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1968年8月，赵连和离开了白城兵器试验基地，调任北京在国防科技部16院机关助理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赵连和在北京工作了才一年多，便于1970年2月由国防科技部派往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任军代表。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于1959年3月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成立，1980年转由原煤炭工业部管理，1998年8月，随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到贵州省管理，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正厅级建制。
1968年春，“文革”开展已有两年。依照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正向实现大联合和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方向转换。为了确保地方的稳定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命令，前往各地并实施“军管”。
担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要支“左”和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维持社会治安的神圣使命，解放军军管大军入城了。
有的城市上空有军绿色的直升飞机在盘旋。飞机的飞行高度约200到300米，地面上的人们可清楚地看到有解放军战士在飞机舷仓口往下扔大捆大捆的宣传单。
“军管了，军管了。”大批的人们随着飞行线路一边争抢着传单，一边向市中心涌去。传单内容就是实行军管的特大“号外”，也正是这些传单，向市民庄严宣告，军管将结束过去两年来的无政府状态。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热烈欢迎军管大军进驻我市”、“清除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大标语，贴遍了城乡各地。
老百姓奔走相告：“实行了军管，这两派的武斗是再也打不起来了。”
维持城市的治安秩序，终于有了解放军这“中流砥柱”作保障。于是，一些原先因武斗停工和生产不正常的单位，都逐步恢复生产，各地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局面。
同时，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在军代表的参与下，“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为组建和参加革委会加快“谈判”的进程。
赵连和被派往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任军代表。煤田地质局乱象尚不太严重。当时最严重的乱象可以说是位于贵阳市的贵州省公安厅。
那时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报，说他们推行了一条“又臭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经二处处长张启民、五处科长康岩中等人策划，在公安厅大院场地上摆放出了一份题名为《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长达48张大纸、6千多字。大字报摆出几天之内，就有100多人签名。大字报是1966年11月3日贴出，他们就以这一天命名成立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简称“ 113总队”。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到有290多名成员参加，占公安厅工作人员的78% 。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 113总队”于1月16日下午，夺取了“贵州省公安厅”大权，召开大会，将公安厅领导宋子健、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扭送到礼堂讲坛上，宣布：“夺取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和“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 113总队” 于1967年1月16日夺权之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勒令：“凡未参加' 113总队'、凡公安厅工作人员自即日起，向' 113总队'和各处室战斗队报到，报到者安排工作，发给工资”；“拒绝报到者，不安排工作，不发给工资”。同时封闭各处室办公室门窗、封锁文件柜和办公桌。
1967年1月25日，贵阳地区的造反派，在贵州省军区的支持下，夺取了贵州省党政财文大权，经毛泽东批准，任命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他为首组建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厅“ 113总队”头目、科长康岩中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
当时与“ 113总队”持对立观点的公安厅另一部分工作人员，成立了“公安厅红旗兵”，简称“红旗兵” ，共有40余人参加。“红旗兵”人员原来工作的办公室被封锁关闭，无法进入，只好卷缩到公安厅汽车库房去活动。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1月25日那天晚上，在“ 113总队”头目带领下，100多“ 113总队”队员将汽车库的“红旗兵”总部捣毁、砸烂，“红旗兵”不复存在了。“红旗兵”活动、只存在了9天。
但“红旗兵”一部分人员于当晚乘火车到北京去告状，他们满以为会得到顶头上司——公安部和党中央的支持与公正、公平的对待，后来他们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来就遭到“ 113总队”成员的训斥、打压；没有向他们报到的人，工资被扣发，工作权利被剥夺，在“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检查。
因为反对李再含和省革委会，1967年1月，公安厅“ 113总队”组织，配合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将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红卫军”造反组织，予以捣毁、摧垮，头头李铁乃、黄世明和几十名骨干被捕后，长期关押审讯，不作处理。
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一个反对李再含的群众组织——“411”。这一组织是以贵阳市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再含政权的“支红派”造反组织势不两立。这一组织搅得李再含政权不得安宁。
公安厅“ 113总队”设立了间谍组织“动态组”，有成员20多名，搜集、侦控“411”和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他们用来对付对立面群众组织。
同年8月，“ 113总队”与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在贵州军区和“支左”部队配合下，对以学生为主体、拥有几十万群众的“411”组织，采取统一行动，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将“411”组织踏平、消灭，人民群众称呼为“八月踏平”，在贵阳和全省各地打死多人，打伤数百人，抓获数万名成员游街示众后被关押。公安厅“ 113总队”就抓获了100多名“411”成员，分别关押在公安厅礼堂、汽车库房。这些学生受尽折磨。不少“ 113总队”队员，用带有铁扣的警用皮带，抽打这些学生，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 113总队”实际上是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笔杆子；还有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
李再含经营的“独立王国”，就是利用和依靠这三支力量和贵州军区的“三支”、“两军”的官兵，对反对他的人实行镇压。
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对右倾翻案，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运动中，原“红旗兵”人员18人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地主等，对他们施行刑事拘留和隔离审查。
1968年5月13日是贵阳市一部分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冲击、进驻公安厅一周年的日子，“ 113总队”将隔离的省公安厅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与冲击公安厅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红卫兵押出来示众，在公安厅大院举行了批斗大会。接着在院里绕场游斗，一些人用石头、木棒砸打这些被揪斗的人，将他们砸打得头破血流。
同年5月25日，“ 113总队”，在行政科楼上，组织“清算‘红旗兵'保皇罪行大会”，将厅领导宋、韩、贾、辛和处长刘世杰、王贵芳、顾俊基作为“走资派、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被他们揪出来关押的原“红旗兵”人员10多人，进行了大会揪斗、批判，搞“喷气式”，揪斗了两个多小时。副厅长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 113总队”对这些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关押在四处楼下一间会议室里，规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准在室内走动；上厕所、取水用要报告；白天不是布置写检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泽东著作，别的读物不准看，稍有违犯，就受训斥。同年10月25日，又将他们每人胸前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地主”、“坏分子”、“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写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车押解到贵阳市大街上游街示众。接着，押解他们到省公、检、法机关设在贵阳市郊区沙子哨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继续关押审查、劳动批斗。让他们住在五六间低矮潮湿、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在1968年9月18日的兴义安龙县“龙广事件”中，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其中也有康岩中率领的“八一八”专业武斗队配合围剿当地对立面群众组织，打死9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农户被抄家。有一个人被“支红派”打死数日后，又将已掩埋的尸体挖出来，用冲锋枪扫射。
1969年7月，公安厅“ 113总队”配合贵州省独立师、贵州省军区独立营，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制造了“ 7 · 29屠杀事件”，由独立师师长刘金池受命，命令部队开枪，打死54名群众，打伤数十人。这是导致李再含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军乱军、镇压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即中发（69 ）71号文件，撤换了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
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陆军54军政委蓝亦农、43军军长张荣森到贵州，组建贵州省党政领导班子。并调43军129师到贵州，与先期换防到贵州的陆军14军41师，共同支左。蓝、张和支左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渐揭开了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委会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盖子。
当时派129师师长闫尚杰对省公检法系统，重新进行了军管，对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集中到贵州省政法干校举办学习班，初步揭开了省公安厅“ 113总队”造反组织的盖子，清算了康岩中、张启民等人的问题，隔离审查了康岩中、张启民、李工和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副厅长谢××等6人。对被打击迫害的厅领导人宋、韩、贾、辛及其他19名被迫害的工作人员，进行纠正、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建了省公安厅党政领导班子，被砸烂的省公安厅机构恢复运行。
赵连和是于1970年2月由国防科技部派往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任军代表。属于新的军管会领导。
在赵连和的印象中，1970年3月，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只留下20人在机关工作，称这些人为“留用人员”，其余全部到贵州省政法干校进行审查学习。经过近二年的审查，于1971年年底，将这些造反的和被迫害的，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部分调离公安厅，又多数调离贵阳市，分配到遵义、兴义、六盘水地区、黔东南自治州和省劳改。分配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组织部的37人，限令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71年12月20日早上7时，到公安厅大门口上已准备好的卡车，到该自治州所在地的凯里县城关镇报到。
当时这种不通情理的作法遭到少数同志的抵制，不服从分配时，军管会又扣发工资，集中他们去办学习班，实际是进行批判斗争，仍拒绝服从者，最后军管会组织七八个人一组，分别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强行逼走。当时“一切权力归军管会”，地方干部无任何话语权可言。
1971年“ 913事件”林彪被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贵州的蓝亦农因受牵连调离贵州。省公安厅“ 113总队”的造反组织，本来在清算、揭开李再含、康岩中问题和省公安厅的盖子时，已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有的成员已调出省公安厅机关，分配到贵阳和外地了，他们又聚集起来，在康岩中等数十个原“ 113总队”骨干成员的策动下，又死灰复燃，找新组建的贵州省革委，要求“落实政策，调回省公安局”（此时省公安厅改为省公安局），为李再含翻案，为“省保卫领导小组正名”，为“' 113总队'造反组织正名”，并于1974年3月至5月，几十人纠缠、威逼、胁迫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长贾贯之，长达两个多月，日夜轮番纠缠，使贾贯之得不到休息，神情恍惚，结果被逼致死。原“ 113总队”的一些骨干成员，在贾贯之同志的追悼大会上又发难，大闹会场，冲击会场，使参加追悼会的人惶恐地离开。
赵连和在贵州省地质局任军代表时，他的妻子刘国启于1970年3月从北京去了贵阳，在贵阳标准件厂当电焊工。
1971年夏天贵阳标准件厂车间氧气瓶漏气着火，她迅速推出怀孕的女学徒，自己徒手关掉氧气瓶法门。为此她受到了贵州省日报及广播电台表彰。
赵连和在贵州省地质局任军代表四年。1974年1月，赵连和调任陕西省华阴县59182部队营房科科长，终于离开了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也结束了时任军代表的职务。
赵连和后来听当年的战友说：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起来之后，康岩中等人又起来闹事，他们策划围攻省委负责人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粉碎“四人帮”后，康岩中被依法逮捕，1978年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