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一到宜昌，又回到四川中学继续上学，但不是正式学生，在图书馆帮助干点活，同时去原来上学的那个班旁听，准备迎接初中毕业考试。这时正值恢复“贰零剧社”，
黄乃一被选为社长，又开始活跃在戏剧舞台上。
1933年5月，正是初中毕业考试之前，同学们都忙于准备毕业考试，争取升学上高中，黄乃一却无心再上学了。其原因：一是当时的一些事情让他深感读书无用，大哥大学毕业即失业，学经济专业，本来已经考上了银行职员，只因为交不起保证金，不能被录用，只好回到母校任教，却又是用非所学，大哥的经历让他以为，书读得再多也等于白学。二是父亲年纪渐大，不再行船了，家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入不敷出，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继续念书。三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的痛恨，旧社会党、政、军、匪一家，加之日本侵华，一起欺侮、压迫老百姓，国民党成天喊三民主义，可实际上哪有什么民族、民权、民生？全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是百姓都被逼得没活路，母亲被土匪打破头，父亲参加“请愿”却被“陪斩”，险些丢掉性命，大哥踢足球也差点被国民党兵痞打死，他看点进步书籍就被学校开除……。这些无情的事实好像都告诉他，书读得再多，也改变不了受压迫的地位。其四，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黄乃一在学校读了一些进步书籍，特别是听了曾聿修等老师讲的革命道理和大革命、反围剿的许多革命故事以及“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等，逐步启发了他的觉悟，让黄乃一深深感到，青年人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出路，才有出息。所以，黄乃一下定决心，不再继续上高中了，他要参加革命。
这时，正好国民党驻宜昌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独立十四旅调去“剿共”，进攻苏区。十四旅武器装备好，知识青年多，学校组织学生去江边“欢送”出征上前线，他们神气十足，不可一世。可是没多久，他们“剿共”未成，反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到宜昌，残兵败将再没有去时那种神气和威风了。
这件事更激发了黄乃一参加革命的热情——到苏区去，参加武装斗争。
当时他想得非常天真，很多想法也十分幼稚：怎么去苏区？既不能告诉家里，更不能向家里要钱，身上只有母亲每月给的两、三块零花钱，积攒起来也不过十来块钱。黄乃一暗想，在路上边走边卖瓜子、花生，做点小买卖，赚点盘缠能去吗？万一在路上被抓住，说我“投匪”又怎么办？年纪小，即或是去了，没人要怎么办？再从苏区回来，人家说自己是“逃兵”，再也得不到信任又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自己解答不了，于是黄乃一就想到去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宜昌师范、女中、川中等几所学校组成了学联，川中也成立了学生会，主席名叫周嘉达，又名周桢，比黄乃一大两岁，他父亲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作官，丢下母亲和他兄弟俩在宜昌，开了一个中药铺为生，对此他很不满意，常对黄乃一说，“父亲要官不要家”，后来参加革命，在上海是抗联救国会成员。当时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看《唯物辩证法》等进步书籍，很谈得来。黄乃一和他商量了要参加革命的事，他很赞同和支持黄乃一的想法。
还有一个叫吴莆生的（建国后曾任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是黄乃一的小学同学，比黄乃一小一岁。他父亲三兄弟，三家人只有他一个儿子，因此三家人都拿他当儿子看待，于是他也过寄给了另两家，这样他就有三个家，三对爸妈。他爷爷十分宠他，经常带他去看电影，也看了一些进步书籍。他们是很要好的同学，于是黄乃一也去找他商量，他也很赞同黄乃一的想法，并说要和黄乃一一起出去参加革命。
当时黄乃一和几个好同学想到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苏区去，要有人介绍，得找党的关系。黄乃一想，曾聿修老师那么进步，不是共产党也一定与共产党有关系。于是黄乃一就去找曾老师，十分诚恳地谈了自己要去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想法。
令黄乃一没想到的是曾老师听后，不支持，更不同意。他亲切地对黄乃一说：“到苏区去参加武装斗争，要跋山涉水，会遇到很多困难，不仅生活艰苦，斗争更是十分复杂，要和敌人面对面真枪真刀地干，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年纪还小，初中尚未毕业，要继续上学，起码要读到高中毕业，最好是大学毕业后，再去参加革命为好。”听了这些话，黄乃一思想斗争很厉害，好几天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还是想不通。
黄乃一又鼓起勇气去找曾老师，并很严肃地提出：“过去你鼓励我们参加革命，现在我真要去了，你又阻止，我不理解，我想不通。”听了黄乃一的话，曾老师也不生气，看他决心很大，便又进一步启发开导黄乃一说：
“你年轻、聪明，我希望你能继续上学，将来肯定很有作为，有前途！”
“你的家庭，父母兄弟关系都很好，你走了，舍得吗？爸爸妈妈同意你去吗？”
“革命光荣，但革命不是为个人找前途，革命是要吃苦的，不仅要准备坐牢，弄不好是要杀头的！”
“不要以为革命马上就会胜利，建立自己的政权，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
曾老师又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谈到大革命失败，他语重心长地说：“不知要有多少次失败，革命才能成功，时间长着呢！”“参加革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曾老师这一席深谈，使黄乃一思想斗争更为激烈。他的思想矛盾着，斗争着，逐步感到这些都不是问题了。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也有不少，黄乃一想起，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杀头，有多少人“失踪”，一想到这些，确实感觉头皮发麻，但仔细想想，革命要胜利，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黄乃一更清楚地认识到，要救国，要改变旧制度，要建立新中国，就不能怕牺牲。说到底，还是个根本的人生观问题，最现实的是生死观问题。
黄乃一思想斗争的结果，是想通了。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吃苦，负伤，坐牢，了不起死而后已！他最终表态：还是要参加革命，到苏区去，参加武装斗争。
曾老师曾鼓励黄乃一参加革命，但又不让走，当时黄乃一确实有些不理解。黄乃一回忆道，曾老师讲了这么多道理，提了这么多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在考验自己，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决心。
曾老师看黄乃一确实是下了决心要参加革命，于是答应他说：“我没本事介绍你到苏区去，但可以介绍你到上海去，到白区去找到党组织，经过一段考验，根据工作需要，也可能去苏区，也许留在上海干革命，党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得服从分配。”
曾老师说这些话，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黄乃一却记忆犹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由于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确实遇到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但都迎刃而解了，黄乃一最终也胜利地走过来了。
曾聿修老师介绍黄乃一到上海去找他在青神县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当时在上海任“教联”党团书记的丁华同志。
丁华，原名帅昌书，号如先，四川青神县人，1903年生，1925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在成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曾做过教师。丁华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营教导员，1927年夏加入共产党，是眉山县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曾聿修老师是第二任书记。1931年后，丁华在上海任“左翼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组宣干事，总务，党团书记。解放后任中宣部秘书长、人事局长、高教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等职。1969年2月1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
黄乃一准备去上海了。可是，身上只有母亲每月给的二、三元零花钱，积攒在一起一共才八、九元。宜昌到上海的轮船票，五等舱也得十二元，钱不够。曾老师又从他微薄的收入中补助他几块钱，一共十四、五块钱，买船票后仅能剩下二、三块，船上还得吃喝，到上海还得花一点，算来还是不够，怎么办？
于是黄乃一去找吴莆生，他的叔叔在招商局（轮船公司）工作，可以争取买个半票。吴莆生也要和黄乃一同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此事又不能告诉他叔叔，否则就去不了。吴莆生说不能去找叔叔，我们商量后就去找他叔叔的朋友，谎称“有两个重庆来的同学去上海，腰包（钱包）被小偷偷走了，没钱买船票，希望照顾买两张半票。”他叔叔的朋友很热情，给开了个介绍信去找轮船上的三买办（卖票的），他们两人就打算拿着介绍信先上船，再去买票。
这样决定后，黄乃一回校去取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当时同学们正在忙毕业考试，黄乃一只好不辞而别。临走时，他在码头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只说没钱上学，出去找工作，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上学，请父母放心。黄乃一怕父母不让去，信上也没写要去的地方，把信投到码头的邮筒里，就上船了。
黄乃一后来从同学的通信中知道，他们走后，周嘉达发现黄乃一和吴莆生的行李不见了，分析他俩可能是“开小差”坐船走了，他跑到码头去看他们的船，还向船上招手，表示“欢送”。
当时上船后，本来很快就会开船，只因轮船上的大买办、二买办（即大副、二副），岸上有人请他们吃饭，还未上船，船在江心停着等他们有一、两个小时之久，黄乃一和吴莆生十分担心，生怕让家里知道了，追过来不让他们走。
上船后，茶房（服务员）看黄乃一和吴莆生穿着还可以，当时黄乃一穿的是他二哥的衣服，还比较好，就主动来帮他俩提行李，安排在三等舱，把行李放在两个床上，黄乃一和吴莆生说“我们不住”，要找你们的三买办。帐房先生也很客气，黄乃一和吴莆生拿出介绍信，谎称被小偷偷了钱，要求买半票。他却告诉他俩要买全票，但可以照顾和水手一起吃饭，免费供应饭菜。
黄乃一和吴莆生不同意，执意要买半票。他又说，“船票只能卖到汉口，收六块钱。在汉口要装卸货，轮船要停留三天，你们得另找船。”黄乃一和吴莆生仍坚持即或在汉口停三天，也要在船上等，不会影响装卸，他俩不愿换船。帐房先生火了，说黄乃一和吴莆生“不识抬举！”
黄乃一和吴莆生没办法，只好先交了六块现大洋，他在客票上盖上印：“苦客”（这是慈善机关给每只船上留的几张“救济难民票”，本应是免票，不应收费）。六块大洋被装进帐房先生的腰包了。买的是“苦客”票，茶房见了票，态度也变了，要黄乃一和吴莆生另买舱位，他俩不买，他就要黄乃一和吴莆生拿着铺盖去船尾和难民一起挤着住，但他俩的穿着打扮都不像难民。
白天船尾人多不能睡觉，只好等到晚上旅客走动的少了，黄乃一和吴莆生才能把行李搬到船边甲板上睡觉。
两天航程到了汉口，除了装货，还要上新客人，真的停了三天，要黄乃一和吴莆生下船，没办法，又送给茶房一块大洋，才同意他俩将行李存放在船上，再上岸去转。在船上，黄乃一和吴莆生没钱买菜吃，只好光吃饭。好在轮船经过沙市时，他俩花两角钱买了一罐豆辨酱，每天就用它当菜，一直吃到上海。
1933年5月，船抵上海。
大上海，很繁华，黄乃一和吴莆生人地生疏，不知向哪里去。黄乃一对吴莆生说，先去找丁华。因为带着行李不方便，于是他俩仍将行李寄存在船上，空手上岸。
曾聿修老师本来对他们讲述得很详细，到上海后在外滩坐几路电车，到哪儿下车。黄乃一和吴莆生为了节约几个钱，决定不坐车，走路去找，可是碰到了第一个大难题：问路不懂上海话，好像他们是在说外国话。没办法，找马路上的巡捕打听，才听懂了。一直走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丁华老师。
丁华在租界区工部局一所小学当教员，后来才得知，能谋此职很不简单，不仅要有学问，还要懂英语，工资很高，每月一百多元（当时中学教师才几十元），每年还会递增五元。当时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市政府）的华人教育处长叫陈鹤琴，他和陶行知在南京中央（金陵）大学曾共事，陶当教务主任，陈当教师，他们很要好，丁华去英租界西区小学任教，就是陶行知介绍的。丁华每月的工资已达一百二十元，他拿出百分之三十交党费，主要用于教联的地下活动经费，买油印材料、纸张等用于印制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品，以及交房屋租赁费等。
丁华见到黄乃一和吴莆生十分高兴，也十分热情，他马上联系到徐冰（又名徐明清，是“教联”负责人之一），把吴莆生介绍到他那里去工作，随后，又将黄乃一介绍给陈农菲（即陈同生）。陈农菲，原名张翰君，1906年生，1924年入团，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和广州暴动，任连队党代表，后任《成都快报》、《新蜀报》记者，总编。1932年秋到上海任“社联”（社会科学家联合会）常委、书记。
丁华、陈同生和黄乃一都是四川人，当晚在丁华家作客，还喝了点酒。陈同生找黄乃一谈话，问了黄乃一的一些情况，还问他喜欢读哪些书。黄乃一要求去苏区，他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又没有技术特长，还是先在上海好好学习，在白区锻炼锻炼，学点地下工作经验为好，以后有机会再去苏区。”他介绍黄乃一先参加社联工作，黄乃一只好留下。
刚好那时有两个高中毕业生来上海考大学未录取，他们也受左的影响，来参加“教联”工作。黄乃一三人住在租界上一个“亭子间”里，主要工作就是写标语，贴传单。
他们二人带着黄乃一，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去到大街上，前后两人放哨，中间的人，迅速去选中的地方贴标语、传单。黄乃一开始还感觉这个工作挺神秘，也很新鲜，干得也很起劲。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就感到有些不情愿了，难道“革命”就是这样写写标语、贴贴传单？实在没劲，因此黄乃一仍想着要去苏区，去部队，去参加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黄乃一如实地向陈同生和丁华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又教育黄乃一说，“写标语、贴传单也是革命工作，你的想法很好，但现在才十六、七岁，年纪还小，又没有技术特长，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1933年7、8月间，有一天，黄乃一在上海一份报刊上看到，国民党通讯兵团招收无线电学兵。四个月预科，学制两年，主要学无线电收发报工程技术，还要学军事班、排、连战术，步兵操典，战术概则等，毕业后可取得无线电台长资格。黄乃一很想学无线电技术，苏区也缺少这种人才，于是他找陈、丁请示，他们这次同意了。
但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招学兵报考时要取保，谁来给黄乃一当“保人”？本来黄乃一到上海，已与家庭断绝了来往，这次不得已，只好又去找自己的姐夫担保。黄乃一姐姐黄德全，在湖北女子中学上学时，经老师介绍与张醴泉认识后结婚。张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当时正是国民党把学校按军队编制进行军事训练和生活，大学普遍设军事课的时候，张醴泉被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任军事教官。
黄乃一对姐姐、姐夫说明，自己离家来上海闯一闯，看到招无线电技术兵，想去学习。姐姐、姐夫对黄乃一说，你走后，全家都十分担心，到处找你。现在见面了，你要去报考学兵，都非常高兴，愿意为你担保。
通信兵团招学兵三个队，每队招120人，都要高中毕业生。但黄乃一未上过高中，初中也没正式毕业，也没毕业证书。招学兵要考高中数学、物理和英文，黄乃一文化程度不够，要录取又遇到了难题。
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怎么办？刚好同室的两个同学有高中毕业证书，黄乃一就拿出雕刻的特长，自己仿刻了学校的公章，并取了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叫黄芟，就这样，黄乃一自制了一张假高中毕业证书。
黄乃一读初中时英语成绩不错，可以应付考试；但数学、物理学习成绩差，他就请同室两位高中同学辅导。突击学习后，黄乃一参加了考试，题目并不太难，虽然一千多人报名，只召三百多人，他还是被录取了。
黄乃一入学临走时，陈同生、丁华特地找他谈话，同意由其姐夫作担保人；要求黄乃一努力学习，争取各科取得优良成绩；要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并明确了今后通信只和丁华发生单线联系；甚至连毕业后如何“开小差”去苏区的事都作了交待。
预科学习结束后，教导大队就搬到镇江郊外的一个兵营，正式进行无线电技术学习和军事训练。住房全是平房，平房按军营编号，一幢叫一“标”，共三十六标，并有军事训练的大操场。黄乃一编到三大队二排，学兵生活十分严格，也非常艰苦。
黄乃一渐渐变得成熟了，他能安静地学习无线电技术，也能适应艰苦的军事训练，某些属于信仰的觉知也在苏醒，使得心脏的跳动变得澎湃和有力，亦或是心灵的力量在一点点被激发，或者心灵之中蕴藏的力量从来都只能被信仰唤醒吧。
黄乃一终于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他要做一个革命者，他也懂得了革命不是为个人找前途，革命是要吃苦的，不仅要准备坐牢，弄不好是要杀头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吃苦，负伤，坐牢，了不起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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