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通化战略大转移（中国空军史话）

1946年初，国民党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亲飞沈阳，制定了反共战略，企图吃掉我南满根据地，实现独占东北的美梦。

10月，敌集中10万兵力，分3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攻，步步紧逼，来势势汹汹。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按照中共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得失，要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上级决定有组织的主动暂时撤离通化。

当时，张从周任通化市县长，在通化市全体干部大会上张从周做了动员讲话，他谈到了当前东北以及南满地区的形势，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向广干部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等指示精神，号召共产党员带头走出城市，脱下皮鞋，穿上农民衣服，到农村打游击，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实行战略反攻，以至最后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张从周说：“我们到农村打游击时间不会太长，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就会打回来的。”根据通化解放不久，基层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还都比较薄弱的现实，市委市政府决定：除不适应战争和家庭离不开的干部外，其余官兵和干部全部随军转移，并且要求走的要真心实意，要有吃苦的准备，不许开小差。留下的人，国民党来了不要暴露身份，决不允许出卖组织和叛变革命，要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做些隐藏工作。搜集情报，传递消息，保持革命气节，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经过动员，统一了同志们的思想，增强了我党必胜的信心。

当时通化市政府共有6个科，分别是秘书科、司法科、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和建设科。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为数不多，分别在各部门做骨干，大部分是留用人员。

会后，按照市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单位要摸清底数，确定转移和留下来的人员名单，党员干部没有问题，都是坚决服从安排，对下一步的艰苦斗争做了充分的准备。而留下人员中，却是良莠不齐，一方面，有人拖家带口，怕离开城市，怕过艰苦的游击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通化解放时间不长，又是敌人大兵压境，有些人对党的政权能否坚持，民主联军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军队缺乏信心。

因此，有部分人不愿意离开通化，提出留下来。对于这种情形，党组织是有准备的，根据实际，确定的方针是尽量动员转移，确实不愿意走的，留下来可以，但不能通敌叛变。

时任民政科长兼司法科长宋纯光，按分工，转移后留下人员的谈话确定由他负责。

一时间，宋纯光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应接不睱。宋纯光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深夜，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吃饭也只能是边谈边吃。当时6个科长有两人是留用人员，一个是教育科长张桂，一个是建设科长姓杨，他们在留用人员中资格老，有一定影响力。所以作他们的工作就成了动员的关键，张桂有一定文化水平，亲眼见过日本人和土匪的反动和残暴，追求进步，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很快他就决心和政府一起到农村去打游击，并且动员全家一起转移，而建设科的杨科长，虽经反复的工作也未能决心参加转移，不过他答应了，决不作对不起的党的事情，并且还帮办公室作了别人的工作。最终，大部分符合转移条件的工作人员都选择了和政府一起转移。

1946年10月底，中共通化市县委，政府及保安大队，公安队，分东西两路撤离通化。西路由市县长张从周、市县大队长张福寿、宣传部长赵超同志率领，主要是东西部边缘地带，发动群众，清剿还乡团，开展敌后游击战。东路由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公安局长张矗、组织部长率市委机关活动于浑江以东一带，主要是组织粮秣物资的筹送。

宋纯光的任务是和快大茂区长李春亭带领武装排，将重要文件、各类物资和必须转移的老弱病残护送到辑安榆树林方向。

从通化到辑安榆树林，途中必须经过著名的大山老岭，这里的山岭特别险要，时令正是11月，天气奇冷达到零下30多度，山上的积雪最深可达齐腰。武装排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而运输工具只有几辆大板车、手推车和几头毛驴，且队伍里多数是老弱病残，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当时，那里人烟稀少，十几里没有一个屯子，爬山出了汗，冷风一吹，湿透的衣服成了冰壳，带的干粮冻的梆硬，根本咬不动，真可谓是饥寒交迫。更严重的还是遇到土匪，由于护卫力量小，发现土匪来只能回撤，一座山几上几下，还经常迂回行军。

武装排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才终于到达了鸭绿江边，每个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大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把党和政府的财产安全护送出来了。

后来由于敌情日趋严重，奉上级命令，宋纯光率全部人员将物资送到鸭绿江对面的朝鲜楚山郡。

宋纯光到达楚山后，形势依然复杂，主要是这里既有苏联红军，又有朝鲜军队和居民，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难以沟通。

当时，苏联红军和朝鲜军队的军纪不是很好，他们看到这么多的物资，经常前来索要，甚至有人悄悄的企图盗劫。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为了保住党的物资，党支部几次开会研究对策，加强党的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发动群众，制定制度，加强管理，同时，协调党派驻在楚山的领导机关，出面协调。这样直到回国，没丢一件物资，也没有一人违纪，党支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辽东分局楚山党委的通令表扬，宋纯光本人也受到了一次嘉奖。

1947年4月，我军“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南满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地空前扩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更加信赖和拥护。

1947年5月22日，我军收复通化。宋纯光又带领当年撤出的干部和群众回到了阔别半年多的通化。24日，通化市政府召开各界2000余人的大会，庆祝通化解放，慰问在国民党占领期间饱受欺压的群众，勒令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偿还土地和物资，会议还强调要继续贯彻土改政策，号召人民群众为恢复通化经济作贡献。

从此，通化地区开始了新的一轮土地改革运动，进入了全面恢复经济，大力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