
第一方阵：认识队旗、队徽、誓词、队歌等。
第二方阵：观看人民领袖和队员们在一起的照片。
第三方阵：了解队史和队史上的少年英雄们。
第四方阵：了解本校少先活动的照片和荣誉，然后依次交换方阵。教师依次到各方阵作简单介绍。学生分方阵进行相互交流，了解队史及有关少先队知识。
在参观学习活动中，每个方阵还要派代表交流观后感。如看到我们的少先队有这么长的历史，你有什么感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队旗，染红了我们的红领巾，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队旗和红领巾？你曾经参加过少先队的哪些活动？加入少先队后你的生活更开心吗？跟过去的少年儿童相比，你感到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少先队组织还会开展一些队知识小竞赛，如由学生组织少先队知识竞赛，首先确定竞赛组织形式和评比方法。利用学生课前自编自制的竞赛题，进行少先队知识小竞赛。利用竞赛活动小结，教师作表彰和鼓励。
为了让孩子们做一名合格的是少先队队员，手捧红领巾、面对队旗、齐唱队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小合唱《共产儿童团歌》、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是必不可少的。
学校还要开展组织讨论活动，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有的总结都是一个调：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当第一次耀眼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动时，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因为我实现了进入小学后的第一个愿望。
但不久，我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你的红领巾是哪里来的？”
我一言不发，因为我的红领巾是母亲用一块红布手缝的。
老师恼火地骂道：“你家难道连买一条红领巾的钱都没有吗？”
我蹩了一肚子气，更憎恨我的那个同学，一定是他告的密，他知道我的红领巾的来历。很快，我就渐渐丢失了那股佩带红领巾的新鲜劲，其实一条红领巾给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很多烦恼。
首先，红领巾变成了孩子们进校门的通行证。
有一次，我的同学到学校大门前才发现没戴红领巾，连忙回头去追妈妈，“妈妈，我没戴红领巾……”边喊边追，可是妈妈已经没影了，两行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学生没戴红领巾，就得回家去取。
但红领巾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它见证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再下一代成长的足迹。
鲜艳的红领巾，从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便飘扬在孩子们的胸前了。
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时，我们准备要争星星火炬章。那时，刚刚加入少先队的孩子，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如何自己系红领巾。老师告诉我们系红领巾是争星星火炬章的要求之一，就让我们练习系红领巾。
很多孩子放学一回到家，就练习系红领巾。到了晚上，有些孩子还会把红领巾小心翼翼地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早上一起床就对着镜子再练习。
我不在乎能否戴上光荣的星星火炬章，我已经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再努力也与星星火炬章无缘。但我对红领巾不再留恋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这个。
我记得很清楚，红领巾分成两种，一是布制的，还有一种是尼龙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红领巾已将年幼的孩子们划分成两个贫富等级的人了。没多久，红领巾还分大小号的。而我，连一条普通的红领巾，母亲都买不起。
民办小学的老师，也再不用怕我父亲的咄咄逼人了。我受到了惩罚。惩罚的原因就是为了那条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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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了让学生们牢固地掌握政治课学习的内容，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两小时的少先队活动，包括兴趣小组。能够加入到这支少先队积极分子的队伍之中，是一种殊荣。但当时能加入少先队组织的孩子，只限于那些表现最好的、热情最高的和学习最出色的。这样，孩子们经过组织的教育，一批批地先后加入了队组织，如果到了四年级还入不了队，那就会受到所有同学的冷眼相看，就象是一个罪犯，抬不起头来。胸前没有红领巾，会使一个孩子被中国社会所遗弃。
但是，在中国的学校里，孩子能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决定权，起初是在老师手里，后来就转到了由老师指定的那些队干部们说了算。虽然，也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实际上是“集中”在支配“民主”。有时候，大队长或中队长说了算。为了增强纪律性，积极分子通常被编成严密的组织单位，每个班就是一个中队，由学生担任中队长和副中队长。在少先队中队里，又按照教室座次安排分成几个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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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过的最高职位就是一个小队长。
我负责的小队有12个学生，小队的重要作用就是组织同学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轮流发言，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其实，要当好一个称职的小队长也很难。
在小队学习时，每个孩子都会谈学习体会，甚至谈及学校和家中的那些事。由于各自生活的家庭不一样，家庭教育也存在着差异，在发言中就会惹祸。
有一个学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当教师。这个学生在小队发言中就说：“我长大了不做工种田，当工人农民没有出息。”
他的发言，在小队中引起了争论。我这个小队长就不知道如何批评这个同学。
这时老师就会发话了：“毛主席说工人农民最光荣，为什么有人的看法就不一致呢？”
还是孩子的少先队员们是很听老师话的，特别是那些积极分子总是跟着老师的脚后跟走。老师的引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有的孩子开始大谈工人阶级最伟大，贫下中农最幸福。那么当老师就是可耻吗？孩子们就不可以拥有当老师的理想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少先队的小队活动，甚至中队活动，老师一般都不参加了。没有老师的到场，自由了些，其实却更不自由。那些积极分子差不多已经完全代替了老师的角色，他们对同学的态度更为傲慢，动不动就用高帽子压人。往往是通过施压让同学们顺从于规定的行为准则。
在小学校里，少先队组织还有班委会，由六、七个班干部组成，分别负责学习、文体、劳动等。在班委会之下，组成各小组，由小组长负责这一些学生的日常活动，包括早上的队列操和学习小组。全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担任了各种角色。
这种严密而组织化的积极分子管理系统，迫使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严格服从集体和组织，按照党的要求和观点、行为模式说话、行事、做人。但这种单纯强调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也强调了顺从行为的竞争化，以顺从教育为主的教育方式，阻碍了孩子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困惑。中国需要培养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应该避免课堂教学的限制。于是有人就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教育模式中的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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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曾将一些没收来的公寓改建成少年宫，挑选出来的孩子可以在课后到少年宫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各种小组活动。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曾这样评价少年宫：“儿童的求知欲很高，但兴趣并不相同，如只依靠课堂教学是不能满足的，而少年宫却协助学校满足了儿童的要求。少年宫可以让儿童从感觉到今天是少年宫的小主人，让他们树立起成为国家、社会主人翁思想，让他们在独立、创造性活动中，形成独立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创办少年宫的那些人，最终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教育孩子们要顺从，另一方面教育孩子们要学会主动和创新。这些教育方式的改变，决不是针对全体孩子们的。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能当上班干部，才能成为少先队的中坚骨干，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参加少年宫的兴趣活动。绝大多数的孩子是没有机会去少年宫体验生活的。
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通过竞争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仅所有的政治读物都充满了带有道德说教的故事，而且一旦阅读了这些读物后，老师们就会教给我们如何去遵守道德或政治教育。唯有少年宫才是儿童们的乐园，可以在那里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各种知识。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与其它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却是一群被拒绝在少年宫围墙外的孩子。
令人遗憾的是，能去少年宫的那些孩子具有最大的共性，就是顺从、听话，行为的服从和态度的顺从，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少年宫的指导老师们发现：这些精选出来的孩子对制定自己的计划和加入小组活动，都显得兴趣不大，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如何管理和领导别的孩子。真正对兴趣学习有热情的孩子，往往不是学校推荐的。可以说，我就是后者类的孩子。
为了能到少年宫去看看，我和同齡孩子会想方没法溜进少年宫里。为了防止被少年宫的老师发现，我们这几个孩子还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常溜到标本室里去，看那些制成为标本的飞鸟、动物和昆虫。久而久之，我就萌生了自己制作标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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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伟大的苏联突然解体了，苏联少先队也同样结束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使命。
现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拥有少先队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共和国的孩子们在小学一到三年级戴蓝领巾，四年级以上戴红领巾。
如今，我和当年一起佩戴国旗一角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也成熟了。就象时下的中国媒体一样，没有媒体也没有谁再高呼“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口号了。喊口号的任务只能落在那些还在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身上了。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五十年代的红领巾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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