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健生自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至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正遇到了广东空军和中央空军的离合期，他见证了这场中国空军的分分合合。
张惠长、陈庆云环飞全国成功之壮举，极获普遍的赞誉。因之，国民政府乃于1929年特调张惠长由粤晋京，委为“中央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即调广东部分空军人员晋京，参加中央空军服务。积极展开从事于中央空军的建军策划。张惠长同时召开全国航空会议，以及调用全国各地的航空各部门技术人才，人事发展，以及扩编中央航空队。航空署于1930年春季，在南京成立“航空训练班”。
不料，1931年年初，南京政府反对蒋介石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于汤山，为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权，1931年宁粤发生了分裂。以孙科（孙中山先生哲嗣）为首的“国民党太子派”率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愤然离京返粤，孙科等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大会一致推举孙科为非常会议主席团主席（主席团成员有胡汉民、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邹鲁、陈济棠、张惠长、陈策、李宗仁等），梁寒操为非常会议秘书长。
两广宣布反蒋，宁粤分裂，在广州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孙科为“国府”主席，文官长古应芬，参军长黄惠龙，副官长马湘，财政部长邓召荫，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海军总司令陈策，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当时谓为宁粤分裂。
而其时在南京任航空署长的张惠长，处在这种政治复杂情状之下，无可讳言的，逼于政治上的当时形势，不得不率同所有粤籍在京空军人员随同回粤。
至此，广东空军人员参加中央空军建军工作有年的热烈心愿与抱负，也为之烟消云散。
1931年春，张惠长由京率领粤籍空军人员回粤后，其时粤方正式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张惠长奉命扩编空军实力，成立空军总司令部，并奉命任总司令。黄光锐任参谋长兼空军第一路司令，胡锦雅任空军第二路司令。谭秀、邓粤铭、陈友胜、丁纪徐、刘植炎、吴建文分任队长（扩编为六队），杨官宇任空军学校校长。至此，广东空军与中央空军遂告分途发展。孙中山手创此革命空军至此以后，乃亦演变成为地方上的广东空军。
1931年秋，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成立（位于大沙头），并在《广州民国日报》登载招考职员广告，空军总部政训处主任为余兆麟，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律学博士。
翌年春，陈济棠为了重新掌握海空军大权，于4月底撤销海空两个军的总司令部，各编为司令部，隶属于第一集团军。
空军总部奉令裁撤，改组为“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部”，
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胡汉贤为参谋长。
重建后的广东空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处长陈卓林；政训处，处长杨鹤龄；航政处，处长陈有胜；经理处，处长关荣；技术处，处长陈秀；总务处，处长黄其彬。下辖第一队队长谭寿，副队长林佐；第二队队长丁纪徐，副队长郭汉庭；第三队队长陶佐德，副队长刘益国；第四队队长谢莽，副队长邓显刚；第五队队长吴建文。7月，胡汉贤改任航空学校校长，由林福元接任参谋长。空军医院院长曾恩涛，航空掩护大队大队长刘耀寰，东山飞机修配厂厂长梅龙安。
航空学校改称空军学校，校长杨官宇飞机师乃杨仙逸烈士之弟。原“广东航空学校”乃杨仙逸烈士任大本营航空局长时所创办，首任航校校长张惠长以及历任航校校长周宝衡、刘植炎、杨官宇、胡汉贤等飞机师，俱是昔年航空局长杨仙逸中将派往欧美国家训练空军技术毕业回国的革命志士。
飞机师黄光锐、胡锦雅、林福元、陈卓林、关荣、张子璇、黄毓沛、吴建文、陈秀、谭寿……等空军健将，在杨仙逸中将领导下，平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熏陶，忠心耿耿为国效劳并注重培养和造就航空人才接班人。
然而广东空军因此更加积极从事于发展，扩充实力。那年冬天，何健生被选送到广东空军司令部空中射手训练班学习。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华，十九路军奋起浴血抗战。史称“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打了33天，日军增兵达五个师团，八万多人，十九路军和义勇队，加上后来加入的第五军抗敌者，最多时不过四万人；日军装备飞机、军舰、大炮、坦克等应有尽有，防卫能力占优，十九路军武器只有长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官兵斗志和野战经验占优。但最终结果这场战争没有赢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淞沪抗战”的意义重大，影响非常深远。
1932年，广东西南政委会辖下之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张惠长）为支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将广东空军组成一队混合机队（由驱逐机与轰炸机配合）北上参战。
当时，南京政府辖有飞机6个队，分驻各地区，亦有个别机队人员参加支援。
广东机队以丁纪徐为队长，副队长（广东航校三期）谢莽，分队长（同期）陶佐德、吴汝鎏、容章炳，队员梁达文、刘沛然（美国归侨）、余彬伟、陈信源（广东四期）、林振亚分驾飞机7架（美制）“莱茵RYAN”、“域古WOCO”、“可塞CORSAIR”等机型，由广州转长沙飞南京候命。南京空军有部分已迁驻洛阳。
日军扬言：“广东机队飞到那里，就打到那里。”
南京政府畏敌，多方阻止广东机队飞赴前线，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欢宴会致词中：“强调敌强我弱，不宜抵抗，你们是空军苗子，要珍惜，不能作不必要的牺牲，以致影响将来”等语。
淞沪抗战之中日空战
自淞沪战幕揭开以后，杭州笕桥机场，已成为日机袭击目标。故广东机队改在杭州东南方，长沙滩临时的乔习机场降落。估计敌机必来偷袭，立即部署作战计划，以六机编队凌空搜索飞抵上海虹桥空域，当时未发现敌机踪迹，而苏州空域有南京空军第四队（广东航校三期）印度籍进步青年朱达光，单机与日机遭遇，终因众寡悬殊，人机负伤，尚能安全折返基地。
这时，南京空军第六队分队长（美国归侨台山县人）黄毓铨婚假届满返队销假，行装甫卸，目睹敌机肆虐，义愤填膺，未经仔细检查，即驾原已受伤之朱座机升空迎战，因该机操纵系已受创伤，故在上升转弯时，突然失灵下坠，人机俱毁。
与此同时，有美国波音（BOEING）飞机厂来华推销员萧特（BOBSHOR）激于义愤、发扬国际主义的正义行为，亦驾该波音驱逐机加入我方战斗，不幸，亦因众寡悬殊，英勇战死，遗体安葬于上海虹桥。其后，其弟偕其女儿来华凭吊。
次晨拂晓，日轰炸机多架，用驱逐机掩护，轰炸乔习机场。广东机队长丁纪徐率领吴汝鎏、陈信源凌空与敌激战，约十余分钟，终因飞机性能速度均逊于敌，且受敌机群围攻，吴座机中弹受伤迫降机场外，人身幸存。
同时南京空军第二队队长石邦藩，第六队分队长赵普明（广东航校三期赵强胞弟），分别驾驶（美制）“可塞CORSA”及（德制）“容克CJUNKER”两机，先后参加空战。结果石、赵两机均中弹负伤，迫降着陆。送医院抢救，赵因伤势过重，不治牺牲，而石则截去左肢，致成残废。
其后，南京政府电命全部机队，撤至安徽蚌埠候命。广东机队留蚌埠月余。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去职，黄光锐接任空军司令，才命该机队所有人员及残存飞机一架，返粤休整。
这次战役，敌众我寡，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亦是中国空军、抵御外敌的第一回合。
令人瞩目的是中央空军和广东空军联手在淞沪抗战中，展现了中国空军的战斗意志和民族团结。可以坦诚地面对历史说，此役为中央空军与广东空军之共同抗战，亦即为我国空军对外作战的先声。由是而言，中央空军与广东空军虽然各自发展，但遇到外患危急时，则不约而同的，自然会合共同抗战，可于此役表现无遗。
“淞沪抗战”爆发之时，蒋介石已在宁粤和议后被迫下野，他正住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蒋介石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复出主理军事。
1936年6月1日，两广发动“六一事变”。夏秋之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假借“抗日”为名，实行联日反蒋，表面上以“西南政委会”名义，电请南京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实是企图发动内战，与蒋介石争天下。
7月2日，第2队飞行员黄居谷、岑泽鎏、蔡志昌等驾第2队“波音”驱逐机3架由广州天河机场，邓华高 、黄志刚、谭卓励、陈崇文、罗承业、马为栋、黎廷萱驾美式“达加拉布”轻轰炸机4架由从化机场分别起飞，往南昌投蒋 。
邓华高是本次活动的领导者。他驾驶的长机，机组长志刚坐在后座，他熟悉南昌机场，又会讲普通话。在飞行中、他驾驶飞机、领航并与地面联系，该小组安全到达南昌，邓华高是第一架降落在南昌机场的飞机。
空军司令黄光锐与陈卓林、胡汉贤等亦在7月18日晨，分乘教练机，由吴建文、梁庆铨、容兆明驾驶飞香港外，其余69架飞机由谢莽率领安抵南昌、庐山。此次北飞投蒋，计共73架飞机，其中1架飞机起飞时坠毁。丁纪徐则早一天化装秘密乘船往香港北上。
空军未北飞前夕，有两个插曲：陈济棠在空军司令部，召开一个座谈会，分队长以上人员参加，陈问及人们对当前局势有何意见，人们静默多时，才答：以总司令命令是听。陈就说好的！好的！那我就联军总司令职等语。其次插曲：陈之兄长陈维周，笃信封建“扶机”卜卦，得签“机不可失”，认为反蒋机会不可失，料不到飞机不可失。
广东空军人员，因深感外患日亟，国难严重，知非促成全国统一，无以团结御侮，于是不顾一切，毅然以在义的行动，全体驾机群飞离开广东归附中央，并发表宣言，呼吁和平统一。粤方当局亦为之有所感动而归政中央，遂得化干戈为玉帛。
当广东空军全体飞机飞到中央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召开谋求解决全国统一的军事会议，忽然得到广东空军有此明大义的举动，奋欣之情，溢于言表。蒋介石随即召见广东空军人员，予以热烈慰劳予嘉勉。
其时在广西空军服务，任空军第三队队长的郑梓湘于是年8月，率领部份飞机，由柳州飞到广州，投效中央。
此时，蒋介石驻节广州，即予召见郑梓湘，慰勉有加。并通电全国，促进和平。旋而中央予广西亦宣布和平协调。
由此，陈济棠恃自以为王牌的空军完全消失，陆军将领亦多数通电反对，陈济棠洞悉大势已去，遂不得不于18日当天宣告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结束。“两广”人民避免一场内战带来的灾难。
广东空军北飞后，广东尚留有在组装中的德制“亨克尔”飞机6架，东山飞机厂的“羊城”号飞机10多架，韶关飞机厂的“复兴”号飞机19架，学校和军官训练班的飞机约40架，还有已买下的“霍克Ⅲ”飞机30架和“伏尔提”飞机20架。此外，又有机械人员养成所、空中摄影所、空军医院、器材库、警卫部队、各地飞机场站、无线电台、飞机制造厂以及空军司令部、各飞机队队部、航空学校等等机构设备和空军地勤人员，均由南京航空委员会分别派员来粤接管。
广东北上人员奉南京命上庐山召见。逗留8周，奉调杭州航校集中。
蒋介石委派陈庆云为中央驻粤空军第一路总指挥，林伟成为副总指挥，黄光锐则被调充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黄光锐自己仍戴上校军衔，副校长蒋坚忍（浙江人原负责政治工作）上校教育长衔，丁纪徐上校衔。
至此，广东航空终告瓦解。1936年，广东航空学校停办。
广东空军归并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后，国民党中央军对广东空军采取了歧视排挤态度。航校第三期空勤人员，原中校的反降一级（中校降为少校）。广东空军有200多位现役飞行人员，都要经过所谓的“甄别考试”，且全都被评为“丙下”，即甲乙丙等，然后又分上中下。如丙下等于第九级，三等九级是最后一级。最后一级是听候淘汰的。在人员档案中，所有广东空军人员，均冠以“幸进”二字，即非蒋介石笕桥航校嫡系人物，是侥幸混进来的杂牌货。因此原广东空军人员存有不满心情。
与此同时，周至柔（航委会主任）和蒋坚忍在大会上讲话：毁谤广东空军训练不够好，像玻璃一样，一捶就破；又说广东人员体格极差，面有菜色，广州市容紊乱，乞丐又多。这些话引起丁纪徐在香港报章发表《广东人应有的觉悟》一文，公开予以驳斥，掀起粤籍国府中央委员多人不满，当时蒋坚忍等，力图分化瓦解广东空军人员的团结。还利用引诱一些下层人员反对黄光锐。航空委员会为平息北上人员不满情绪，将蒋坚忍调离航校。决定每人补发“悬饷”两个月。
1936年秋，何健生被分配在中央空军第九大队二十七队“雪莱克”（SHYOK）攻击机部队，当准尉本级爆击士。何健生本是广东空军准尉射手员，合并中央空军后竟把军官改为军士。著名空军英雄高志航原为东北空军上校，也被降为上尉。由于广东空军、东北空军都受到了中央空军的歧视排挤，所以，何健生原是军官而被改为军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广东空军北归后，蒋介石将广东机队进行了改编，原第一中队改编为中央空军第十六中队，原第二中队，改为中央空军十七中队；原第三中队，改为中央空军第十八中队；原第四中队，改为中央空军十九中队；原第五中队改为二十中队；原第六中队，改为中央空军二十八中队；原第七中队改为中央空军二十九中队；原第八中队，改为中央空军第三十中队；原第九中队，改为中央空军第三十一中队。各中队正副队长大部分由广东航校第三期人员原任。其后，空运大队正副大队长为杨官宇、容章炳；中央空军第三大队正副大队长为吴汝鎏、林佐、徐燕谋；第四大队长为高志航；第五大队长为丁纪徐（离航校后）；第六大队长为黄普伦；第七大队长为谭寿；第八大队长为谢莽、薛辑輖、梁山；驱逐教导总队长刘炯光，后为徐裴谋；成都轰炸总队长正副由杨鹤霄、邢铲非、谢莽、敖伦先后充任；南昌教导总队长为毛邦初，副总队长为陈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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