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一到武汉后，还没有去组织部招待所住下好好休息一下，陈农菲又将他叫了去。他告诉黄乃一，去抗大还得等一段时间，闫锡山统一战线模范区里，有一个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总部在临汾，现在正在武汉招生，李公仆、徐懋庸等都在那里教书，你是不是先去“民大”？这批新生很快就走。“民大”教学内容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游击战、军事课……等等，几个月培训一期，毕业后可分配到敌后去打游击。
黄乃一想，等三个月才能去抗大，时间太长，就同意去“民大”。
陈农菲马上写了封介绍信交给武汉办事处的柳湜同志（主持招生工作），柳简单问了问黄乃一的情况，就同意了。这次招生共一千二百人，第二天就出发。
马上要走了，可黄乃一的党组织关系还没解决，他就去组织部找张越娥同志，她说：“到了山西临汾，统一把组织关系转去。”
当时党组织关系没转，去“民大”没有熟人，黄乃一一路上就跟着大家一起走。在武汉时，任白戈有一个内弟叫李秉刚，也要一同去山西，他二十多岁，比黄乃一大点，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事，任白戈叫他们互相照顾。
队伍从武汉到山西，要在风凌渡过黄河，那天下车后，等摆渡船，给了大家第一个考验。因天气不好，风大浪激，大家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黄河的雄伟气势，一些南方来的同学被吓住了，有的就偷偷地“开小差”了。
队伍过了风凌渡又乘火车，到了运城下车后，就不继续前进了，说是临汾“民大”总校住不下，叫他们就在运城“民大”三分校上学。这支队伍足有一千来人，就住在运城师范学校里进行学习。
在运城三分校，黄乃一和李秉刚编在一个队里，李秉刚比较活跃，善交际。通过李秉刚的介绍，黄乃一认识了景群、程雪萍（四川人）两位女同志，都比黄乃一大好几岁，是从南京监狱出来的，还有一个叫陈明慧（是开封新志书店老板的未婚妻），另外还有两个男同学，一个叫陈侬（四川人），一个叫林农，也都比黄乃一大两岁。
没过多久，三分校有人贴通告，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如政经学、哲学研究会等，黄乃一就和李秉刚及以上几个同学一起组织宣传队。春节前夕，他们化妆成逃出来的伤兵，到街上宣传演出活报剧，效果很好，群众很受感动，很同情，特别是逃难的群众，慷慨解囊，要捐助“伤兵”，
宣传队不收捐助，主要是为了宣传。
后来，宣传队逐步扩大，还没有贴广告，很多同学就都积极报名参加，一直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大家讨论决定分几个部，有戏剧部、歌咏部、宣传部等，宣传队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演出很多，平均两三天就得演出一次，深受校内外广大群众的欢迎。通过宣传活动，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不久，校内出现了托派分子的活动，托派以张慕陶等人为代表，公开反对李公仆、徐懋庸等革命志士，李公仆等予以反击，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从临汾“民大”总部影响到运城。三分校曾开展了一次反托派张慕陶等人的活动，大会、小会都有很多同学发表演讲，当然也有少数人站在张慕陶一边，为托派辩护。李公仆曾亲自来三分校发表过演讲，多数同学都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就在这时，传说日本要进攻临汾，三分校也要向南转移，学员都得学会打背包，除行军必用的物品外，多余的东西也都得卖掉，卖不出去的就要丢掉。不过黄乃一本来就是刚出狱的，两手空空，身上只带着家里寄来的钱，也就不用为有多余的东西发愁了。三分校在转移过程中，队伍交叉行军，在路上还碰见一个老熟人——柴川若。
柴川若，参加过上海“教联”的下属单位“晨耕工学团”，曾去过兆丰图书馆，王东放和黄乃一都认识他，并一起摆过龙门阵，谈过天。
柴川若的身世很奇特，在山西只读过小学，考上了闫锡山的警察学校，受过几个月的培训，毕业后就当了警察（没当上警官）。当时老百姓最恨警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觉得当警察不好，不想干了。后来听说上海有英语补习学校，只要交学费，学一年，毕业后就可以到上海洋行做事。他已经积蓄了六十多块现大洋，于是决定去上海学习，当时又不敢公开辞职不干，便偷偷地“开小差”。
柴川若到上海后，他也没有什么熟人，就沿路东张西望地到处找“英语补习学校”，结果碰上一个骗子（上海话叫“拆白党”），问他姓什么？到哪儿去？他说姓柴，找“英语补习学校”。骗子就说他也姓柴，是“家门”，是“老乡”，愿意帮他找“英语补习学校”，并骗他说正好有一个“老乡”在洋行，等他毕业后还可以帮他到洋行去工作。
柴川若真以为好不容易碰上了“家门”、“老乡”、“好人”，就主动请他吃饭，吃完饭后还争着付钱，却没留心暴露了他用手绢包着的六十块现大洋，骗子看在眼里，就把他引到商务印书馆里的拐角处，要柴把钱给他，说是去帮助他办理“英语补习班”的手续、交学费。
柴老老实实的，还十分感谢地就把钱给了他。骗子拿着六十块现大洋，拐个弯就从另外一个门溜走了（商务印书馆两边都有门）。
柴川若规规矩矩在那儿等着他办手续，但一等不出来，二等还不出来，柴有些急了，高声喊：“老乡！”“家门！”他连骗子的名字也没弄清楚，喊了半天，连个“家门”的鬼影子也没有。后来书店里的人都说他“上当受骗了”，说来也巧，这时他刚好遇到了黄警顽，黄看到他上当受骗，身上没钱了，已是生路无计，就介绍他到“晨耕工学团”去学习。
这个工学团名义上是陶行知的普教救助会下的工学团，实际上是上海“教联”领导下的进步团体。
这次黄乃一在交叉行军路上碰到柴川若，熟人见面，份外亲热，由于正在分路行军，他们只互相谈了在上海分别后的情况，就匆匆分别了。直到解放后，俩人在北京才又见面，柴川若已是北京市工交政治部主任。搞“四清”时，黄乃一所在的单位民航总局也正抽调人参加“四清”工作队，请北京市“四清”工作队介绍情况，正好是柴川若来做介绍。
俩人本来是很熟悉，见面都很高兴，但柴川若很怕黄乃一开玩笑，说出他当过警察还上当受骗的事，黄乃一也就装作忘了此事，回避不谈。柴川若和吴莆生也很熟悉，他们离休前后在北京都还经常见面。
三分校的队伍一直向南转移，其目的地是南渡黄河，去河南一带，那里是卫立煌的地盘。第二战区司令是闫锡山，副司令是卫立煌，河南不是解放区，离陕北也越走越远了。支持托派张慕陶的那些学生支持走这条路线，他们的政治面目逐步地暴露出来。
学员们感到老这样南移，走下去没有出路，于是就在同学中互相串联，要求向北走，去风凌渡以北，这里靠陕北近，便于去延安。同学们串连好后，就集体包围了三分校校长，要求西渡黄河，借口那里是第二战区地盘，属闫锡山管辖，靠西安较近。三分校校长姓席，是闫锡山的部下，少将军衔，同学们讲了好多理由说服他，他讲不过了，理屈词穷，只好同意同学们的要求向北走。
到了黄河边上一个渡口，渡船都在西边，东岸有一个守卫营。学员们提出要找渡船，营长说“没有”。没多久，校长带着一帮人来了，他是少将军衔，营长得听他的。于是，营长答应进营房去与校长商量渡河办法。不一会儿，只见少将等人慌里慌张出来，说：“敌人来了，只隔我们几里路，赶快跟我走！”于是好多同学上当受骗又跟他向南逃，以为真的是敌人来了。没有渡船，不少人就游水渡黄河，淹死了好多，三分校的队伍就这样跑散了，瓦解了。这实际上是少将导演的一幕脱身之计。
队伍跑散后，宣传队还剩十几个人，有李秉刚，还有阿甲（符律衡，在延安鲁艺学习，演出过《打渔杀家》，解放后出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时任院长是梅兰芳）。
宣传队便继续向西北走，渡过黄河，通过农村，本想直接去陕北，但听说前面有国民党部队封锁，大家又改变主意，决定直奔西安，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他们再想办法去陕北。
到了西安，了解到西安有“民大”流亡学生收容所，国民党还有人在那里动员流亡学生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军校，但连具体的军校地址也不知在何处，纯粹是骗人的把戏。宣传队就悄悄动员同学们不要去，劝他们去陕北延安学习。
打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地址后，黄乃一和李秉刚就一起去八路军办事处，谈了大家的情况和要求后，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十分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学员们去陕北，只是当时缺少运输工具。但是，这些年轻人很多是为了投身革命，追求光明，坚定地说：即使步行也要坚持去延安。
考虑到可能会遇上国民党的封锁，大部队行动不便，队伍就提出化整为零，组成小部队分散行动。
几个骨干一起商量后，最终决定步行去陕北。黄乃一和李秉刚、景群、程雪萍、陈明慧、陈侬、林农几个人一路同行，始终在一起，为了应付敌人，便于出西安城时不被怀疑，男同学还剃了光头。
由于随身带的钱都不多，还得住宿、吃饭，所以，队伍从西安出发时，只雇马车走了很少一段路后，就改为步行。连着走了几天，路上也还顺利，没遇到什么麻烦。还有三四天的路程，就快到延安了。
这时碰巧遇上八路军的运货车回延安，黄乃一和李秉刚前去联系，说明情况后，他们同意带几个人。于是就让女同志和身体不好的林农等人搭车先去延安，黄乃一和李秉刚一直坚持着走到了延安，阿甲这时也步行到了延安。
1938年4月初，队伍先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李秉刚和几位女同志，根据他们的意愿，去了陕北公学学习。阿甲是浙江人，喜欢唱京戏，是海派票友，他要求去鲁艺学习，还来征求黄乃一的意见，黄乃一完全支持他，当时鲁艺还没有京戏专业，只有一个戏剧队，所以他决定去鲁艺。
林农和黄乃一上了抗大，他坐车比黄乃一早到几天，去了抗大三大队，黄乃一到抗大五大队。
几个同学虽然分开了，但经常碰头，有时到延河边玩玩，谈谈心，有时还凑几个钱，上馆子吃一顿，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抗大分成几个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有五、六个或七、八个中队，以窑洞住不住得下为准，大的就多一两个中队，小些的就少一两个中队，每个队一百二十人左右。
抗大第三、四大队离城近些，五大队离城约十五里，地名叫柳树店，原来有几个破窑洞，又动员老乡挖了几个窑洞，学员去后又自己动手挖了几个窑洞。
五大队的大队长是何长工，副大队长是罗华生，协理员是钟伟（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十二纵队司令员），二中队的队长是洪学智。黄乃一在三中队学习，队长姓梁，是红军老虎团团长，指导员是叶德贵。
抗大学习的课程有游击战术、政治经济学、哲学、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史等等。何长工同志亲自讲军事课，孙达生同志在抗大任政治教员，给大家讲统一战线课。
在三中队当学员，只有三个多月，组织上要调黄乃一到大队部当宣传干事，这时黄乃一要求解决组织问题。
从武汉到山西民大，原说集体将党组织关系随后转去，因在运城三分校学习时间不长，党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转去。开始黄乃一写信给武汉陈农菲同志，要求尽快解决组织问题，他来信叫黄乃一找柳湜同志，柳正在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他了解情况，可以帮助解决。
柳湜同志请抗大五大队三中队党组织进一步了解、审查。黄乃一正式向三中队党支部写了报告，并就此问题多次找过指导员叶德贵同志。写申请、看表现，基本合格就可以入党。
但因为黄乃一是恢复党籍，所以，不仅要看现实表现，而且还要审查过去的历史。等到武汉将黄乃一的历史证明材料转来后，又考察了他在民大的表现，反对托派张慕陶以及围攻校长要求北上西进，经调查确认，黄乃一的政治态度都表现一贯明确，于是三中队党支部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
也就从那时起，黄乃一在延安又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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