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
何健生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参与了对日空战，血洒长空，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卖命，自己的选择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何健生出生于广东，他最早的从军服役是加入了广东空军。广东空军归并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空军后，原广东空军受到了排斥，何健生甚至因涉及“西安事变”，不仅受到降级而且被剥夺了飞行权力，发配到杭州飞机场打工。淞沪抗战爆发后，出于空军战斗人员的缺乏，何健生要求重返蓝天杀敌的请缨才被接受。在武汉会战时，由于蒋介石的无能和指挥失误，日本人占领了广东，家乡沦陷，更使何健生对蒋介石政府加深了不满。
1941年春，何健生参加了长沙、马当、奉新、宜昌、运城等一系列轰炸日军占领区的战役，他先后多次负伤，5次跳伞，死里逃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地位。
当媒体公布这一消息后，群情振奋。但何健生却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多次参加了抗日空战，居然那时的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向日本正式宣战！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久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它们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何健生好学习，他开始研读有关报刊和书籍。对美国政府有了新的认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9·18“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并连夜占领沈阳城。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做出软弱的响应。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政府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议。
何健生还知道，那时的美国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John H. Jouett）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聚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令何健生费解的是：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为什么不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
何健生后来才明白，原来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蒋介石不向日本宣战，却希望用小抵抗来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简直是荒唐的想法。
当时，蒋介石的外交工作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托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经过这一番讨论，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弃不离。
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蒋介石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重点。“7·7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照这个协议，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中国共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利用这笔贷款，中国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一般认为，这笔贷款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亲切交谈
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办法达成了两项贷款协议，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这两项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虽然按照合同条款中方仍不能购买《中立法》所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00美元的45，000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才得到更大的优惠。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3、4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作平行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蒋介石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曾预料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可能好转，但此后一年形势反而日趋险恶。
1940年夏秋之际，法国在本土的抵抗崩溃，只好听任日军进占印度支那。英国在希特勒跨海作战的叫嚣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日本以宣战相要挟时，它只好关闭了中国仅存的对外通道滇缅路。
美国虽然宣布实行对日禁运，但它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仍极为有限。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
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的感触是：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过程是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才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
令何健生和许多抗日人士一样，他们对蒋介石此时的决定非常不满。蒋介石居然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以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10月18日，蒋接见美国大使，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介石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介石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在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之际，蒋介石居然称“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獗”，引起了何健生等坚持抗战的将士不满。
11月下旬，罗斯福出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给中国一笔巨款。当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这笔巨额贷款中一半是财政部的平准基金贷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谈妥的进出口银行的金属借款。随后，罗斯福要求国务院、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求可行途径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但在蒋介石围剿中共新四军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顿，但当日苏可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再次加快援华步伐。从1941年起，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逐步纳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计划之内。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缩写AMMISCA），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这不仅在两国激起了过多的幻想，也掩盖了中国抗战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美国结盟是重庆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之后，蒋介石已无心全力抗战。他认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视中国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同时，他又感到，由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毫无疑问，蒋介石在日本侵华之际，却越来越把中共视为更危险、更主要的敌人。
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刚刚展开的援华计划。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注定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资源去对抗大量的敌人。但是，蒋介石并不打算根据实际情况自力更生地进行战争，对重庆政府来说，战时中美合作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向美国开列索要物资和贷款的清单。
租借物资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困扰。1941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4，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1，500万美元的物资用于滇缅铁路的建设。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由于管理混乱，从缅甸运出的物资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
美国负责租借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报告说，中国要求更多的现代装备，不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用外交压力把日本逐出中国之后变得更加安全。与此同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的日益增长不满。他们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介石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
战争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首先集中于空军。1940年春，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四川各空军基地轰炸使中国空军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实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补充新式飞机500架，并由陈纳德在美招募志愿飞行员来华。在租借法案实行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是达到1，000架作战飞机，第一步是组织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50架，并根据损失按月补充逐步增加。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仅得到100架P-40式战斗机。
作为军人，何健生同大部分战友一样，希望在大敌当前之际，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为保家卫国，视死如归。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渐渐被民众识破，何健生的性格决定了他对蒋介石的憎恨。这也是他一生不与蒋介石为伍的原因。
令何健生对蒋介石不满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
1937年8月，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提供大量抗战物资的同时，选派了空军直接参战。
因为当时苏联还未向日本宣战，因此，支援空军称为援华航空志愿队(主要是驱逐机)、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主要是运输机)。1O月，第一批志愿空军轰炸机9架抵达兰州。到第2年11月止，到达兰州的飞机已有50架，志愿参战人员150多人。据统计：抗战初，先后经兰州飞转各地的苏联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约有千架。驻兰参战的空军，有苏联志愿队驱逐机一队，战机十多架，另有十几名地勤人员。
何健生在苏联航空志愿军的指导下，学习了许多航空知识和作战实践。他与苏联飞行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当他在凤陵渡上空人机负伤的情况下，苏联飞行员组成机群掩护他成功冲出敌机的火力，安全返回基地。他对苏联空军有着特殊的情感。
但是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停止了对华援助，并撤走了苏联空军志愿队。他一度感到非常迷茫。
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当时官方统计，至1940年，日军在陆上和空中共损失飞机986架，其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击毁日机539架。日军王牌飞行员的“四大天王”中，有三位被中苏空军击落。
同时，有211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人员，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大队长，也有一般机械师，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仅22岁。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何健生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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