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一一生中有三次被捕经历，每次被捕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第一次被捕发
生在1934年，也就是那次被捕经历，让他开始走向了成熟。
1934年2月，黄乃一去通讯兵团学习。黄乃一牢记地下党组织陈同生和丁华的交待和嘱咐，学习十分努力，各科成绩都好。当时的队长叫李世昌，在黄乃一的心目中感觉比较正直，彼此交谈过不少古书，他讲话经常引用“论语”。二排长叫陈纲，在黄乃一的心目中则是一个坏蛋，不仅外表长得差，鬼眉毛，鬼扎眼，还心狠手毒，经常监视和打骂学兵，学员们都怀疑他是蓝衣社的特务。
由于黄乃一学习成绩好，队长经常叫他到班排连作示范，并指定黄乃一为班长。开始排长也经常表扬他，其目的是想拉拢他，黄乃一心中有数。
黄乃一十分注意和同学、特别是和军官搞好关系，注意应付蓝衣社特务的活动。开始，二排长经常找他谈话，问这个同学、那个同学思想表现怎样？黄乃一都是说同学们的优点和好话，黄乃一说他们都表现不错。后来，排长发现黄乃一是在应付他，不听他拉拢，他就开始对黄乃一冷淡起来，并开始挑他的毛病。
在二排，黄乃一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特别是舒林、汤翰章、苗兴昌三人，他们为人正直，也很重朋友义气。他们也是二排长想拉拢的人，但陈纲给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包括怎么了解同学情况等，他们都一一告诉了黄乃一，黄乃一也十分诚恳地对他们说了应付陈纲的办法。
1934年3月，有一天队里点名，有一个姓方的同学，平时非常耿直，那天可能是身体不舒服，陈纲任值星排长，点名时，他答“有”答得有气无力，陈纲连喊三次，他都是懒洋洋的没有精神。陈纲火了，取下皮带就向他抽打。队里有个同学，对这种军阀作风不满，就勇敢地大声喊道：“不许打人！”黄乃一也高喊：“不准打人！”二排长问，“你们喊什么？”
黄乃一理直气壮地回答：“北伐军早已废除体罚和肉刑，他违犯纪律给他纪律处分，不能随便打人。”二排长自知理亏，只好宣布点名结束，解散。这次黄乃一出于义愤，当面顶撞了二排长，许多同学都很高兴，但陈纲却是怀恨在心了。
还有一次，队里开晚会，有个姓周的同学写了一个活报剧，其内容是讽刺国民党监狱生活的故事，黄乃一没有认真思考后果，不仅同意演出，还在活报剧中担任了监狱看守的角色。黄乃一回想起来说，自己当时还是十分幼稚，此剧带有“左”的色彩，更会引起二排长陈纲对自己的不满和监视。
过了一个多月，二排长陈纲终于开始整黄乃一了。1934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在全排宣布放假，要求学兵们按时归队。随后就喊：“黄芟出列”，接着二话没说，就命令两个兵送他上“禁闭室”去。
黄乃一大声提出反抗：“我犯了什么纪律？”
陈纲说：“不用问，去禁闭室就知道了。”
黄乃一在禁闭室等了两个钟头，一辆马车来了，两个兵把他押送去镇江保安处第六科。名曰找他谈话，实际是进行审讯，想审问出黄乃一的地下党关系。
他们问黄乃一是哪里人？在哪里上学？谁介绍来的？谁是保人？上海有什么熟人和朋友？黄乃一说只有一个姐姐和姐夫，在上海交大任军事教官。
黄乃一很清楚，自己和丁华是单线联系，写信是通过教导队门前的一个洗衣店（拉关系熟识的）代为收发的，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问不出任何可疑的东西或线索，于是又问黄乃一和哪些同学好？黄乃一说“都好”。
他们最后问，“你喜欢看什么书？”
黄乃一说“喜欢看文艺书籍。”
他们又问，“你为什么看《辩证法》？”
这时黄乃一才明白他们翻了自己的箱子，发现了《辩证法》一书。黄乃一说是在夫子庙买旧书时买的，看不懂，才把它存放在箱子里了。
他们问：“《辩证法》是禁书，你不知道？”
黄乃一回答说：“不知道。要知道是禁书就不敢买了，也不敢存放在箱子里了。”他们问过去问过来，还是抓不到什么过硬材料。
当天晚上，黄乃一没有住处，就在办公桌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发现要自己演活报剧的姓周的同学也在这里，他头两天在队里“失踪”了，原来也是被捕关在此地。通过闲谈，了解到姓周的同学比自己大几岁，赞同陈托取消派的观点，与陈托取消派头面人物彭康有关系，活报剧是他提出来要演的。这些他都向保安处供认了。保安处把此两人关在一起，是想通过他和黄乃一谈话，了解黄乃一的情况，套他的线索。这时，黄乃一已经有所觉察，一同关了两三天后，他什么也没暴露，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又关了几天后，保安处找黄乃一谈话，要找人取保归队。黄乃一说姐夫张醴泉、队长李世昌可以担保。他们都不同意，要黄乃一找同学担保。黄乃一说哪个同学都可以。他们又要他写名字，黄乃一就将全排同学写了一大圈，有好几个。
他们又说，不要写那么多，写四个就可以了。于是黄乃一就写了舒林、汤翰章、苗兴昌，以及挨排长打的姓方的四位同学。
不久四位同学都来了。保安处的又一个个问他们“愿不愿意给黄芟取保？”同学们都说“愿意”，他们又提出“能不能担保黄芟不是共产党员？”同学们又都说“不是共产党员”。保安处的人最后又问：“你们能不能担保他以后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说：“不会吧？！”审问的人自知提问不当，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就这样，硬是公开登报，由四位同学担保，才放黄乃一归队。
黄乃一出来后在路上，苗兴昌就跟他说：“现在二排长陈纲病了，否则，还不会让你回来。”四个同学都建议黄乃一“开小差”，赶快跑了算了。
黄乃一说：“我走了，你们是担保人，怎么办？”
他们都十分讲义气，都说：“没关系，我们各走各的，好应付。”为此他们还专门请黄乃一客，吃了顿饭，喝了点酒，说是要冲掉霉气，为黄乃一压惊，也为他饯行。
饭后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吃完饭黄乃一就没有回队，到营房外洗衣房去换上自己留在洗衣房的便衣。汤先走一步，回营房将黄乃一的行李从院墙递出来，苗、舒在院墙外接过来交他。苗兴昌同学十分重朋友义气，一定要送黄乃一，还雇了一辆马车，一直送他到火车站。到车站后，又去买东西，给他当纪念品，商店都关门了，什么也买不到，见一个小店铺的门缝里有灯光，就去敲门，里面没什么东西，只好买了一把大蒲扇送给他，作个纪念。
黄乃一买的是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车到镇江站是半夜十二点。和苗兴昌告别后，黄乃一先将行李放在站台一个座椅上，自己远远地在较阴暗处观看四周动静，提防有人再来抓自己，直到列车快开动时，才快步跨上火车，直奔上海。
黄乃一回到上海，陈同生不在，他就到丁华同志处报告情况。没完成学习任务，还捅了些娄子，自己很难为情。丁华听黄乃一汇报后，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由于黄乃一刚参加革命，也还没有入党，他只是让黄乃一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之后就安排他在“教联”工作。
1938年9月，黄乃一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在鲁艺工作。一天在延河边散步，突然碰上汤翰章同学，久别重逢，情不由己地拥抱在一起，两人又蹦又跳，高兴极了。他们谈了离开通讯团后的简单情况，汤翰章告诉黄乃一，他在通讯兵团毕业后，投奔延安，分在中央军委三局搞无线电报务工作。黄乃一问怎么来的？汤翰章说：“你那次被捕，我们担任保人，虽冒了点风险，但对我影响、教育也很大，所以我才决定投奔延安的。”
1934年5月，黄乃一从国民党通讯兵团当学兵“开小差”回上海后，丁华就分配他在“教联”工作，具体任务是以“兆丰图书馆”为基地，开展地下工作。兆丰图书馆是以陶行知先生的“普及教育助成会”的名义开办的，陶行知先生办的南京小庄师范，闻名全国，后来又搞普及教育助成会，积极开办流动图书馆，兆丰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
兆丰图书馆位于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斜对面的一个小弄堂里，兆丰公园是英租界，面积很大，风景很好，草坪多，都是地毯式的，设备也很先进，厕所都用自来水冲，还可挤点香肥皂水洗手，这在当时已是十分讲究。
公园内空气新鲜，又安静，许多外国人都是一家一家地来此游玩和休息。黄乃一每天早上去那里早操后，就用那里的自来水洗脸，倒也方便。
兆丰图书馆馆址原是陶行知先生一个朋友的养蜂场，面积约一亩多地，西头有几间平房作图书馆，中间修有一个凉亭，凉亭也有里外两间平房，外间是阅览室兼作普及小学和幼儿、妇女、工人学习班的教室；里间是工作人员宿舍。东头空地作种菜或种花之用，四周用竹篱笆墙围着，东边围墙外还有一片临时墓地，是地下党组织藏“绝密文件”的好地方。在兆丰图书馆和兆丰公园的路边，有陈鹤琴的公馆，图书馆离静安寺不远。
兆丰图书馆公开对外借阅图书，举办幼儿、妇女、工人业余学习班。实际上这里是“教联”的活动基地，“教联”领导经常在此召开秘密会议，丁华、王洞若（王乃明）、宋介农（孙达生）、徐冰（徐明清）等“教联”常委都来此开过会。后来“社联”、“文总”领导也来此开过会。当时蓝苹（即江青）也在“剧联”工作，经常和徐明清联系，也曾来过这里。
兆丰图书馆工作人员很少，平时只有两三个人。老点的叫王东放，镇江人，1918年生，比黄乃一还小两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别看他人小，工作已经两三年了，十分精灵，并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陶行知先生经常来给他布置工作。
王东放曾经被捕过一次，因年纪小，又无过硬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1938年他在武汉牺牲）。他是我最好的同事和战友。另一个叫吕朋，年纪比王东放还小，是文学家高戈的孩子，父亲牺牲于大革命，奶奶在上海，党把他当烈士子女对待，安排在此工作，虽然年纪小有些贪玩，但也十分精灵。
当时黄乃一、王东放、吕朋三员“小将”，就是兆丰图书馆的主人。
此外，“教联”秘密刻写、印刷和发行宣传材料也在这个地方。丁华就给黄乃一布置任务，主要是做“教联”发行工作。所谓“发行工作”，就是秘密刻写、印刷和发行“传单”，以及“教联”印发的学习文件或国内外形势宣传材料。
开始丁华给黄乃一几页蜡纸，叫他学刻钢版。当时有一对夫妇担任此工作，他俩教黄乃一十分认真，怎么刻，怎么印，写什么字体，如何掌握下笔轻重，如何掌握油墨多少，教得很具体，很有耐心。由于黄乃一有绘画和雕刻的基础，学得很快，两三天就基本掌握。
后来丁华叫黄乃一把这项工作接过来，白天在图书馆公开上班，借阅图书，晚上就自己一个人秘密地刻、印传单或学习材料，刻印好后，还要自己收集包装纸，带子，将材料伪装起来，秘密送走。
传单、学习材料内容，主要是丁华和其他“教联”常委亲自起草或提供。刻印材料，不仅刻中文，为了对英、法租界及对外宣传，有时还得刻英文、法文。
黄乃一在学校学习英文有点基础，刻英文问题不大，一次刻一本拉丁文的教材《中国工人在苏联》，他不懂，就到工人学习班听老师讲这一课，听了几次课后，听懂了，就立刻将这份教材刻印成课本，供大家使用。虽然油印一次只能印几十份，但由于字体是正楷，刻得很工整，学员们看了都很满意。
一次，法国左翼作家巴比塞来华访问作客，宋庆龄等亲自前往迎接，但国民党害怕扩大影响，却不让宋庆龄去接。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提出抗议。丁华让黄乃一刻抗议传单，不仅刻中文，还要刻法文的。黄乃一不懂法文，更不会写法文，遇到了难题。但任务必须完成，他只好找到起草人朱先生，他懂法文，翻译过法文版的《辩证法入门》。当然不可能马上教会黄乃一，于是黄乃一请他把法文字体写得正规些，他照葫芦画瓢，模仿着一笔一笔地刻，刻完再送给朱先生审定，合格后才印刷、散发。这次黄乃一同样完成了任务，心里十分高兴。
但令黄乃一没想到的是，他又经历了第二次被捕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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