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苏联制服的何健生（1939-2-19 广西柳州）
1938年4月，何健生奉命去新疆伊宁中央航空队参加了短期培训教育。接到命令时，何健生并不知道这次培训的真正目的。
何健生到达新疆后，才渐渐了解到负责这次培训的全是苏联空军的优秀航空教官。
原来自1938年起，蒋介石国民政府与德国出现了裂痕，中德关系已渐渐破裂。德国已开始与日本结盟。原先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
蒋介石是个反共分子，他的反苏反共，众所周知。在德国军事顾问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他改变了过去的中苏外交关系。苏联顾问在11年之后，重返中国故地，不过他们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国革命，而是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已秘密抵达中国，并参与培训中国军事人才，包括航空人才。
何健生参加了著名的淞沪抗战，1937年8月20日，首次飞上蓝天，轰炸了日本上海司令部。但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
“八一四空战”之后，日本开始有目的地“绞杀”中国空军。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弱小的中国空军有着足够英勇的表现，经过三个月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此为国民政府统计数字，日军统计为损失飞机39架）。
中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国民政府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据日本公布的“战绩”，从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击落181架中国战机，在地面击毁战机l40架。陈纳德的回忆也反映出中国空军的惨烈损失：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对于这一点，何健生是亲历者，至少他很清楚，他所使用的飞机已经无法再升空作战了。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据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何健生因为没有可使用的战机，心忧如焚。
就在此时，中国空军得到了强援。一支来自苏联的神秘航空队迅速组建，半空杀出。
中苏磕磕绊绊地携手了。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健生于1938年初到达了新疆迪化。那时，在迪化和兰州组织了中国空军飞行员改装苏联飞机的教导队。何健生是在迪化参加第一期训练的领航轰炸员。
从此，何健生不仅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与苏联援华志愿军结下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多次在中苏混编空军部队联合对日作战。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也是他最终选择飞向光明，跟着共产党，创建人民空军的最初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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