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６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
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林建坤）。
林诚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中尉医官为人爽朗热忱，机场的飞行员们爱和他在一起。林诚带着观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眼光与这些“空中骄子”相处。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上尉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俞渤，原名俞兆海，广西人，他的父亲原是白崇禧麾下的一个军官，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死了。俞渤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左”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学就有好几个，在这些进步文化人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得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认识了同去训练的唐宛体、郝桂桥等人，唐宛体现在汉口机场，郝桂桥现在与俞渤在同一个机组，在轰炸机八大队。
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
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
几经接触，林诚根据俞渤的心态，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争取，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竟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了。他还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五个人，完全有可能全部争取过来。
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不过，俞渤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俞渤提出的这个要求，林诚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他犯难了，他告诉俞渤，他要向组织上请示一下。
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也不能做主，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便把情况报告到市委。
陈修良问：“为什么这么着急？”
沙文威说：“他说，如果万一起义不成牺牲了，也算是共产党队伍里的人。”
陈修良叹口气：“青年人啊！一腔热血！”说完这句话，她忽然想起了自己当姑娘时，投笔从政的事，当时她的恩师沙孟海说：“道希，你书法功底不错，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女书法家！”可是她回答：“书法乃雕虫小技也，不能救国救民！”沙孟海十分惋惜地叹道：“青年人啊，一腔热血！”
“满足他的要求，批准他人党。”陈修良果断地说，“俞渤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他还可以发展机组里几个他认为够条件的人入党，组成一个支部。B-24一个机组起义北飞，必须有一个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集体行动！”
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成功！”
陈修良还求要沙文威：大胆中不忘谨慎，周密中不乏灵活。对于俞渤他们起义们态度要积极要抓紧，但是要认真考察，计划要周密。
俞渤在1948年11月下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由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特别批准的。
起义工作正在加速进行，陈修良与沙文威商议，这一次俞渤机组如果驾驶B-24型重型轰炸机起义，将会在国民党军队，甚至在南京城内造成极大影响。不过从南京机场驾机起义，也比较复杂，首先是选择何时起义？机场上飞机和警卫部队很多，什么时候飞上天？是否飞得出去？飞出去后，敌机会不会来追？飞到那里降落？这么大的飞机降落要有像样的大机场，还有是同我方联络讯号，这一系列问题要周密的考虑，上下联络好，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1948年冬天，为了挽救在淮海战场的崩溃，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将差不多五分之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调到了南京大校机场，停机坪上五条滑行道两侧，黑压压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飞机。
俞渤的B-24的重型轰炸机也停在那里，他们几乎每天两三次飞到淮海上空投炸弹、投粮食。有时他们故意把炸弹、给养等投错地方。
有一次出勤到淮海上空投给养时，郝桂桥眼睛直直地望着俞渤说：“我们走吧，我待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
俞渤摇摇头：“不能那么便宜他们。”
郝桂桥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谁，说：“那好吧!”这个贫农家庭出身，依靠族里公祠供给进了教会学校，当上空军的青年人，胸膛里流着劳动人民的血液。
俞渤机组的周作舟，也是穷苦人出身，他刚念完小学，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里，进了国民党空军。因为他与苏联志愿援华空军在一起工作过，所以对国民党空军里的压榨、争斗、腐败，他更清楚，有时喝醉了酒，就对着俞渤大喊：“老子不干了，老子是为抗战而来的，老子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他们三人到淮海前线出任务时，把5颗500磅的美国造炸弹丢到了荒地里。
11月下旬，郝桂桥和周作舟两人要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批准了，俞渤是介绍人，三个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俞渤担任书记。
入党仪式和成立支部的会议是在大校场机场旁边飞行员的集体宿舍杂物间举行的。房间内黑洞洞的，俞渤用手电筒照亮了大家的脸，在黑暗中他沉着地发言了：“你们两位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组织上指示我们三人成立中共特别支部，我们要在八大队空军中秘密发展党员，我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发展力量，伺机而起。”他用手电筒的光照着一张小纸片：“现在我领着你两举行入党宣誓，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一句。”
于是两人跟着俞渤念：“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违背自己誓言，甘受党和人民的最严厉的处分。”一句一句念完，然后掏出钢笔，一个一个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姓名。一切手续完毕之后，俞渤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张“誓言”。这张“誓言”只存在三分钟，但却深深地烙在了三个热血青年的心中。
不久，三个人又联系了陈九英、张祖礼等一批积极分子。12月10日，俞渤将组织起义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
听取了俞渤的汇报后，陈修良制定了名为“浦江计划”的起义方案，要求俞渤策动多架飞机同时起义，并下达了“轰炸大校场机场，轰炸总统府”的任务。虽然，策反工作是直接由陈修良和沙文威抓的，但是地下党市委的布置和联系还是严格按照单线联系的方法下达到林诚，再通过一个党员王嘉与俞接上关系。
起义方案制定后，陈修良迅速由南京市委报上海分局转报中共中央。但因当时上海局电台遭敌人破坏未能及时上报，错过了“计划”确定的起义时间。为此，市委又指示俞渤等人见机行事，抓紧起义。同时，南京市委将俞渤等的组织关系先期转到解放区，并确定安东（今辽宁丹东）为降落地，还商定了降落时的讯号。陈修良和沙文威还一再通过王嘉叮嘱俞渤：“要更加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这时，国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刘伯承、邓小平部已渡过黄河，开进大别山区，威胁到南京侧翼的安全。济南也已失守，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林彪在东北发起辽沈战役，锦州、长春、沈阳相继被解放，几十万军队毁于一旦。为挽救危局，国防部提出徐蚌会战计划，以徐州为中心，在中原与刘伯承、陈毅部进行决战，但黄百韬在碾庄被歼，黄维兵团又在双堆集被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自发动内战以来，虽然国军损失惨重，但空军、海军还基本上完好无损，特别是空军，自从跟美国签订了“八又三分之一编组计划”后，从美国廉价购买了1000多架飞机，组建了8个飞行大队和两个侦察机中队，实力大增，在“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中，空军充分发挥了机动性强的特点，无论是运送军队，还是对解放区轰炸，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蒋介石曾用带有几分鼓励的口吻对空军中将司令周至柔说：“现在的战局虽然对我们不利，但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还有200多万部队，还有强大的空海军，这是共军所没有的。我希望你们空军拿出抗战时对日作战的革命精神，为党国再立奇功。”
为了慰问空军战士，蒋介石在12月16日晚邀请飞行员们在空军总部的俱乐部新生社观看电影《国魂》。《国魂》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一部故事片，讲述的是宋朝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抵抗蒙古族入侵的故事。由于这部影片颂扬了封建的正统观念，以及文天祥对赵宋皇朝的赤胆忠心，很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便下令“饬属加印拷贝三十份，运至前线及各地，以发挥先贤卫国精神，而振士气”。他甚至派飞机把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到南京，专门放这部影片给他看。这次蒋介石让空军官兵观看这部电影，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俞渤小组得到南京市委的批准，就在今夜国民党飞行员观看《国魂》时驾机起义。
晚饭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到八大队餐厅慰问八大队，挨个敬酒。整个餐厅乱哄哄的。俞渤带领郝桂桥等一一与总司令、副总司令碰杯，并说了一些“誓死为党国效命”之类的大话。
饭后，八大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坐上小吉普走了，其余的人乱哄哄往大卡车上爬。郝桂桥和周作舟装作上车，在车旁边乱挤了一阵，然后就溜了回来。俞渤、陈九英、张祖礼三人吃好饭早溜到宿舍里。五个人汇合后，迅速拿了耳机和航行包等必备用品，带上手枪出发了。俞渤、张祖礼、郝桂桥在前，周作舟、陈九英在后，分成两组离开宿舍，趁夜色走向机场。行动前，俞渤对大家说“如被发现，就弄响炸弹，与飞机同亡。”
“口令！”就在俞渤等人靠近B-24飞机时，忽然一个哨兵朝他们喊道。当时，俞渤等等人没有任务,根本不知道口令，俞渤便随便说出了前一天的口令，想搪塞过去。哨兵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横端着枪走过来，用更大的声音喊道：“口令！不许动！”
“什么口令口令的，告诉你是出任务，你没听见？！”俞渤灵机一动，把航行图往哨兵脸上一扬，干脆大声嚷道：“不知道！”
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持枪的哨兵不再朝前走了，但仍站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他们。为了监视敌人，俞渤让身高力大的陈九英过去盯住哨兵，其他人急忙挑选飞机。他们需要挂满弹的飞机，以便对有效目标实施轰炸，完成起义任务。最后终于找到514号B-24轰炸机，油弹均有。他们迅速打开机舱，按照事先的分工各就各位。
B-24轰炸机是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可以携带5颗吨级炸弹，并配有9挺机炮，能在空中进行攻击。在二次大战中，这种飞机曾多次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给日本造成了重大损失。抗战胜利后，美国将这批战斗机廉价卖给国民党，以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9时10分，俞渤等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514号B-24轰炸机从南京大校机场顺利起航。俞渤坐在左边位置驾驶飞机，郝桂桥在右座，是副驾驶；周作舟和陈九英分别进入了中炮塔和上炮塔，把机关炮弹上膛，加强对外搜索警戒，准备随时对付前来追赶的歼击机。张祖礼进入领航员的座位，摊开航行图指点方向。
南京大校场机场位于南京东南郊，距城区不过十多里。飞机起航后，瞬间就到了南京上空。按照预定方案，机上的5颗吨级炸弹，用4颗轰炸机场，1颗轰炸总统府。俞渤驾着飞机在大校机场连续投下四颗炸弹，又飞到总统府投下一颗，然后向北疾飞。但由于这架飞机的投弹系统已被机场地勤人员中反对内战的人暗中破坏了，而俞勃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投弹的误差很大，没有炸着总统府和大校场机场，而是在江边的燕子矶炸开了。
按照南京市委的指示，俞渤要到安东机场降落，但在途中陈九英突然向俞渤报告说：“这架飞机油箱没有加满，到安东油不够。”
“油不够？怎么办？”俞渤的大脑急速地思索着，最近的北平、天津和青岛机场都是国统区，去不得，去哪呢？五个人协商了一下，决定去石家庄。于是飞机一直北飞。
飞机到达石家庄机场时，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给飞机着陆带来了一点困难。当俞渤开始降低高度时，地下的灯光忽然全部熄灭了。“糟糕，下面灯光管制了，”俞渤说：“上级联系我们本来是到安东降落的，下面不知道我们是自己人啊！”他尽量降低高度，寻找着机场。
当在机场上空通过的时候，才隐约看到一条淡灰色的跑道，但是很模糊。B-24只有在石家庄上盘旋，北面是滹沱河，西面是山，铁路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去，这样反复几次，仍然着不了陆。可是地面解放军的高射炮火却开始打起来了。
为了表示是自己人，俞渤把航行灯、落地灯一起打开，但是地面上高射炮火还是呼叫着。这时已经是凌晨2点，陈九英跑过来说：“油量只够20分钟了。跳伞吧！”
“跳伞？不，再试一次。”俞渤想，好不容易把B-24飞出来，把飞机丢了可惜，因为现在是人民的财产了。当最后一次飞向跑道时，忽然，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在跑道两头的四个角上，跳出了四颗火花。好了，好了，这就是说地面的同志们可能知道这是回归的飞机了，他们点起火把来迎接了。
2点15分，B-24靠着跑道头上火把的引导，终于安全着陆了。当舱门打开时，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俞渤他们跑过来，五个飞行员被解放军举了起来：
“你们辛苦了！”
“欢迎你们！”……
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稍微遗憾的是，俞渤驾机起义时可能太紧张，投向总统府的炸弹没有命中目标，但这次起义的影响是深远的。俞渤机组驾机起义后的半年内，上海、青岛、杭州、汉口等地国民党空军又不断发生起义，投向解放区。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就在南京这个虎穴里会有他老家的一位女性在挖他的墙角，在动摇他的王朝基石！
1946年4月，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遭遇坎坷；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
1988年，陈修良离休后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 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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