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我与赵连和闲聊中，知道他早年参加过志愿军，甚至少年时还曾当过新四军的小护理员。朝鲜战争结束后，他曾在吉林白城兵器试验基地担任试射连副连长。
后来，赵连和调到北京工作了，可是他的四个女儿一直不知道在北京工作的单位叫什么？她们只知道生活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
我直接向赵连和问起了这个单位。赵连和说，上级调任他去的北京的那个单位是国防科技部16院，他任职为院部机关助理员，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不过这个后勤工作不是负责打扫卫生、食堂管理，而是负责军工武器装备的运输、管理等。是个涉及军工后勤装备的机要工作。
可是，我从各种信息资料和网络上却找不到中国国防科委第16研究院这个单位。
刘华清曾写过一篇文章《缅怀聂帅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
刘华清在文章中说：在1956至1966年这段“黄金时期”，非常可贵的是通过科研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聂帅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我体会比较深的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发展科技富国强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赵连和说刘华清的文章非常清楚地讲述了当时建立国防科技部各院的原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竭力发展科技和其他事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军，迅速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
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召，正是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聂帅的经历，就是老一代革命家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典型。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热爱科学，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我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
1958年12月聂帅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技术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1959年12月，聂帅在全国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他正是怀着发展科技、富国强军的紧迫感，争分夺秒地抓好工作的。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科技部先后成立了1院、2院、3院、4院、5院。刘华清当时任舰艇研究院院长，后来先后组建第6、第7、第10院，8 、9院同步成立。
那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条件更为艰苦，不少专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硬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两三年工夫就把研究院的架子搭起来了。每个研究院研究的课目和目标都不同。涵盖了海陆空各兵种装备。
1956年聂帅主持全国科技工作不久，在他向周恩来、彭德怀写的《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的第一个问题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该报告很快就获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准。从此，“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就成为我国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一个基本方针。
1959年苏联政府毁约停援后，聂帅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立即在国防科技领域进行果断的调整，要求各研究院尽快开展摸透苏联武器性能和进行反设计工作，以期尽快转上自行研制的道路。
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聂帅等老一代革命家，都强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求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实行迎头赶上的发展战略。这方面，当时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党中央就批准研制核潜艇。虽然后来国家因暂时困难一度下马，但聂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我们保留技术骨干，重点对核动力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预研。正因为这样，当1965年3月核潜艇重新上马时，第7院已经具备了型号研制的技术基础。
赵连和回忆说：聂帅非常强调“贯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方针”。他曾指出：“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苏联的帮助对我们是有益的，起了不少作用，但是部、局的领导却滋长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和毛坯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依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在形势变化了的时候，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搞得很被动。我看这样逼一逼，倒是件好事情，我们争一口气，困难反而可以变为推动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些困难，狠狠地抓紧，一个一个地解决，真正练出自己的本事，打下自己的基础，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一切立足于国内。”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决策下，国防科技部又先后成立了第16、17、18院。赵连和所在的第16院主要是从事军事装备材料研究。
但不少研究院上马不久，遇上了“文革”动乱，正常科研秩序被打乱，不少技术领导和骨干挨批斗。面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聂帅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各地区、单位必须努力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我们的“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就正是在这种“争一口气”精神的鼓舞下，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搞成功的，因而不少人当时将“两弹”誉为“争气弹”，把人造卫星称作“争气星”，将核潜艇叫做“争气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完全是自力更生方针结出的硕果，是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国防科研工作，相当长时间是由聂帅领导下的国防科委组织管理的。
但是，作为武器装备直接使用部门的海、陆、空三军和导弹部队，相当长时间里主要忙于采购和使用管理武器装备，而对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下力气去主动抓科研、管科研。不改变这种状况，对新时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不利的。为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7月，总参在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聂帅就我军装备发展问题，讲了他对中国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道路的一些想法，主要是两点：第一点，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少量关键技术为辅的方针；第二点就是讲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问题。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十分强调大家在集中统一领导下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聂帅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五个方面军统一组织起来，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长处，共同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不管你担任“主攻”任务，还是承担“协同”任务，都是为了共同实现国家的统一目标。这有利于各方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帅还强调方方面面在工作中相互之间要紧密结合。
聂帅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他爱才和惜才。当年在组建几个国防研究院时，聂帅真是到处收罗所需人才，常常亲自出马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这个问题。花了很多精力，到处选调技术骨干。
在“左”倾思潮泛滥的那些年，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一些冲击。开始时，有些单位“政治审查”过于严格，保密制度也不够合理，使一些专家看资料受到限制，聂帅对此很生气。他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
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又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出现批判“白专道路”问题。1961年，聂帅通过制订和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才使这种偏向得到纠正。
1962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聂帅和周恩来、陈毅一起，代表党中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
但是，“文革”中形势又有反复。聂帅预感到知识分子会再次受到冲击，心情很沉重。运动开始时他还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经过争取，在“文革”《十六条》中写进了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内容；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几个国防研究院实行军事接管等等。
当时他顶着急风暴雨亲自保护了钱学森等一批专家；有的自己保不了的，就及时报告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出面保。为便于了解情况，避免被动应付，1967年聂帅还派刘华清参加由徐向前元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但在当时的背景和气氛下，是难以抵挡住那种“左”倾浪潮的。而且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后，聂帅更是自顾不暇和无能为力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不仅冲击了全国，而且也冲击了国防科技部各研究院，16院在文革中撤消了。
16院在文革中撤消后，赵连和与同院的一些军队干部作为文革中的支左军代表被派往了全国各地。
赵连和于1968年8月，离开了白城兵器试验基地，调任北京在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助理员。
赵连和回忆说，那段时间正值文革时期，他在16院没干什么事，16院其实也没能干什么事。所有的工作在文革冲击下，几乎都停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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