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黑土地上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雪片密密地飘着，如一面白网扣住了大地，雪白的荒野，灰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寒风放荡而狂悖，如一阵阵凄惨的哭号。
此时，一支离开本溪奉集堡驻地的日军飞行大队正在往南面的摩天岭山区逃窜。苏联对日宣战后，关东军立马被红军的万钧雷霆击得粉碎。接着，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一系列闪电般的变化，使得他们成了惊弓之鸟。9月9日，由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抛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在苏联红军、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夹缝里南逃，企图混作难民寻机回国。
9月底，当他们来到距凤凰城大约5公里的小山村上汤时，曾克林部21旅发现了他们。
在东北重镇沈阳的一幢大楼里，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在楼上的一间大房子里，司令员林彪正坐在暖气边上，看着战报。因为刚刚进入东北，要做的事情很多，林彪、还有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联军参谋长伍修权都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
林彪看了一会儿战报，便合上眼在椅子上迷糊起来。这几天他想得最多的，是中央来电提出开办东北航校的问题。办学校可不是那么容易，飞机没有可以找些破的，学员也可以从部队中选出来，可是教员怎么办？从苏联就回来了几个人，延安也就那几个人，都不是专门的教员。林彪是从黄埔出来的，他知道黄埔的教官都是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没有教官办校就是一句空话。
林彪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对正在看地图的伍修权说：“没有教官，办航校那是瞎胡闹，飞不上去的！”说着他指了指天花板。
“可是上哪里去找教官？一个两个不行，教什么的都要有，少了那一门课也不行！”林彪的话使伍修权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
“林总，前几天司令部报告说，在沈阳以东发现了一支日军，他们有几十人，组织得很好，全都有武器，可是又不像作战部队，正向朝鲜方向撤退，目前正在我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什么人？会不会是一些技术人员，如果是技术人员，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林彪稍一沉思便说道：“马上派人侦察一下。”
天黑的时候，伍修权向林彪报告：“林总，据侦察大队报告，这是日本第二航空军下属一支飞行训练大队，多数是飞行教官和技术人员。”
十多年前日军入侵东北时，日军第二航空军已是一支王牌飞行部队，其中有许多资深飞行员和教官。
林彪的眼前一亮：“真是天遂人意啊，我们福份不浅啊！搞空军有望了！”
林彪一握拳：“一个不要伤，全部拿过来，要快！”
“东总”司令员林彪得到情报，意识到这是一笔财富，即上报党中央。中央非常重视，指示要把这支队伍全部争取过来。
２１旅１２团１２连指导员聂遵善奉命上山劝降。
当夜，东北民主联军聂遵善奉命率领一支精锐骑兵部队，闪电般地向这支日军部队包抄过去。
这支日军部队由于最终缺乏食品，决定向中国政府军投降了。
此时的林弥一郎内心十分痛苦：“弟兄们，看来日本是战败了，咱们怎么办？”他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回答。
“想不想活着回国？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想啊，做梦都想啊！”几个日本教官已岂不成声。
“那好，想回国的举起手来！”
“刷”的一下，在场的都举起了手。
“我们马上出发，向岫岩走，那里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我们向他们要一些粮食，再往朝鲜走，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林弥一郎说出了他的行动计划，马上得到了全队的同意。
这支部队在大风雪中走了１２天，来到了一个叫上汤村的地方。
林弥一郎看了一下地图，发现离岫岩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于是，他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赶路。
这天夜里，风雪中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林弥一郎一听就知道，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他心里十分紧张，看来他回国的计划要完了。
日军拿起武器，作好了战斗准备。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村外的骑兵黑压压的一片，林弥一郎心想：“这一次完了，完了！”
“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你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绝不伤害你们！”有人用日语喊话。
林弥一郎知道东北民主联军是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优待俘虏。但此时，他已不知所措了。
“东总”指示21旅组织了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林弥一郎。
我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八路军会谈小组组长是八路军16军分区（前身是冀热辽16军分区）第21旅12团12连领导员聂遵善。八路军16军分区的部队首长是曾克林和唐凯。这支部队是1945年后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也是首支抵达沈阳的八路军部队。
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谈判小组，由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
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
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遵善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
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
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我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时，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
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我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
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面对丰盛的酒菜，林弥一郎等10名代表迟迟不动筷子，担心这是“送行酒”。曾克林见状就先下筷子，边吃边重申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林弥一郎对身边的唐凯说，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能不能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修路也行，下井挖煤也行，我们可以自食其力。
唐凯故意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林弥一郎说是飞行部队，有飞行员、机械员和其他技术人员。
曾克林说，好，你们要尽快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等待处置。
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
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我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成为敌人是迫不得已，现在做敌人还是做朋友，你我有了选择的自由。
过去，林弥一郎对八路军一无所知，甚至对中国人也从无接触，皇国中心的毒化教育，使他把低劣、愚蛮、羸弱这些词全扔进对中国人的印象中。聂遵善有情有理的一番话和从容儒雅的绅士风度，让他暗自吃惊。也许这一刻对改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决定性的。
林弥一郎表示，我只是希望得到人道的待遇，我的部队中哪怕有一个士兵被杀，都是我无法承受的罪过。
林弥一郎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日本空军史是这样吹嘘他的：“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1944年6月，他在桂林上空与美国空军P-40式战斗机编队的空战中，他驾驶的‘九七’式战斗机连中34弹，发动机被打坏失灵，他仍驾驶飞机指挥中队继续作战，正如林弥一郎自己所说的那样：‘九死一生，忘我战斗’。最后他竟然驾驶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奇迹般地飞回了基地。”
但林弥一郎服从了良知、命运和真理。在真理面前，武士道精神只不过是一只风干的蝉壳。而选择投降恰恰证明了他的胆识和勇气。当然，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人是复杂的，时事的复杂使人更加复杂，但林弥一郎此时的表现及他后半生的历史似乎都支持前述判断。
饭后，曾克林对他说，这次没有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分享。
当林弥一郎看到“一点肉”的时候，简直要惊呆了：这“一点肉”竟是5头牛和50只羊!
看着八路军官兵诚恳的笑脸和朴素的衣装，林弥一郎流下了热泪。他们缴械后，当地军民即送来了一袋袋稻米，还有蔬菜和鸡，而在日军统治下，老百姓吃大米是要按“经济犯”论处，重则要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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