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美国志愿航空队
何健生从役空军生涯中，早期一直使用的是德制飞机，在广东航校和广东空军时学习过德国飞行射击和轰炸技术。后来又在新疆伊宁学习了苏联航空技术，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成为空军优秀射击士，从准尉、少尉、中尉升任至上尉飞行员，熟练地掌握了航空领航、轰炸、射击、摄影侦察等技术。何健生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何健生参加过26次对日空战，但最后一次作战是与美国“飞虎队”联合轰炸日寇占领的越南嘉林机场。期间，他与“飞虎队”也有过难忘的接触，也留下了自己的深深记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上空作战的“飞虎队”谱写了中美战时合作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奇怪的是，中国人谈起抗战中的洋人援华，似乎会忘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热衷于谈论的便是“飞虎队”。“飞虎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它于1941年春经美国罗斯福总统批准开始筹建，8月1日奉蒋介石委员长命令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国空军掩护滇缅公路运输及保卫云南领空，由美籍顾问陈纳德为指挥官兼大队长，下辖三个驱逐中队，共125架飞机，主要是中国所得到的那100架P－40式战斗机。
美国志愿航空队于当年12月20日投入对日作战，先后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击落日机299架。
抗战时期的“飞虎队”于1941年8月至1942年7月，由国民政府航空顾问陈纳德组建并实际控制。
“飞虎队”队徽由迪士尼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亲自操刀设计
虽然这支队伍如今在中国是大名鼎鼎，但很多国人对当年的“飞虎队”还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有的人错误地将这支“飞虎队”与后来在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划上了等号，将其与抗战后期出现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混为一谈。
何健生是与“飞虎队”合作过的亲历者，因此他对“飞虎队”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实际上，这支存在时间不满1年的“飞虎队”，主要作战行动是围绕保卫滇缅公路进行的。
飞越驼峰的“飞虎队”
1941年，中国沿海已被封锁，在日军已经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滇越铁路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抗战战局的国民政府，可依靠的外来物资输入通道只剩下西南的滇缅公路，这是支撑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生命线”。深谙这一点的日本军部之所以发动缅甸战役，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切断外界对华“输血”的最后一条“血管”，用经济窒息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乞降。
陈纳德组建了“飞虎队”
陈纳德组建的这支“飞虎队”，人员物资均从缅甸登陆，再辗转奔赴中国云南。因为日军对滇缅公路的威胁日益显现，应国民政府要求，成立之初的“飞虎队”实际上一分为二，大部分力量布置在缅甸境内，负责保卫滇缅公路安全，以及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期间，与英国皇家空军协同保卫缅甸的天空；“飞虎队”另一部部署在昆明，主要任务其实也是保护滇缅公路在中国的部分。
1941年12月20日，驻昆明的“飞虎队”战机升空，攻击了从越南河内起飞前来空袭昆明的日本战机，那时日本陆航独立第21中队出动了10架川崎99式双发轻型轰炸机。“飞虎队”给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除当场击落3架，其余的7架轰炸机全部被打成重伤，最终只有1架返回河内机场，其余的全部在途中坠毁或者迫降。
这场空战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
1941年12月23日，日军出动54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12架中岛97式战斗机、8架中岛一式战斗机空袭仰光，企图一举荡平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部署在仰光的“飞虎队”第3中队以损失4架P-40、阵亡2名飞行员的代价，一举击落6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击伤另外8架。
在12月25日的空战中，“飞虎队”又以损失2架P-40的代价，击落5架重型轰炸机、2架中岛一式战斗机、3架中岛97式战斗机。
“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留影
缅甸战局虽每况愈下，但“飞虎队”战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主动出击。虽然他们并不能力挽狂澜，但如果没有其存在，缅甸战局的崩盘可能会更快。从这一点来说，“飞虎队”对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是巨大的。
此后长达1年时间内，昆明市区再也没有被日军飞机轰炸。日军轰炸机慑于“飞虎队”的存在，顶多偷偷飞到昆明附近，胡乱扔下炸弹后，就飞快地逃回去交差。这相当于“飞虎队”仅用一场空战胜利，就保证了昆明市区1年的安全。
“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留影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飞虎队”，与一些媒体的描述相去甚远。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签署第5987号命令，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时，陈纳德声称招募到了110名飞行员、150名地勤机械师和29名后勤人员。
当时国民政府支付给普通飞行员的月薪是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每击落一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以1937年前尚未贬值的法币折算，“飞虎队”每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约合法币2000元。当时中国空军军衔最高的上校飞行员，月薪也只合法币600元，普通的少尉飞行员的月薪只合法币100元。
根据1935至1941年间的经济数据，美国经济增长率及通胀率均保持平稳，币值及国民收入波动均不明显，期间数据基本可作横向比较。这就是说，“飞虎队”飞行员的月收入，均可跻身美国国内前3%收入的群体（中队长很可能排入前2%以内），这绝对是高收入富裕阶层的水准。
陈纳德于1937年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前，军衔不过是上尉，军饷标准为每月110美元。而他受聘为国民政府航空顾问时，中方给他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是1000美元。除此之外，还包吃、包住，出差外出提供汽车和飞机，还给他配翻译。这些全由国民政府买单，并不从陈纳德的顾问工资里扣。
为了组建、维持这样一支“飞虎队”，当时的国民政府付出了极高的代价。除了高昂薪酬和天价奖金，陈纳德还开口向国民政府明确要求：“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
曾经的“飞虎队”队员R.M.史密斯在《飞虎队日记：与陈纳德在一起》中回忆：当他抵达昆明时，“房子又新又干净。餐桌上有白布……以及很不错的美式火腿、鸡蛋、咖啡。招待所里买得到骆驼牌香烟。浴室有淋浴和热水……二楼还有真正的酒吧……这里的生活太不费力……我把脏衣服扔在地上，服务员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来，放在适当的衣柜里。我吃午饭或早饭时，两、三个中国佣人在给我洗车”。
在伙食标准方面，国民政府给“飞虎队”每人每日提供肉类（牛、猪或鸡）550克、鸡蛋4个、蔬菜620克、土豆310克、干菜60克、面粉380克、猪油60克、糖180克、盐15克、水果340克、花生30克、茶叶12克以及其他香料。为了制作地道的西餐，国民政府还特意花外汇购买西菜灶、面包灶等设备。
“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留影
1942年7月3日，成立不到一年的“飞虎队”宣告解散。原“飞虎队”成员可自愿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新成立的“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第23大队”，但薪金改为按美军标准发放。
结果，除陈纳德本人外，没有一名飞行员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只有少数地勤人员留下来转入美军服役。
“飞虎队”队员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队员的援华动机，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说白了有些“飞虎队”队员们来华助战，就是来淘金的。一旦收入不及预期，他们便立即回国，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眷恋。
陈纳德 “飞虎队”的飞行员实战能力和团队意识，也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行员完全不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行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有严密的纪律约束，展现更多的是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飞虎队”队员们展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不少队员是高龄、无实战经验、甚至没摸过战斗机。
“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留影
陈纳德自己的回忆录里曾毫不隐讳地说，“飞虎队”组建之初，顶多只有十余人能胜任P-40的驾驶。其他飞行员此前只飞过高空大型轰炸机、鱼雷轰炸机、运输机或水上巡逻飞机。大多数人此前根本就没开过战斗机，更没见过P-40。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43岁，最小的21岁。大部分人年龄超过25岁。当时美国空军认为，飞行员最适合的年龄是20到24岁，因为此时体力和脑力最强，能够适应高强度的空战。
正因为不少“飞虎队”飞行员没有航空和作战经验，从1941年7月开始，“飞虎队”在云南昆明展开飞行训练，短时间内就摔掉了3架P-40C战斗机，事实上前后总共摔掉了10架。这些战斗机，都是以4.5万美元1架的高价买来的。未战即摔，着实心痛。
国民政府耗资450万美元购买了100架P-40C战斗机。但有1架在运输途中坠海损失，实际到货99架。其中有一些被调拨给在缅作战的美英军队，“飞虎队”实际装备了70架左右。
据事后统计，存在不到一年的“飞虎队”，前后花费了国民政府约800万美元。
库里申科是中苏空军混合编队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又是成都太平寺改装培训班的主任教官。对于何健生来说，库里申科既是他的上司，又是他的教官。库里申科以亲和、朴实、谦逊、热情和对工作忘我的态度，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赞誉。库里申科还经常教导学员：“飞机是国家财产，中国抗战需要飞机，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非常不容易，损坏一架就少一架，损坏一个零件，都要从万里之外来补充。 ”
1939年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接到作战命令，出击日军某军事基地，他立即率队驾机迅速沿长江向东飞去。
中苏混合编队飞临武汉上空时，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沉着地指挥机群，对敌机展开攻击。敌人以三架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的指挥机。库里申科击落其中一架，但自己的飞机被击坏了左发动机，只好被迫返航。库里申科驾机飞过湖北宜昌，越过长江三峡，当飞到万县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不能再继续飞了，必须紧急着陆。库里申科驾驶飞机在万州区长江南岸的陈家坝上空左右盘旋一阵，陈家坝太小，重型轰炸机难以在此着陆。跳伞吧，飞机将会摔坏。在这紧急关头，库里申科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飞机免遭破坏和万县附近居民的安全，他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长江中，飞机尚未沉没时，他叮嘱同机的轰炸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游向江边，并命令他们记住岸边特征标记，以便将来打捞。在这危难关头，库里申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紧握操纵杆，让飞机坠落在距万县红沙渍近200米的聚鱼沱。飞机入水时，库里申科机上的战友已游到岸上脱离了险境，而库里申科大队长由于疲劳过度，体力消耗太大，已无力游到岸边，被浪头卷入江底，无情的江水吞没了他年仅36岁的年轻生命。
何健生永远忘不了库里申科和苏联航空志愿军的无私无畏精神，包括他们对飞机装备的珍惜和保护。库里申科
说过保护飞机，胜过自己的生命。这也是苏联航空志愿军与“飞虎队”的不同之处。
陈纳德在退出美军来中国淘金前，在军中不受待见，人缘很差。他组建“飞虎队”虽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暗中相助，但哪支美军部队的指挥官会欢迎他来挖墙角？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曾有244名美国人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过对德作战。不过，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二战结束前，一直留在英国皇家空军中。从陈纳德的个人回忆录，到国民政府档案，再到诸多当事人回忆录，都从未提及曾有参加过英德空战的飞行员加入“飞虎队”。
美国当时的政策，对飞行员外流也有着严厉的限制。二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宣布美国人参战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有丧失美国国籍的危险。只有一些“冒险家”才会不惜代价闯一闯。因此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招来的美国飞行员也往往只能是二、三流水准。
“飞虎队”名义上，作为中国政府出资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理应接受中国军方的管理和指挥。但实际上，关于“飞虎队”的一切事务，中方基本都无权过问，更难以插手。就连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副会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副秘书长黄仁霖，都只能反过来听从差遣，满足美方要求。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
在作战上，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听从中国航空委员会调遣，先后参加了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等重大会战。可以说，该志愿航空队出现在了1941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仅1939年10月3日，苏联援华航空队12架轰炸机奇袭汉口机场，就炸毁日军机60架左右，炸伤日机近百架。仅佐级军官就炸死4人，其中包括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基地司令官冢原二四三重伤截肢。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并将机场指挥官军法从事。当天在汉口机场侥幸逃生的坂井三郎，是二战结束日军幸存的头号空战王牌，他将那一天称为“罪恶的厄日”，直言此役为“皇军的大败笔”。
“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留影
1942年初，蒋介石夫妇到昆明“飞虎队”驻地视察慰问时，居然不止一位“飞虎队”成员粗鲁地打断蒋介石的讲话，甚至当着宋美龄的面高声向中方索要性贿赂，否则就不作战。除陈纳德本人外，其他在场的美国人也大都纷纷起哄叫好。当时的场面相当难堪，虽然陈纳德令人将带头闹事者架出场外，以“喝醉酒”为由给宋美龄打圆场。
遗憾的是，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计较此事，甚至还为“飞虎队”四处张罗失足妇女，千方百计满足其要求。陈纳德本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对队员们享受这种“福利”公开表示支持和鼓励。
实际上，“飞虎队”内部纪律相当松弛，打架斗殴、偷盗、骚扰驻地附近妇女更是家常便饭。到“飞虎队”解散时，竟然有一半人因为患上了性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1941年11月，美国军事代表团来“飞虎队”驻地考察后，也认为这就是“一群毫无军纪的暴民”，“这些暴民见到陈纳德甚至都不需要敬礼”。
在纪律方面，哪怕是国民政府中的亲美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人的纪律比美国人严明得多。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非常质朴，待人谦逊诚恳，绝无颐指气使。”当然，害群之马哪儿都有。但苏联政府对违纪人员，一律立即遣送回国接受惩罚。
有种意见认为，不管如何“高薪低能”、恣意妄为，“飞虎队”在战场取得了骄人的实际战绩，这就足够了。然而说到战绩，存在诸多截然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称：在“飞虎队”参与的31次空战中，“飞虎队”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C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
另一种说法则是：“飞虎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飞虎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飞虎队”战时曾宣称：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5月，共消灭日机297架，其中空中击落171架。
黄仁霖在“飞虎队”解散告别晚宴上，称：“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在国民政府的战时宣传中，“飞虎队”击毁敌机的数量从268架至299架不等，而实际支付了击落296架敌机的奖金。
战后，有航空史研究学者经过考证，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进行比对，认为“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机，其中可能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了80架战斗机。
前面已经分析了，“飞虎队”来华前谈不上有战斗经验，人员素质也不算很高；而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已经在中国上空征战了4年之久。P-40和日本战斗机相比，性能上也各有千秋，并无碾压优势。
“飞虎队”队员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当他们第一次碰上日本飞机时，什么战术都忘了，遭遇战打成了混战，没有打中自己人纯粹是因为运气，直到着陆好长时间，所有飞行员还激动不已。
此外，从1941年12月20的昆明空战到1942年7月3日解散，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飞虎队”战斗出动102次，包括空战26次、轰炸23次、掩护轰炸4次、空中拦截10次，这些数据史学界及当事人并无异议。而以“飞虎队”的规模来衡量，这个作战强度偏低。
与“飞虎队”可作对比的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政府累计总共派遣3665人来华支援中国军民抗战，其中前后共有1091名苏联飞行员加入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该航空队先后共计装备了561架战斗机、222架轰炸机以及100架教练机。这些飞机，没让国民政府花一分钱。飞行员及地勤人员的工资，都由苏联政府支付，同样也没让中国人破费。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及地勤不仅参加对日作战，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理厂，并在乌鲁木齐、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手把手培训出近万名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据统计，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总计牺牲了211人。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仅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就牺牲了100多人。
库里申科曾是何健生的主教官，牺牲时年仅36岁。
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部队在中国
何健生曾多次参加中苏混合编队，血洒蓝天。他也与“飞虎队”一起参加了轰炸日据越南嘉林机场之战，但他认为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其规模之大、战功之伟、牺牲之巨，是“飞虎队”难以比拟的。
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的根本出发点，是为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但他们客观上对于中国抗日有着莫大的助益，这同样毫无疑问。同理，“飞虎队”来华客观上仍然是有助于中国抗战的，他们的确在抗战最艰难时期鼓舞了国内民心士气。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和看待那段历史，才是对抗战那段艰苦卓绝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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