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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第29章 何健生揭示中美空军联合轰炸嘉林机场真相



 
何健生与1763号战机

何健生珍藏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何健生跨上了1763号战机。他曾在这架座机上多次轰炸日寇基地。但这是最后一次,在参加中美联合编队轰炸日据越南嘉林机场时,飞机被击中坠毁。何健生跳伞后被法国傀儡政府越南驻军关押到臭名昭著的河内火炉监狱。
那是发生于1942年1月22日的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进犯中国。1941年,何健生所在的国民党空军第二大队驻成都太平寺机场,太平寺机场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担负着保护大西南、滇缅公路上空和南亚抗日的艰巨任务。第二大队11中队队长是邵瑞麟,何健生在第二大队30中队任上尉轰炸员,队长是潘万全。潘万全少校是吉林农安人,在抗战中牺牲,被列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中国烈士名单。
嘉林机场(越南语:S渀 bay Gia L洀)是越南北方最大城市与越南首都河内市的两个民用机场之一,位于市区东部的嘉林县(Huy渞 Gia L洀),距河内市区7公里,嘉林县城2公里,嘉林火车站(Ga Gia l洀)5公里。
嘉林机场在越南战争时关押战俘,也是空军基地,越南南北统一后改为民用机场。该机场附近就是越南国家航空公司的总部,共有两条跑道,一条长2000米,另一条长1200米。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德国法西斯兵临莫世科城下;意大利法西斯强占了南欧和北非的大片领土;日本法西斯强占了大半个中国,并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妄图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采取南北夹攻之势,吞并整个中国,占领亚洲及太平洋战区。为了达到此目的,1941年冬,日军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越南嘉林机场集结了各型飞机共450余架。
为了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1942年1月22日,我滇缅战区司令部命令中国空军第一、第二轰炸大队起飞轰炸嘉林机场。中国空军第一、第二轰炸大队事先已经集中到云南沾益机场了。
上午9时,云南沾益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排排S.B.3型轰炸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第一大队的飞行人员在副大队长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带领下整齐地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停机坪前的柏油滑行道上,等待王叔铭司令做起飞前的最后指示。

杨仲安飞行裝照

仲安( 1906~1978)广东宝安县(今深圳龙岗区)人。杨仲安与何健生曾同在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学习,杨仲安是第三期飞行科毕业生,也是何健生的客家同乡。
杨仲安幼时看见一架飞机在大鹏湾上低空盘旋呼啸,惊为天神,立下将来要骋驰长空的宏愿,并用铁针将飞机图型刺青在左腕处,以明其志。12岁时随舅父周氏赴美,定居纽约,在寄宿美籍家庭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后与乡亲合伙在纽约、芝加哥经营餐饮业颇有成就。经商之余,在纽约长岛学习飞机修护及飞行技艺,与华侨青年同好集资购买中古飞机一架,加入当地航空俱乐部,将飞行当成业余嗜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侵华步伐,响应「华侨航空救国会」号召,毅然放弃个人事业,考入美国华侨航空学校 (波仑Portland航校)第二期,1933年毕业后立即乘船返国,欲投入对日抗战。转经香港到达上海回国,当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战斗气氛高昂,杨仲安将美国护照撕毁,扔入黄浦江中,示其壮士一去不复返之决心。从此杨仲安便未有过以华侨身分返美的念头。
杨仲安返国后加入中央空军,又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同学中多为全国各名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如罗英德等人。杨仲安的飞行教官为高志航 (殉国),同组同学有郑少愚 (殉国)、乐以琴 (殉国)及王世箨将军。当时中央航校时有七位美国退休飞官任教,杨仲安自告奋勇当英文翻译,由于广东国语与普通国语的差异,数十年后,第三期同学间还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镖说官话”的笑谈。杨仲安的英文名字叫Bill,同学们称他为“老镖”。
杨仲安在美学飞时,曾研习天气仪器飞行,并具有使用先进装备长途飞行能力,中央航校毕业后,即分发至仪器飞行学校 (那时称盲目飞行),负责训练及提高新进人员的天气飞行技能。随后分发至攻击机队及空军第26侦察机队,曾任中队长,即现台湾空军第四侦察中队的前身。后来第26中队转换为战斗机中队,数十年后,杨仲安二公子杨以纶中校亦任26队中队长,父子同任队长,为空军留下佳话。三子杨锦文亦投身飞行事业,曾任空军第一联队F-5E 少校分队长,雷虎特技小组成员。父子三人同为空军飞行战友,当时并不多见。
杨仲安后历任笕桥空校飞行教官、高级班轰炸机组少校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空军第一大队中队长、大队长,赴美受训空军人员副领队官,空军基地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47年起任空军总司令部通讯处上校处长、安全处少将处长。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空军通讯联队少将联队长,空军通讯电子学校少将校长。1965年任台湾空军总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少将副司令。1967年退役。
1942年杨仲安被派任中美混合大编队空中总指挥官,率领中国空军苏联制造最新型SB-3远程轰炸机18架、美国飞虎队 (Fling Tiger) P-40战斗机8架、共26机编队,轰炸越南嘉林机场日军部队,此乃中国空军首次越境出击之纪录。但出征时刻临近,第二大队原定领队、30中队队长潘万全少校却因故未到机场。潘万全当时是何健生的直接上司。潘万全少校吉林农安人,后在抗战中牺牲,列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中国烈士名单。
没有领队,机群无法出征。作战起飞的时刻就要到了,即将出征的机群没有备份的指挥员怎能升空作战呢?这时,第11中队队长邵瑞麟少校挺身而出,向王叔铭司令请战。
邵瑞麟(1913-1942)辽宁新民人。年幼时,聪明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大举侵犯东北,看着家园被毁,同胞和亲人被屠杀,年轻的邵瑞麟认识到,只有赶走了强盗,国家才有安全,百姓才有宁日,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和妻子阎萃英逃进山海关,让妻子在北平一亲戚家帮工糊口,他则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前去报考黄埔军校,就读于骑辎专业。

 
邵瑞麟烈士

当邵瑞麟以优秀的成绩从黄埔军校第八期骑辎科专业毕业时,日军已侵占了整个东北,直逼华北,日军的飞机大炮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霸道,邵瑞麟领悟到:“要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中国,光凭勇敢的精神和一腔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先进的武器。”
恰在这时,他又被送到笕桥中央航校学习,因为邵瑞麟非常刻苦学习,于1935年从航校毕业时,被留在学校担任飞行教官。何健生还曾经是邵瑞麟的学员。
由于邵瑞麟军事技术过硬,训练飞行有术,很受空军司令部器重,他还随中国空军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元帅的亲切接见。后来,他又与中国空军供应司令王叔铭一道接收苏联援华S-B轰炸机30架。
这时,战事越来越紧,邵瑞麟回国后又被委以重任,前往新疆伊犁肩负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的特殊任务。在新疆时期,何健生又成了邵瑞麟的学员。
何健生记得,邵瑞麟在新疆伊犁训练飞行员期间,他的妻子阎萃英带着3个孩子住在成都,当日军对成都和重庆进行大轰炸时,阎萃英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跑警报,尽管一家人时时在胆战心惊中度日,但胸怀抗日救国热情的邵瑞麟根本无法顾及他的妻子和孩子,正当邵瑞麟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祖国的空军事业,努力培养中国蓝天骄子时,日军的大轰炸更加疯狂了,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邵瑞麟主动请缨,要求离开训练基地,进入空军战斗大队,他要亲自架机冲锋在前勇杀顽敌,保卫自己的祖国。
邵瑞麟的请求,得到了空军司令部的批准,1941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第11中队中队长,何健生在第二大队第30中队任上尉轰炸员。他们后来一起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当时,成都太平寺机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肩负着保卫大西南、中缅公路和南亚抗日战场领空的重要任务。
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南北夹攻,迅速灭亡中国,霸占亚洲及大平洋地区。
为了更好地对日作战,准确而又狠狠地打击日本强盗,邵瑞麟多次驾机到日军驻地投放传单和进行军事侦察,每次出征前,他的妻子阎萃英都要为他精心整理衣物,心中默默地为丈夫祈祷,盼望着他安然无恙地归来。邵瑞麟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日军机场上空拍摄了大量图片资料,每次载誉归来,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不少人还称他为“孤胆英雄”。
空军司令部当即决定,由姜献祥任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立即准备升空作战。

    

姜献祥于1949年迁往台湾,已升任中将,曾出任空军军官学校第九任校长。
姜献祥是邵瑞麟多年的同学兼挚友。当空军司令部决定由姜献祥任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时,陈竟筠也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担任领航员。

 
领航员陈竟筠烈士

陈竟筠,广西省容县人。陈竟筠,原名陈积勇,高大帅气、英俊挺拔。1928年从容县中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航空学校炮射士班学习、毕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学习、毕业。历任第五路军飞机教导大队第四中队侦察员、中央空军第三十四队队员、空军第二大队第11中队轰炸员,升至中尉一级。陈竟筠与何健生同属第二大队。陈竟筠还曾与何健生一起到新疆和兰州培训学习并接收苏联飞机。
在何健生的印象中,陈竟筠从小特别聪明,爱读书,身材高大魁梧的他在矮小的广西人中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从考入广西航校的那一天起,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竟筠,那是“进军”的谐音,他要报效国家。
何健生回忆道:在当时,能考进航校,一是要身体素质好,二是要文化素质高,这两点他都具备了。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在射击方面表现优异,老师和同学们都赞他为“神枪手”。当时部队驻扎在宜宾时,他经常在对面的小山上教人射击,而且还是一个革新能手,常常都有一些革新的建议,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何健生说,他曾与陈竟筠一起参加了轰炸宜昌机场战役。因为在那次战斗之前,他已经负伤,头上还有包扎的伤口。按照飞行员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上飞机作战的,会引起伤口崩裂或大出血,而他却一再请求上级同意他飞行,反复地说,“我没有问题,我可以作战”。
在何健生的记忆中,他与陈竟筠驻扎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时,陈竟筠的妻子吴绍清和母亲一起来到了机场。由于没有地方住,他就带了两个战友,开了一辆卡车到附件农场买来一车毛竹和稻草,一天之内自己动手搭建了两间茅屋,连那张床都是竹子做的,捆绑用的也是竹子,盖上稻草后屋檐全部用剪刀修剪整齐。由于美国队工作保密性大,他结婚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只是偶尔回家坐一坐就走了,个人生活用品和资料都放在宿舍里。他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可能的后果,平时尽可能给家人储存一些物资和布匹之类的东西。
空军司令部决定由姜献祥第二大队总指挥,邵瑞麟任副总指挥时,时任第二大队30中队的上尉轰炸员何健生也就归属姜献祥、邵瑞麟领导。
1942年1月22日10时10分,空军第一大队9架S.B.3型轰炸机,在副大队长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带领下顺序起飞。紧接着,第二大队9架飞机在副大队长姜献祥、中队长邵瑞麟的率领下也按顺序起飞了。
驻扎在成都太平寺空军基地的两个轰炸大队共18架轰炸机迅速起飞到达云南蒙自机场,会同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航空志愿服务队桑德尔中队长的P-40机9架,进入越南境内对日军嘉林机场执行轰炸任务。美国志愿航空队的9架P-40战斗机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机群。
中美27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混合编队,组成一个大机群,像蓝天上的一把宝剑刺向敌人的心脏。
中午12时,中美联合机群飞抵河内嘉林机场上空,嘉林机场上空布着一层薄薄的白云,飞机在云上飞行,还能透过云层看到地面上的明显目标,只见日机排列成行,毫无准备。
进入轰炸航线之后,由于远距离看不清目标,就用计时轰炸法进行概略瞄准。近距离肉眼能看清目标,就用光学瞄准器进行精确修正,取得了极为理想的轰炸效果。何健生回忆说,进抵目标上空时,因云幕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地点约在海防上空20哩处。
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姜献祥和中队长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共倾泻炸弹20余吨,数十架敌机遭到毁灭性打击。
炸弹投下后,何健生将精密瞄准器转向180度,用45度角观察自己的弹着点,只见停机坪上一片火海,十几架日本轰炸机被炸毁,燃起熊熊大火。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军事目标,投弹20余吨,敌损失奇重。”
在第一大队领航主任杨槐下达返航口令后,第一大队顺利通过敌人高射炮区。
第二大队领航主任陈竟筠正在下达转弯口令返程时,由于邵瑞麟指挥座机位置暴露,碰上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
在敌人高炮的密集射击下,机身不幸连续被击中起火。冒出滚滚黑烟,飞机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
这时,邵瑞麟向姜献祥挥手示意,让他把机群带回基地。
姜献祥向邵瑞麟点了点头,含着眼泪下达了机群返回基地的命令。
南京中山陵园文物管理办公室《空军忠烈录第一辑》记载:陈竟筠、邵瑞麟、凌春堂所驾的1982号机因飞机故障,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坠入越南南汶河,同殉。烈士追赠上尉。”
姜献祥是邵瑞麟多年的同学兼挚友,目睹这悲壮的一幕,他含泪从机舱中向邵瑞麟挥手永别。其他驾机的战友也纷纷举起右手,向邵瑞麟庄严送别。
何健生看着着火的1982号飞机在云层中冒着长长的黑烟,像一条翻滚的黑龙。突然,机翼向左猛侧,机头冲向大地,一声巨响之后,飞机爆炸了。邵瑞麟和所驾的1982号轰炸机撞向大地,三名机组成员壮烈牺牲。
坠地的1982号战机上除了陈竟筠、邵瑞麟外,还有湖南衡阳籍射击士凌春堂
邵瑞麟、陈竟筠驾驶的飞机被击中爆炸时,何健生和同机的战友,与其他驾机的战友一样,都纷纷举起右手,向陈竟筠、邵瑞麟、凌春堂庄严送别。
也就是在行军礼告别的瞬间,何健生的1763号座机被敌机突然击伤了,左发动机停止了工作,用右发动机单飞50分钟到马关后,右发动机也停止工作。
被逼无奈,何健生被迫跳伞。机上另外两名飞行员则在强迫着陆时机毁人亡。
这就是在轰炸敌战区嘉林机场战斗中中国空军损失两架轰炸机的全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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