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申科：空战武汉 血染长江
1939年6月，何健生奉命从国民党空军教导队调到四川成都太平寺机场进行战斗编组训练。由此结束了在新疆的学习和训练。
当时南昌和武汉是主要的空军基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集散地，这三地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是中苏飞行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另外的南京、重庆、成都、西安甚至西陲昆仑山，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空战。
何健生离开新疆时，感到特别荣耀的是苏联教官中的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带着两个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以及轰炸员、射击通讯员、地面人员、工程师、技师等全班人马，也飞到了成都太平寺机场，他们担负着作战和帮助中国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双重任务。何健生又成了苏联教官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的学生。
尤其让何健生终身不忘的是，当他转到四川成都太平寺机场进行战斗编组训练时，库里申科是他的主教官。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基辅州科尔苏恩斯基区的切列平村，1929年应征入伍，1939年6月受苏联空军委派，率领轰炸机大队赴华助战。
库里申科
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总领队是日加列夫，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队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后，库里申科一面驾机作战，一面培训中国飞行员。他对中国飞行员要求非常严格，为了纠正学员落速或进入机场角度方面的偏差，往往连续带飞三四次。
何健生曾对他在东北老航校的学员韩明阳多次谈及过库里申科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往事。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的韩明阳，在其主编的《志在冲天：蓝天飞将风采录》一书中特别辑录了专访何健生的《追忆苏联志愿航空队和库里申科队长》一文。韩明阳真实地记录了何健生的那段记忆。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在何健生的记忆里，他调往成都太平寺机场后，库里申科是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队中最辛苦的人，他几乎一直在驾机作战，又一直在培训中国飞行员。同样，何健生作为学员，他一直在库里申科和苏联教官指导下学习航空，又常常随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队一起升空作战。因为何健生当时既是学员，又是准尉轰炸员。
库里申科对何健生说，边学边战，在学习中参加战斗，在战斗中参加学习，这是在战时条件下最好的学习方法。
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队
何健生很难忘那段记忆：每天早晨，紧张的改装训练飞行开始了。各种战机停泊在太平寺机场的停机坪上，加油车四处奔跑，发动机隆隆吼叫，“师卡斯”机枪发射的“哒哒”声划破了寂静的晴空。中国飞行员排起整齐的横队，听候库里申科大队长下达飞行前指示。
库里申科大队长耐心地给中国飞行员讲解当天的飞行课目，根据当日气象情况、飞机和性能和特点，强调飞机的操纵方法和特殊情况的处置。
库里申科会亲自帮助第一次放单飞的飞行员上飞机，并坐在座舱里帮助他背好降落伞，调好脚蹬板，检查好座舱的所有开关和仪表，嘱咐几句注意的事项，最后还说一句“祝你成功”，才离开飞机，大步走上指挥塔。然后，他仰望着飞机一架又一架地起飞、着陆。
这时，库里申科同时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用铅笔头不停地记着什么。
何健生说，每次飞行日结束了，他会和我们这些中国飞行员一起坐在机场的草坪上，仔细地讲评着每个飞行员的优缺点和纠正方法。
有一个飞行员进入第四转变的时候掌握得不准，库里申科为了纠正这个飞行员进入第四转变的偏差，亲自和这个飞行员一起，在教练机上连续飞了3、4个起落，没有丝毫不耐烦或怕麻烦的心情，直到这个飞行员克服了技术难点，才让他单独飞行。库里申科的教学态度，也影响了何健生以后的教学生涯中对待学员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飞行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效仿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是个较大的毛病，爱耍花架子，表现所谓的“特技”。这种花架子，脱离了训练要求，与实战脱节，更重要的是不爱惜飞机。
每当飞行员在空中不按规定的科目内容飞行，独出心裁摆酷或落地漫不经心的时候，库里申科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去说服教育，要求每个飞行员如何正确地对待每一个落地。
何健生回忆说，有一次，一个飞行员两点触地，连续跳跃2、3次，吓得大家目瞪口呆。库里申科马上将这个飞行员叫到塔台旁边，严肃地指出：“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中国在抗战，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是不容易的事，损坏一架就少一架，损坏了一条钢线都要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补充。”飞行员听后，难过了。
在库里申科的严格要求下，中国飞行员的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对于何健生来说，感受到英美和苏联教官的不同，对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有了一种非常敬仰的情感。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改装训练，库里申科消瘦了。但他仍然意志刚强，他把热爱中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感情凝结在工作之中。
何健生回忆说：有一次，在躲防空警报时，他对大家说了一段话，至今还深深地记在他的心中。当时，库里申科大队长用低沉的语调说：“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每当看见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那些逃难的人群，我的心里就难过……我要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皇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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