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何健生在广西柳州整装待命，母亲谢石荫携着弟弟到驻地看望，这是在柳州的留影，也是当时的全家福。
何健生处此逆境是不能在真空生活的。自从被曾星凯、张惕勤、汤厚琏保释出来之后，就被裹胁到曾星凯、张惕勤……操纵的伪空军派系之中，被迫在伪空军工作，当少校、中校教务室主任和上校参赞。
值得一说的是彭鹏，此人原名彭週，曾是中央航校七期学生，1938年武汉空战中，时任空军五大队见习飞行员的他，因误击落友军亨克尔-111轰炸机而被判刑。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彭鹏释放后延至十二期毕业，分配至作战部队后心怀不满，遂驾机弃蒋投汪。何健生对主动投靠汪伪的彭鹏十分鄙视。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1943年夏、秋，这个派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分崩离析。曾星凯据说是日本海军特务，又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在1943年夏被日寇发现，将他装进麻包袋，投入马骝洲，一命呜呼。
虽然张惕勤与彭鹏的经历有些类似。当初，张惕勤裹胁汤厚涟、梁文华驾驶苏制SB-2轰炸机投靠汪伪政府，只是个假相，真正用意是策划更多的飞行人员重返国民党空军。汤厚涟、梁文华就是被张惕勤胁迫离开国民党空军而来到了汪伪空军。但令何健生大跌眼镜的是，张惕勤新任中央空军校长没几日就被调走了，从此下落不明。后来，校内盛传张惕勤是重庆与中共双料间谍，被秘密逮捕处决了。
事实上，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因此，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调集大米、壮丁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又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
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
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
汪精卫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兆铭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面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情人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也就是在1943年的那年秋天，汤厚琏、曾翼翰和梁文华等飞行教官因失足在汪伪牢笼，密谋返回国民党成功。汤厚琏、曾翼翰和梁文华等策划重返国民党空军之举，事前何健生是知道的，当他们提出重返国军时，何健生没有同行，主要原因是梁文华妹妹梁玉珍的劝阻所致。
梁玉珍对何健生说：“在关键问题上是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热情从事的。这不仅关系到事业前途和命运，其中包含着无代价的牺牲危险。”何健生心领神会，频频点头。
此时的何健生已不再迷茫和失落，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主意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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