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志愿军老兵的生涯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与酒泉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部擦肩而过。
文革时期，赵连和在贵州省地质局任军代表四年。1974年1月，军管结束后，赵连和接到通知，将他调往酒泉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部任职。
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那是“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但当时的赵连和意识不到这一点。
即使今天有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这三个地名，但也仅仅是“听说”而已，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中，这三个地方经常出现，但却很难找到有关此三地的详细信息。
为什么这三个地方那么神秘呢？这要从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说起。
搞原子弹、导弹，发射卫星，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可以说，原子弹、导弹、卫星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业技术和现场试验的高度结合。也就是说，光掌握了科学原理不行，能造出来也还不能算成功，只有在实践中真刀真枪地使用了，实践证明它是管用的，那才能真正说明咱们的原子弹、导弹、卫星是成功的，否则就不能算成功。
那么，怎样来检验我们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呢？答案就是要真刀真枪地试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哪里试验？核武器的威力和破坏力是极其巨大的，当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护卫，在浩淼大洋上进行了核试验，苏联则在人烟稀薄的西伯利亚进行了核试验。而新中国海上力量薄弱，不可能在海上进行核试验，首次核试验又不可能在地下搞，那就只能像苏联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搞了。于是，寻找并建造能够进行核试验的场地，就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正式上马、加紧进行之后，关于原子弹、导弹基地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
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砲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
导弹基地的建设主要由陈士榘负责，但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陈士榘和几名苏联专家率领一支队伍到甘肃敦煌以西地区勘察原子弹试验场（又称原子弹靶场）。
1958年下半年，他们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跋涉和勘察，根据苏联专家意见，最后定在敦煌以西地区：核爆心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左右，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TNT当量。
与此同时，聂荣臻正在北京考虑组建核试验基地领导班子，副总参谋长陈赓推荐了精干细心、工于谋划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聂荣臻接受这一建议，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负责敦煌原子弹试验靶场的建设。
张蕴钰奉命来到敦煌，经过调研，他认为敦煌不合适搞原子弹靶场，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离敦煌石窟太近，只有130公里。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继续向西，到新疆罗布泊搞靶场建设。
张蕴钰立即回到北京，把看到的和自己的想法报给了老上司陈赓。陈赓听后认为，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要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领着张蕴钰等专程向聂荣臻汇报情况。
说来也凑巧，就在中国将帅们重新考虑原子弹靶场选址时，苏联方面来信了。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在信中表示，敦煌地区不适合建原子弹靶场，建议将靶场建设移至新疆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而去，向罗布泊疾驰而去。12月28日，张蕴钰一行抵达罗布泊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里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罗布泊北部是天山博格达峰，南部是阿尔金山，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简直就是两道天然的屏障，东部是土山和丘陵，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常年刮西风，而且下风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没有人烟，也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将这么一个地方建设成核试验基地，真可谓天造地设。
1959年6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核试验基地建设。因当地生长一种名叫“马兰”的小花儿，美丽而且生命力顽强，核试验基地又称“马兰基地”。
搞原子弹，不仅要有试验基地，还要有研究、制造基地，而且这个研制基地也必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呢？
首先是为了保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保密工作尤为强调，搞原子弹研制免不了要进行各种试验，一搞试验，动静就比较大，保密就是一个大问题。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需要的验证性试验工作，都是在北京郊外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后来，长城脚下已无法满足大型的爆轰试验，不得不外迁。
其次是组装原子弹的需要。第一颗原子弹，按照外电的说法，就是一个“爆炸装置”，总的来说体积比较大，其核心部件——浓缩铀块，是在甘肃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的，其他数以万计的零部件都是在全国各地生产的，但只有把这些部件组合起来，才是原子弹。这样，就必须有一个组装原子弹的地点，而且这个组装地点还不能太小，出于保密和安全需要，原子弹装配地点就只能选择比较偏远的地方。
再次是进行原子弹爆轰试验的需要。原子弹正式组装之前，需要进行原理性试验，也就是说，除了原子弹不装铀核材料之外，其他的所有部件（包括烈性炸药）都必须装配好，进行引爆试验，以检验原子弹的各种性能指标是否合格。要知道，即便是不装铀核材料，这个准原子弹仍有巨大的威力，因此，必须有足够大的场地以供模拟仿真试验之用。
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选点。最初倾向于甘肃张掖，但又认为与兰州铀浓缩厂太近，不利于战备。正在踌躇之际，1958年3月，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建议，青海金银滩四面环山，人烟稀少，水源丰富，是个好地方，建议把核研制基地放在那里。经过勘测，金银滩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
1958年底，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来自全国的数万建设大军，陆续开进草原。
金银滩的建设同样是异常艰苦的。为适应高原气候条件，基地警卫人员主要从本地招收入伍。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在草原上兜了三天三夜，给人以走了很远的感觉。很多士兵退伍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就在家乡当兵！
受“大跃进”的影响，直到1963年，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建设仍然很不理想，二机部决定，核武器研究院不能等基地全部建好再搬过去，必须立即搬过去，许多实验工作赶紧做起来。1963年秋，核武器研究院整体搬迁至青海金银滩基地。在那里，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模拟仿真试验；同时，在那里完成原子弹的总装。
当时，赵连和接到的调令不是去青海金银滩基地，而是地处内蒙古的酒泉导弹试验基地。
尽管中国的导弹事业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之际——1956年10月起步，但在中国大地上打响的第一颗导弹却是苏联制造的。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两枚地对空P2导弹，一颗供钱学森领导的第5研究院解剖仿制，另一颗供酒泉导弹试验基地用于测试，目的在于检验这个基地的各项建设是否过关。
这个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就是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很多人知道神舟系列飞船是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的，却鲜有人知道，这里曾是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发源地。
1956年秋，在导弹研制启动的同时，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尤其是1957年10月《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以后，建设导弹试验场迫在眉睫，因为要检验我们研制的导弹是否合格，就必须经过一次次的发射试验。
抗美援助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就在打算建设导弹试验场的时候，志愿军第20兵团将要从朝鲜撤回来。于是，聂荣臻指示，志愿军20兵团过去底子好，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就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
聂荣臻为什么让第20兵团整建制的直接从国外回来就去建设导弹发射场呢？可能的原因，一是有利于保密，导弹发射场的建设无疑是绝密的，而且工程量大，所需建设者众多，如果从全国各地选调部队和人员前去建设，自然不利于保密。另外，整建制地拉过去搞建设，也有利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1957年冬，成立了以苏联的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专家组与砲兵司令陈锡联、20兵团司令孙继先等一起，选中了内蒙古的额济纳地区。
1958年2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而不是甘肃省酒泉地区。
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计数万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建设导弹试验基地。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广大官兵的作业方式是极为原始的，主要是靠铁锹、麻袋、竹筐、铁鎚等笨重的劳动工具，完全靠广大官兵的体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以至于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在视察建设工地时认为，像中国这种原始的作业方式，建成导弹发射基地至少需要15年。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要命的中国军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导弹试验基地。
因为导弹研究基地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的代号也叫“20基地”。基地建设那几年，正值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是“东风”。所以导弹试验基地又叫“东风基地”。
1965年，中国的卫星事业重新上马。在研制第一颗卫星的同时，卫星观测站的勘察、建设也必须跟上。然而，“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中科院全乱套了，卫星观测站的建设也没人管了，这让聂荣臻非常着急。
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聂荣臻让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担起了中国第一颗卫星观测站建设的重任。就这样，酒泉基地开始介入中国的卫星事业。
酒泉、罗布泊、金银滩三大基地的建设都是在1958年开始的。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最早启动建设，是在1958年3月；紧接着当年年底，开始建设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在1958年年底确定，1959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
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既是这三大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大跃进”让整个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不可避免，三大基地建设也是雪上加霜。
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建设，国防科委本想让张蕴钰的部队撤到无锡休整，被张蕴钰拒绝了。据说，张蕴钰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无锡能打原子弹吗？
罗布泊的官兵们自力更生，吃榆树皮和草根挺过了难关。张蕴钰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官兵们说：“刚来的时候，树枝被我们砍了，细的编筐子用，粗的做扁担使，现在连皮都被我们扒了，填我们的肚子。你们都记住这些树，今后谁也不许再动它们，活着长在这儿，死了、倒了就让它躺在这儿。”
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建设也同样艰难。这里工程量很大，其中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实验楼、发电厂、宿舍区、机加工车间、高炮部队阵地等。仅仅从一个基地建设就可以看出，搞原子弹是多么不容易。
赵连和接到赴任甘肃实验基地的通知后，很奇怪：为什么调我到哪里去呢？
军管会的一位领导也是志愿军老兵，他对赵连和说：当年志愿军第20兵团是1958年3月中旬，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的。那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计数万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建设导弹试验基地。
老领导又对赵连和说：我接到通知将调往那里去。你也是志愿军老兵，而且你曾经在吉林白城试验基地工作过，因此组织上决定调你与我同行。
赵连和高兴地答应了：我们这些志愿军老兵又能见面了。我愿意跟你一起到导弹试验基地去，以前是研发大炮试射，现在是研发导弹试射，中！
赵连和兴奋地将这消息告诉了妻子刘国启，没想到刘国启顿时急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搞军管那些事，可现在军管结束了，你可以申请回到北京去，为什么要到内蒙古去？我的工作怎么办？四个女儿还小，她们怎么办？
赵连和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忘记了自己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带着四个幼小的女儿导弹发射基地如何生活？
赵连和无奈地将家庭困难对老领导坦言了。
老领导一听，也懞了。他也忘记了赵连和还带着四个女儿在一起生活。
赵连和对老领导说，那沙漠里头不会稀罕我一个，我拖家带口的怎么能安心工作？我是从北京出来的，我希望回北京。
几天后，老领导对他说：“我联系过了，回北京不行。”赵连和急了：“为啥不行？”
老领导对他说：“北京那里的人口太多了。你从北京来，回北京去是可以的。可你带着老婆孩子一家六口，现在北京方面不接受。”
老领导又对赵连和说：导弹发射基地生活艰苦，你带着孩子确实无法在那里生活。可是你的调令已下来了，没办法让上级给撤回。我有个老战友在陕西省华阴县59182部队，我与他联系一下，你不妨先到他那里去报到，我与他联系一下。回北京不行，去华阴也不错，那里离西安很近，离你老家河南也不远。
就这样，赵连和终于离开了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也结束了时任军代表的职务。又与酒泉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部擦肩而过。他拿着老领导出具的证明，去陕西省华阴县59182部队报到，部队按排他担任营房科科长，负责当地的营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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