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空军归附中央空军后，中央空军对原广东空军的众多航空人员进行了排挤和打压。父何健生也受到了歧视和打击。
当时“雪莱克”超低空飞行训练，只有飞行员，缺少轰炸和射击空勤人员。正好广东空军有空中爆击手20多人。爆，是指轰炸；击，则是指射击。出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急需，归并中央空军的广东空军航空人员也只好被拉进去当炮灰。何健生便是其中之一。
何健生被安排担任中央空军二十七队当准尉本级爆击士。二十七队队长是孟广信。准尉军衔未变，“员”改为“士”而已。实际上，何健生由广东空军准尉军官改为军士了。并于1936年8月，他又被安排去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改为准尉受训员。
广东空军归附中央空军后不仅受到了歧视排挤，而且被中央空军视为可以利用他们成为打击共产党的工具。
何健生接受“雪莱克”超低空飞行训练短短两个月后，他所属中央空军二十七队就奉调去西安。奉命转移到西安的还有二十六队。二十六、二十七队都归属空军第九大队，大队长为刘超。
空军第九大队到西安干什么？原来蒋介石想指挥这些飞机去打共产党。但是老蒋的算盘打错了，西安除一个宪兵团是嫡系外，几乎全都是被蒋介石打引号的“幸进”军队。空军第九大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并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其中东北大学的学生人数最多。这次游行请愿对张学良可以说是刺激最大的一次，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导火线。
学生的游行队伍在集结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阻挠。警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小学生，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临时决定到临潼蒋介石住地去示威。蒋介石得知学生要来华清池示威，命宪兵二团在十里铺架设机枪阻拦。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言立即驾车，追到十里铺。
张学良对学生说，我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蒋委员长。我们还是要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他说我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不实现我的诺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处我张学良于死地。这是张学良丢失东北之后，第一次落泪。如今在西安事变纪念馆中，依然陈列着张学良的演讲稿《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可见他坚决抗日，收复故土的决心。
张学良向学生作出承诺以后，驾车来到华清池五间厅面见蒋介石，转达请愿学生的要求。又是一次大吵，蒋介石说你张学良是个两面派，你怎么能既代表政府又代表学生。对于这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只有用机关枪去打，只有用枪打。张学良当时也火了，张学良说，对青年学生怎么能用枪打呢，你的枪不去打日本，怎么能对准学生呢。
关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有准备、有预谋的兵变。但是，张学良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在89岁生日那天说道，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2月11日，按照预定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邀请中央大员们看秦腔。当晚，张学良在华清池蒋介石处赴宴，蒋后来回忆道，张学良神色匆忙，魂不守舍，精神恍惚，非常奇怪。而西安城内，杨虎城设宴款待中央大员，没有露出半点痕迹，宴会之后张杨分别对部下下达了捉蒋的命令。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这就是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共产党的调解，蒋介石答应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之后，西安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但是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像疯狗一样，一方面扣留张学良将军，一方面暗中整杨虎城将军，其次对归并中央空军的原广东空军人员，也进行了整肃。那些不愿为蒋介石当反共炮灰的原广东空军人员几乎都受到了各种打压。
何健生原是准尉爆击士，被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不忠，便停止了他的空勤职务，从西安解送到杭州飞机制造厂当准尉本级机械士，分配在发动机车间劳动。与何健生一同押解到杭州飞机制造厂的还有他的战友。他们被强迫一天到晚与飞机发动机打交道，接受重体力劳动。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与航校只有一“墙”之隔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也有称“中飞厂”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
1933年4月，为发展飞机制造业，决定与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及联洲(通陆)公司，合组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杭州公司，(它的英文缩写是CAMCO或CAMC)简称“中杭厂”。
该厂初期注册资金为300万美元，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美方占百分之四十九。由国府分五年摊还，经营五年后飞机厂的全部财产便归属中国所有。该厂将负责飞机的各种零部件制造，飞机组装，飞机修理和保养，直至今后担当起独立的飞机制造重任。
经过一年多筹备，终于1934年8月在杭州笕桥正式运营。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中杭厂员工已多达千人，当时中杭厂的工人不仅来自杭州，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高手。
从飞机厂开始投入生产到1937年8月14日日军开始轰炸杭州，飞机厂被迫迁离杭州的3年中；总共生产、组装和修理了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洛普轻型轰炸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Vultee攻击轰炸机及寇蒂斯的各类战斗机共计235架。
1939年7月1日，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工，在1939年10月，飞机厂组装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1942年，在日军占领缅甸腊戌的危急形势下，飞机厂被迫焚毁撤退。随后，国府航委会宣布中央飞机制造厂立即解散。
虽然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现代第一家飞机制造厂，在中国航空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但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何健生突然被剥夺了飞行的权利，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歧视。
蒋介石企图通过高压政策，让这些“幸进”中央空军的原广东空军人员变成国民党的驯服劳动工具。这在何健生的心灵里产生了极大的反蒋情绪，他已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真面目。
何健生后来说，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内部派系争斗，当时只能仰天长啸，希望自己能有重返蓝天，报国为民血洒疆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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