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赵连和于1968年8月，离开了白城兵器试验基地，调任北京在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助理员。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在1967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
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赵连和是在1968年8月，从白城兵器试验基地调任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当助理员的。
他记得很清楚，也就是他调到北京后不久，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会议批准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由于赵连和在文革初期在吉林白城兵器试验基地工作，当时任职试射连副连长，这是一个军事基地，因此对外界的情况知晓不多。但当他调到位于北京的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工作时，信息来源也骤然多了起来。那时，每天都得参加政治学习，了解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赵连和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任职时，其实16院并没有有效地展开工作。国防科技部已易名隶属国防科委。
国防科委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了冲击。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
韩爱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
国防科委的同志告诉赵连和，国防科委也批斗了彭德怀。他还听说在北航南操场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批斗大会。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作为志愿军老兵的赵连和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战功赫赫的志愿军总司令会受到残酷的批斗？
1967年8月16日晚，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导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文革”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项目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
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
北京军区、第二砲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锺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1968年8月，赵连和调任北京在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助理员时，16院领导班子已作了调整，主要目标仍是研究和开发军工材料。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
不久，中科院的大批研究所或转入国防科技系统，或下放所在省市，有的研究所甚至被撤销。
1970 年，国家科委并入中科院后，中科院一度仅保留了10 个直属研究所，同时更多地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能。这一体制上的变化，把中科院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得中科院在波谲云诡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原属于国家科委的16院陷入了困境，各种关于要解散16院的传闻让赵连和不知未来的归属会在哪里。
刘国启是与赵连和一起调到北京的。她全心尽力地照顾着四个出生在白城市的女儿赵丽、赵霞、赵华和赵洁。
赵连和面对文革乱象，心中一片迷茫。
但令他振奋的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关心、指导。
60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行其核威慑政策，中国的独立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特殊重要地位。
1967年3月，中央就指定粟裕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对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部实行军管。
经过全国广大科技人员、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国防科技事业排除“文革”干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爆试验提前成功，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赵连和在国防科委工作了才一年多，便于1970年2月由国防科委派往贵州省地质局任军代表。
他去贵阳的第二个月，即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
赵连和为国防科技的伟大成就，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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