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视察空军机场
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也成立了航空署。他委托其小舅子陈昌祖为中将署长。该署下设若干处。在常州机场筹建了航空教导总队（后迁扬州）。该队下设：教务室、副官室、两个飞行大队、特务营（又称机场警卫营）等。1943年8月，何健生晋升中校，任航空教导总队教务主任，兼任机场特务营营长。不久他又被调任上校参赞武官，这是明升暗降。那时他还未上任。仍住在常州武夷桥空军宿舍二层楼上的一个三居室的单元里。
何健生很清楚，汪伪空军是毫无战斗力的，它只是一个政治招牌，空架子。其主要来源：飞行干部和教官大多数是来自蒋空军（有二十多人）。学员是招考学生和部队的战士（有四十余名）。仅有九三式、九五式等教练机二十多架。
那些汪伪空军人员大部分不甘心当汉奸，特别是在日伪政权垮台前夕，更是如此。
1944年底的一天晚上，周致和问何健生：“老兄，你说我们的前途如何？”“唉！还有什么前途！”何健生苦笑笑说：“你知道，国民党那边我们是绝不
回去的，眼下我们又找不到共产党。”
何健生与周致和曾在常州孟河红梅阁与汪伪空军上尉谭炜、许任远破指醮血，立志共同寻找共产党。周致和通过他的老乡，时任汪伪湖北省省长的叶蓬，让空军上尉许任远到武汉任职，当上了汪伪武汉电台台长，并升任中校。周致和希望利用许任远的电台台长职务便利，以及谭炜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才华，通过电台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消息杳然。
这次相约，只有何健生与周致和俩人了。谭炜、许任远却没来。虽然眼前仍然是古镇古村，小桥流水，何健生却找不到枕河人家的韵味了。他举起了莱卡相机，又盖上了镜头盖。他失去了拍照的雅兴。
何健生在红梅阁内，心神不宁地来回踱步：“致和，你要尽快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呀。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许任远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你不是通过叶蓬的关系将许任远调到武汉了吗？他担任了武汉电台的中校台长，难道还没有办法？”
周致和抽着烟，他的烟瘾很大：“许任远来过多次电话，他确实还无法取得和共产党的联系。”
周致和、何健生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枪伤复发并多种疾病在日本名古屋病亡。12日下午，“海鹣”号专机载运汪之遗体回南京下葬。而一天前，驻华美军B-29重型轰炸机首次空袭南京，日军在浦口以及下关多个军事目标被摧毁。颗颗扔向日伪头顶的炸弹，不仅宣告了制空权的易手，更敲响了侵略者与傀儡们走向失败的丧钟！
为了拉动颓势中的日、伪军士气。日方于12月26日向汪伪政府赠送2架立川一式运输机。当局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盛大的接收仪式：2机被命名为“和平”号与“建国”号，与1943年8月购入的同型号运输机“淮海”号一起编组为“行政专机班”。
周致和告诉何健生：“我已接到通知，被调往这个行政专机班，负责运送汪府官员往来沪宁与汉口之间。”
何健生说道：“谭炜、许任远没有了消息，你又要去南京了，我们这事还能继续下去吗？”
1945年元旦刚过，汪伪空军司再次被降级，与行政专机班合并为第十科，成为军事司的下级单位，人员也缩编为十五人。
1945年1月又撤销了空军参谋次长，降编为空军科。
汪伪空军一再缩编成此一结局，显示了汪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周致和到汪伪空军后，很后悔，他早想找共产党。他告诉何健生，其爱人所华和他见面时坚决要他找共产党，否则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丈夫。
“我走后，那边的反映怎么样？”何健生也有自己的痛楚，他问周致和。
“你就不要再回去了。”周致和说。
“为什么？”
“毛邦初（蒋空军中将总司令）在轰炸河内纪念周年的大会上点名批评你了”。
“他是怎么批评的？”
“他说‘我们去年轰炸河内成绩很大，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但是唯有何健生不争气，投降了日本。’”
“他妈的，说我投降了日本！我是……”
何健生想起为蒋作战被俘，说他投降日本，就感到恼火。他联想到日本人早晚也要完蛋，国民党那边又不能回去，就更加苦恼。于是，他才叹息说：“此生还有什么前途！”
“有啊！”周致和说：“国民党不要，共产党要。”
“共产党要？可是共产党在哪里？”何健生非常苦恼。
“嗯。”
“我决定跟着共产党走完这一生，可是到哪里能找到他们？”
“上海，上海不是共产党的诞生地吗？”
为了尽快脱离汪伪空军的束缚而报效国家，何健生坚定了投奔共产党的决心，但怎样才能找到共产党呢？当时南京、上海封锁严密，是白色恐怖十分厉害的地方，稍不小心就有杀头的危险。但是，何健生没有因此动摇。何健生知道苏联驻上海有个《时代》杂志社。在上海霞飞路，离梁玉珍父母家不远。他便和周致和商量去《时代》杂志社打听消息。
翌年春天，何健生和周致和两个满腔热情，富有空战经验的人，找到苏联驻上海的《时代》杂志社，就一头闯了进去。他们认为苏联是共产党，在那里就一定能找到共产党的关系。
周致和见屋内只有一位苏联金发姑娘就问：“喂，你是CCP（苏联共产党）吗？”
“不是。”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得连忙摇头。
“你不要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是专门来找共产党的。”何健生补充说。
“不，不，不！”姑娘吓得嚷了起来：“我们不是共产党，请你们快走开！”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得姑娘直摇头。
跑到上海苏联《时代》杂志社，去找共产党了。因而见到杂志社一个金发姑娘就问：“喂，姑娘！你是共产党吗？”
“不要怕，我们是没有办法要找共产党来的。”姑娘定了定神，一边摇头一边回答：“你们快走吧。我们不是共产党。”没办法，何健生和周致和二人只好没趣地退出店门。
民国上海苏联《时代》杂志社销售的书籍
何健生把这事告诉梁玉珍，梁玉珍说：“你们太天真幼稚了，这样是找不到共产党的。”
但是此时的何健生仍然思索着如何才能找到共产党。
一天，何健生来到了吉士志家，吉士志爱人王浣君和两个孩子都在家。何健生是航校上校参赞武官，曾任航空教导总队教务主任兼任机场警卫营营长。吉士志看到自己的上司突然造访，非常惊讶。
何健生说：“士志，我想和你合做一笔生意，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好。”他俩来到僻静的小路上，边走边谈。
吉士志原是国民党航校十期飞行学生，是周致和同期的同学。又曾经有段时间是何健生的部下。吉士志被新四军俘虏过，对共产党比较了解。何健生来看望吉士志是希望能通过他去找共产党。
吉士志，是昌邑东章村(现隶属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人，吉翔(祥)是字。吉士志幼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母亲为了让他受到好的教育，让他在青岛铁路大学上学。
吉士志毕业后，想在青岛求职。同村的吉星福看好了他，吉星福在村中很有名气，家乡人都叫他吉梅五。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任高职，想让吉士志和他的侄子吉士聪一块当兵。但是吉士志更想在离家近些的青岛，以便照顾母亲。
可是吉士志几次求职成功上班，没几天后就被莫名其妙的辞退。后来他才知道是吉星福从中“作梗”。无奈之中，也就遂了吉星福的心愿，考到国民党空军航校学开飞机，毕业后当了名飞行教官。后被招募到中央空军学校。
吉士志在家乡结过一次婚，家中还有老母和儿子吉廷俭。妻子在吉廷俭四岁时因病去世。吉士志后来的妻子是常州人，因此他把家也安在常州。
何健生虽然兼任机场警卫营营长，但并未正式上任，他对机场警卫营的情况一无所知。上校参赞何健生也时与吉士志接触，但并无深交，他对吉士志也了解甚少。
吉士志便对他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汪伪常州机场警卫营起义背后的故事。
吉士志告诉何健生：当时中央空军学校骤然增加了很多学生，仅有的三架教练机根本无法用以教学实践。校方只得让两个连的学生轮流训练，因为一天中的飞机起飞着陆次数太多了，造成机件磨损严重。再加上航空器材全是由日本海军武官府统一调拨的，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沿着印支半岛一路侵略扩张，军需物资已经供不应求，留给军队的越来越少。因此学校不时发生因为缺乏燃油、配件，导致训练中断的事情。不少学生对此非常失望，开始动摇，甚至退学。
吉士志还对何健生讲述了1942年5月12日那天雨夜发生的事。机场警卫营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当日在营长顾济民的带领下，集体携武器投奔到新四军去了。这次起义是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策划的，在他们的带领下，经过一夜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
吉士志说，飞行一连学生查兆龙、毕夏、陈中浩，与警卫营排长顾忠良曾是同学，三人本拟随营起义，后因无人接应而作罢。
在吉士志的告知中，何健生得知：因起义一事，学校当局惊恐万状，一方面急令关闭机场，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一面散布“‘闹事’军人已经全部被前方大部队阻截”的假消息。学校向汪伪政府、伪军与日本宪兵队报告后，军警与日本宪兵进校搜查，带走并审讯了查兆龙，可是一无所获。
因为此事，常州中央空军学校校长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但张惕勤新任中央空军校长没几日就被调走了，从此下落不明。后来，校内盛传张惕勤是重庆与中共双料间谍，被秘密逮捕处决了。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因此，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张惕勤失踪后，曾因机场警卫营起义事件而被免职的刘中檀又被重新委任校长一职。刘中檀回校重新掌权后，教练机数量略有扩大的伪“中央空军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教导队”，继续由刘中檀担任队长。由此上校参赞何健生与刘中檀校长多有工作接触。
当时已由“中央空军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教导队”后的刘中檀队长，有时也会到何健生家小坐闲聊。
1942年春季，日军在太平洋、东南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部到达了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一部进入印度洋，攻击印度和锡兰，使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舰队退避到非洲的东岸。日陆、海军还攻占了北太平洋上美国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菲律宾马尼拉；4月9日又迫使退守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投降。日军在马来亚仅用55天时间就占领了整个半岛。
1942年2月15日攻占了新加坡，比原计划提前30天结束战斗。在荷属东印度，巨港于2月16日陷落，3月5日巴达维亚沦陷，3月9日荷印军事当局宣布投降。
在缅甸，日军3月8日攻陷仰光，5月1日又占领了曼德勒。
刘中檀队长带来的消息却是：
1942年4月，杜立特空袭东京以及随后的珊瑚海海战，使山本感到必须迅速摧毁美太平洋的主力，因此制定了中途岛计划。1942年6月，日美舰队齐聚中途岛。美国占有情报先机，并且由于日本指挥官南云战术决策的一些失误，日本参加战斗的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全部沉没。至此刚好距珍珠港开战6个月。中途岛战役日本海军惨败，成为太平洋战争转折点。
日军放弃瓜岛后，山本为鼓舞士气，决定视察离瓜岛较近的肖特兰基地。美军截获了该情报，并且派战斗机在途中击落了山本的座机，山本身亡。一个多月后，日本才公布这一消息，追认山本为元帅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1942年5月间，日寇占据腊戍后，企图攻取保山，进窥昆明，有长驱直入之势。但中国空军以第一、二、五等大队主力和美机P-40、P-43机，不断出击，美国志愿队参加了滇西战役,出动8架飞机，连续3天轰炸和扫射怒江峡谷及山道上的日军，使日军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致敌未能渡过怒江。滇西转败为胜，昆明得以固守。
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纳入现役，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同年10月，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轰炸机，在10架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机场。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军仅损失一架轰炸机。
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国志愿队共对日军作战102次，出动飞机512架次，击落日军飞机193架，击毁日军飞机75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
1942年8月13日，汪伪政府发布《空军制服条例》，规定伪空军官佐服制分为天蓝色大礼服、草黄色常礼服和军常服。9月3日，汪伪政府决定对航空署进行改组。陈昌祖辞职，姚锡九出任航空署署长。改组后的伪航空署下辖秘书、总务处、航务处、空军教导队四部门。
1942年10月12日，初具规模的伪航校首次以“中央空军教导队”名称，飞赴南京明故宫机场参加双十节“国庆”阅兵，当天日伪控制下的《申报》，做了报道：“汪委员长于十时四十分莅临机场。十一时正，检阅式开始。首由中央空军教导队队长刘中檀报告受阅人员及各统计数目，汪委员长即与配阅人员绕场一周。飞机一律整列于场中央、机身咸黄色、双翼及机尾，均漆制国徽。委座检阅时，对机件之制配等垂询甚详，当由署长随侍禀陈。”
检阅结束后，受阅人员“恭请委员长训话”。汪精卫立刻一展演说家的天赋，大谈“诸空军将士”要“认清目标，期负巩固中国与大东亚空防之使命，以达到复兴中国保卫东亚之目的……”。
对于抗战阵营，1942也是转折的一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成立，美国援华航空队入华参战并首战告捷。在逆境中挣扎的中国空军，也得以根据《租借法案》分批赴美受训并接收P-40等美制战斗机。胜利的天平，开始逐渐向抗战阵营倾斜了。
在常州航校的宣传资料里，总是报道着这样的消息：
战争初期，日军闪击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基本粉碎了盟国军队，攻占了10倍于日本本土，拥有最富饶自然资源和1亿五千多万人口的大片土地，而己方的损失却极其轻微，包括海军在内仅1.5万人，飞机380架，驱逐舰4艘。
当时的常州中央空军学校，除了一些将官外，加上各级副官、政训、机务人员以及机场警卫营，彼时共有人员约三百名。吉士志、赵鹏、陈栋楠、鄢友仁等人担任飞行与机械教官。
吉士志是山东青岛人，他与周致和在国民党航校时是同班同学。他在航校学初级教练机时成绩很好，但学中技时因和教官闹矛盾被淘汰了。吉士志对何健生说，他是因不愿受气得才跑到汪伪空军来的。
“你是被新四军俘虏后放回来的，是否对共产党比较了解？”何健生说。
“嗯。”吉士志答。吉士志曾被委任为汪伪政府安徽省灵璧县保安队长。一天深夜被新四军俘虏了。
“士志，你我是患难之交的朋友。日本人不能久占中国。你我总得谋条政治出路嘛！既然国民党那里对你我来说是死门，为何不去找共产党？”
“我也想过这事。”吉士志赞同。
“共产党那边到底怎样？你实话实说吧！”
“共产党很讲信用。他们款待俘虏说到做到。我被俘后想完啦！我这个汉奸有十颗脑袋也难保！但他们没虐待我。我坚决要求回来，他们答应了，我却不敢相信。我担心他们说放我是假，半路上杀掉我是真。可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在那边没有工资”吉士志接着说：“官兵平等。生活上是艰苦的，精神上是愉快的，老百姓是真心拥护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你去找新四军正规军怎么样？”何健生试问他。
“可以。”吉士志答应了。
何健生知他被新四军放回后没回汪伪空军，自谋出路，生活困难，就给他二百元钱作路费。吉士志用这钱买了杂货偷偷去灵璧县，但找了两个月，没有找到新四军。
令何健生绝对没想到的是：传言吉士志其实也是这次机场警卫营起义的策划者之一。但吉士志对自己的参与闭口不谈。甚至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未曾提及过此事。关于机场警卫营起义的当事人几乎已全部失去了踪迹，也无法再作进一步考证。
也许是这一缘故，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叫“栗群”的人在国内的文史类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组织领导此次起义的“亲历记”，还在文章中表述自己是“820”建国号驾机起义的领导者。“栗群”杜撰的文章引起了何健生的强烈不满，何健生、于飞（黄哲夫）、顾青（管序东）、张华（赵迺强）联名写信给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揭批了“栗群”捏造的“故事”。因这些报道涉及到部分上海媒体，何健生等写给陈云的信，由中纪委转到了上海，最后转到了我手中。我当时主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读处工作，于是我对此展开了调查。因张华是我姨夫，离休前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加了“820”建国号驾机起义，是驾机副驾驶，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调查线索，结识了何健生、于飞、顾青等众多空军前辈。从此，我开始研究起中国空军史。但在研究过程中，缺少对汪伪常州机场警卫营起义的重视，也就无法揭示出机场警卫营起义真相，对吉士志是不是这次机场警卫营起义的策划者，没能给出肯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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