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以没有精神，一支军队的建立同样不可没有精神。研究中国空军史，人们就会清晰地明白：东北老航校精神就是延安精神的延续。
陕甘宁边区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各界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承诺的六项条件，一面努力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召开各党派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准备对日作战；改善人民生活的五项国策。同时表示，国民党如能实现五项国策，共产党保证在全国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四项承诺。
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终于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决议案，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条件。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5月，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7月至12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并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议员500多名。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中，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里，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这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最后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正是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和组织边区人民群众，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支援抗战，有步骤地推进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治清明，人民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政治中心、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也是中国空军起飞的策源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自从人民军队进入现代战争史，敌人的飞机就像灾星死死地压在头顶上。
1935年，毛泽东长征到荥经县茶合冈时，突然飞来3架敌机投下炸弹，毛泽东被警卫员胡长保扑倒在地脱险，而胡长保被炸穿腹部英勇牺牲。
在此前后，董必武被敌机扔下的炸弹溅了一身土，幸好那是颗臭弹；周恩来办公室旁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身怀六甲的博古夫人在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头部，招致流产；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为保护伤员，被一枚炸弹炸伤十七处，头负重伤昏迷了好几天……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就选送了一些党员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其中有王弼、常乾坤等同志，他们就以非凡的聪明才智步入航空领域，不仅是中共最早的航空专家，甚至在全中国都是为数不多的早期的航空人才。
1940年10月，王弼、常乾坤从苏联学习航空后辗转回到延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常乾坤1926年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和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王弼1927年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后来也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深造。回到延安后，他俩即给毛泽东写了两封创建空军的建议信。
这两份关于中国空军建设的计划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兵种建设计划。即使是在今天，透过这两份计划书，我们都能看到当时的王弼、常乾坤是怎样的踌躇满志，热血沸腾，以及那个年代的延安和中国军队建设状况。
王弼、常乾坤首先向军委和中共中央汇报了他们10多年来，在航空方面的学习和实践的情况，说明他们以及与他们一起从苏联学习航空的共产党人，有能力创办属于自己的中国航校，他们航空报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溢于言表。
王弼、常乾坤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约见他俩，听取有关建设和发展中国空军的建议。
常乾坤和王弼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
毛泽东蹙额倾听，时而提问。
他们急切地说，关键是要先干起来，航空干部培养周期长，不早动手，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笑了，清癯的脸更显亲切。
有远见卓识!毛泽东鼓励道：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有耐心。
以上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很早就关心和重视建立自己的航空事业。从大革命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尽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共产党始终坚持通过各种途径为筹建人民自己的航空事业培养人才。这些准备工作为老航校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机构。
那时毛泽东说过，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毛泽东在延安就有了自己的航空梦。虽然还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空军，但可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先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
1940年1月，“晋西事变”后，为巩固太岳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八路军第386旅集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配合决死第1纵队予进攻张家店之阎军以严重打击，巩固了太岳区根据地。6月，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成立太岳军区，由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兼军区领导机关，对外称太岳纵队。
386旅经过近1年的斗争，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抗战中，386旅虽在名义上归属于129师管辖，但实际上386旅作为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在抗战时期是直接归属于中央军委指挥，是中央军委的直属部队，在作战序列上与129师是并列关系，129师仅对386旅保留部分行政管辖权。
随后，100余号优秀青年抱着飞天杀敌的梦想和激情转抵安塞。他们来自各机关和部队，也有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时任358旅侦察参谋的刘玉堤名列其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更是依仗空中优势逞威，不知有多少抗日将士惨死在狂轰滥炸之下。两位战友的死始终让刘玉堤怀有锥心劈骨之痛：1939年秋的一天，他和抗大二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吃早饭，鬼子的6架飞机猝然临空，劈头盖脸扔了一通炸弹。一时间房屋倒塌，树木燃烧,盛饭的大锅碎片横飞，一位学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死在刘玉堤抬着的担架上。还有一位战友在鬼子的另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
蓝天!蓝天!凝血的惨痛体验，使共产党人心头熊熊燃烧着一个魂断蓝天之梦。
战友的鲜血蒙住了刘玉堤的眼睛，但他只能用步枪怒吼，现在要学开飞机了，他激动得想哭。
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筹备工作。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实际上是当时的延安航空学校，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选定了校址，坐落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紧傍一条名叫李子河的小河。
工程学校配备了干部和教学人员，选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实际录用了四十多人。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
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教员还有与王、常一道从苏联回来的刘风、王琏等人。
3月10日，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县成立。
4月6日学校正式开课。学员先学数学、物理、语文、俄文等课程，提高文化水平，说是等打实基础再学习航空理论。其实是反映出一种清醒和无奈。对于一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
王弼、常乾坤是我党在那个年代，难得的航空全才。从飞行到飞机设计、制造、维修，到空军的组织形式，机场设置等等，他们几乎掌握了全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创办航校的具体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行政领导，而且是专家学者。他们不仅仅是一般的组织领导者，而且精通俄文，亲自翻译航空教材，编写航空教材，自制航空教具，亲自任教，……
在创建人民空军的整个过程中，王弼、常乾坤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当时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存在：苏联政府已商定援手，甚至承诺援助飞机。
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学员们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建机场的事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当此时，国际和国内风云突变。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祭出“巴巴罗萨”作战令：德军和其仆从国出兵550万，战机5000架，向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一气撕碎苏联的多道防线和大片国土，直杀到莫斯科城下。
希特勒的得手，刺激得日军胃口大开，变本加厉地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其后方基地。
在大敌压境之下，苏联要动员每一颗螺丝抵抗侵略，根本无力兑现援助中共办航空的承诺。另一方面，中共为度过险恶的难关，断然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以蓄养力量。
这一切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
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来抗大三分校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随之改编为军事学院的第三大队。他们除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如考白铁活，拿一块铁皮做成一个茶杯，考木工活，做简单的凳子、盒子等。
这个新生的航空机构并非是个失败的尝试，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中却一直存在着，只是多次改变了机构的名称。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航空组成立后，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新建机场实际上是对旧机场进行扩建。延安及四邻几个县的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修建活动。
当时在延安创办中国航空的条件较差，尤其是八路军还没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但从毛泽东亲自参加延安机场修建劳动，可以让世人知道：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航空梦。
当时的延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深入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诞生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
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航空梦并非借巢育鸟，寄卵于盛世才的羽翼下，借助盛世才和苏联的教官，去培养人民空军的储备力量。毛泽东反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坚持“统一战线要在党的领导下”。毛泽东坚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靠自己的力量，筹建航校，培养人才，能够组建属于自己的人民空军。
毛泽东在筹划建立人民空军的决策中，断然放弃了新疆，选择了东北；断绝了与盛世才的合作，选择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建军强军之路。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大批优秀航空人才，从延安起飞，开始了向东北进军的开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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