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1937年，中国硕果仅存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时候基本都被集中到兰州去接收苏联飞机，掌握驾驶要领，以便尽快重返战场。
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们，一部分留在兰州充当教官，一部分返回苏联开来更多的飞机，还有一部分则和中国飞行员一起，飞赴战场参战。
抗战初期，何健生参加淞沪战役时使用的“亨克”轰炸机，消耗严重，已无力出动，何健生因没有替代飞机使用，被迫停止了执行飞行战斗任务。一心想杀敌报国的何健生心急如焚。其实，当时其他兄弟部队的飞机也损失殆尽，大都只能在消耗中整编，无力出动作战了。只有“马丁”轰炸机六架，还可以在夜间出动，一直坚持到淞沪战役结束。
当时何健生所在的空军十九队失去出动打击敌人的战斗力后，他奉命在汉口等待改装学习，即等待接收苏联支援中国的轰炸机，并参加集训学习轰炸机的战术性能。
在这一期间，何健生第一次接触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从苏联阿拉木图到武汉的航线已通航，此后志愿队兵力不断扩充，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抗战初期最艰苦的岁月里，在中国服役的苏军总人数达5000人，其中志愿飞行人员达2000人，占苏联所有来华人员的五分之二。。由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达1045人，领航员81人，自由射手兼无线电报员198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许多苏联志愿者都是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刚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回国，有的甚至连回家探亲都没来得及，就又踏上了奔赴中国前线的旅程。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何健生是在1938年4月抵达汉口的。在一个多月前的2月28日，日本轰炸机12架以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汉口。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率全大队E15、E16机11架迎战，击落日机14架。大队长李桂丹，队长李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阵亡。
何健生到汉口还不到一个月，4月29日那天，日本轰炸机39架偷袭汉口。中国空军以E16机、E15机67架进行领空巡逻。当敌机侵入武汉上空时，中国空军各机群奋起迎战，击落日机21架，中国空军损失战机12架。
何健生因没有战机，失去参加战斗的机会，只能干着急。
5月19日15时23分，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马丁机两架，携带小册传单数万份。从汉口起飞，宁波加油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传单。20日11时13分安全返回武汉。正在汉口待命的何健生与战友们非常兴奋。
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陆续抵达汉口。
谢利瓦诺夫于1903年5月25日出生在苏联莫斯科州鲁斯基区，1924年参加苏联红军。1928年，在苏联红军重型航空兵部队服役，1935年毕业于叶伊斯克领航员训练班。
1938年5月12日，谢利瓦诺夫随队来到了汉口。
谢利瓦诺夫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到达汉口后，为适应中国战时环境和气候、地理情况，他们先在军营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随后开始升空进行9机编队协同飞行科目的训练，最后又进行了反击日军歼击机的拦截和规避日军地面火力攻击等科目的训练。
何健生正在汉口军营学习，在进行飞行训练期间，认识了苏联援华飞行员伊万·帕夫洛维奇·谢利瓦诺夫。
谢利瓦诺夫告诉何健生：1937年，我在轰炸航空兵大队担任领航员。同年冬天，我们轰炸航空兵大队全体飞行人员被召集到莫斯科，接受飞往中国支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此前，我与战友曾向上级递交了自愿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申请报告。返回机场后，大队开始演练飞行训练科目，包括中队和大队的编队飞行，对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轰炸和射击，以及在防空火力区域上空飞行等。
苏联援华飞机装备
谢利瓦诺夫说，飞抵伊尔库茨克后，我们接受和装备了DB-3新型远程轰炸机。随后，我们驾驶DB-3远程轰炸机飞行，以熟悉和检验轰炸机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的性能，进行射击训练、研究中国中部地区汉口机场的航线图。按照预定飞行计划，我们大队将在飞行途中降落6次，包括在蒙古境内机场降落2次，在中国境内机场降落4次。整个飞行转场将在地形地貌生疏和航空导航设备极差的条件下进行。
谢利瓦诺夫说，我们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场可谓是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应该说，整个转场行动进展还比较顺利。在中国境内的兰州机场，中国代表参观和接待了我们DB-3远程轰炸机大队。同时，我们将DB-3的机身更换成中国军队的标志。第2天早晨，我们继续驾驶DB-3飞往新的目的地，也就是汉口机场。当我们飞越中国沙漠戈壁时，我们曾遭遇到沙尘暴的袭击。七八级的大风将黄沙卷起，整个大地笼罩在黄色雾蒙中。即便是在4 000米的高空，轰炸机也享受到了沙子的“亲吻”。“黄毛凤”使空中能见度条件变得极为恶劣。最让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地面卷起的沙子进入轰炸机发动机，后果将不堪设想。
谢利瓦诺夫耸了耸肩：5天后，我们轰炸航空兵大队才降落在汉口机场。中方曾多次向我们提供日军轰炸机对我们驻扎机场轰炸的情报。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整个轰炸航空兵大队都必须转到备用野战机场。有一次，在得知日军要对机场轰炸的情报后，我们提前飞往备用野战机场。在飞抵备用机场上空时，我们发现机场的土跑道被先前起降飞机的轮子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很显然，这是TB-3军用运输机轮子留下的痕迹。由于这些深深的沟壑没有修整和填平，贸然降落将会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损坏起落架，致使飞机无法起飞参战。当时，季托夫大队长下达了“在空中等待”的命令。接着，他非常谨慎地驾驶DB-3在机场降落。降落后，季托夫在机场选择了最合适的降落位置，摆放好“可以降落”的标志，引导其它飞机安全降落。
谢利瓦诺夫讲述了当时的一则小故事：
当降落在备用野战机场后，国民党军队一名负责机场保卫工作的军官接待了我们。季托夫大队长非常严肃地告诉他：“我们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不要让自己的机场把自己的飞机损坏了。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将机场的沟壑填平。明白吗？”
“懂！懂！（明白！）”这位国民党军官面红耳赤地回答，并迅速向机场警卫部队后的城镇跑去。十几分钟后，机场跑道出现了一群手提竹篮的民工。30分钟后，机场聚集了约300人，他们哼着凄凉的小调，用竹篮中的土将坑洼不平的跑道填平。
谢利瓦诺夫看了一眼何健生，然后说：你不要生气，我发现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是富贵人家出身，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对自己的职责玩忽职守。
何健生点了点头：你没有说错。
谢利瓦诺夫叹了口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轰炸航空兵大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执行对日军目标轰炸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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