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苏德战争爆发，不久由于得不到苏联器材技术方面的援助，延安工程学校不得不紧缩编制并入抗大，改称抗大工程队，以工程队的形式继续培养航空干部的教学活动。
1943年11月，王弼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航空组组长。主要任务就是调查了解掌握我党自己在各条战线上的航空专业人才，以便将来组织航空队伍，迎接新的任务。
随着抗日战争整体局势的发展，和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王弼兼任机场建设工程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
1944年春，党中央决定扩建延安机场。航空组主要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协助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负责看管和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
延安早期在清凉山有个飞机场，也叫清凉山机场。机场跑道是土质的。是党中央到延安后才修的，位于延河边上。当时修机场的目的是为了迎接苏联飞机和建设自己的航空事业。为了修机场战士们下了很大功夫，用人力拉着碾子把飞机场的跑道反反复复地碾压了好几天，垫一层土，泼上水，压实了后再垫一层土，再泼水再碾实。如此反复感觉应当没什么问题了，可没想到苏联飞机来了之后，就出了问题，由于跑道承载不好，降落后一下子就滑到延河边上去了。用了一个连的战士才把飞机给拉出来。从那儿以后，机场就再没来过飞机。这一闲就是三、四年。
航空组成立后，于1944年7月，组织翻修并扩建了延安机场。为了修建这个机场，全边区的党政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几十里以外的边区军民都来帮助修机场，陕北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好地都让了出来。毛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参加了机场的修建工程。
那一天，毛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都在机场参加劳动，毛主席一边铲土一边对战士们说：“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庄嫁人，一看用这么好的地，心疼啊！可是它的作用也很大啊！有了它飞机就能落下来，我们延安和外边就可以有来有往了。”听了主席的话，大家连连点头，干活的劲头更大了。
机场修好了，把原来的土跑道改建成了足有2000多米的砂石跑道，一直伸到延河边上。
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王弼严格检查质量，凡不合格的一律返工。为保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飞行安全，工程竣工后由王弼直接管理领导机场的工作。
为加强管理和维护机场并保障来往延安的飞机安全，于1945年2月在延安卫戍司令部设立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是原三五九旅的教育股长，叫油江（后来担任中国航空工业部副部长）。航空组领导王弼将马杰三和石蕰玉调到勤务股当工程参谋。随后又把三五九旅的一个特务连调来，负责机场的警卫工作，飞机场人多了，每天战士们出操喊号，机场这才真是有了人气。每天也总有不少延安的百姓到飞机场来看热闹。
马杰三曾回忆道：我能调到飞机场来工作，也算“言规正传”了。我学的那几年航空知识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马杰三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到飞机场工作后，不知怎么的，从心里就觉得宝塔山长高了，延河水变清了，天空也变蓝了，就连那飞机场也变大了，跑道也变长了，总之，我看到我身边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美好了。我知道这是我的心理作用，因为这时的我心里充满了飞向蓝天的希望。
延安机场翻修好以后，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美国在延安设立的以鲍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使用的。从1944年到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美军飞机频繁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来往的飞机主要是美国的C－47、C－46、PT－17运输机。因而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重庆之间往返的美军飞机的起降安全。
但是就在美军观察组飞机飞抵延安的那天，由于延安机场条件太差，尽管事先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可还是出了地面事故。
那天，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共9人，在组长鲍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于中午时分飞抵延安上空。当时延安机场没有任何导航设备，虽然有人在地面挥动旗子以示信号，并指明飞机要着陆的地方，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着陆时还是出了问题。
飞机着陆滑跑时左轮陷进了机场边的一座旧坟墓中，螺旋桨刮到地面折断，使飞机突然倾斜，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人民投降了！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0日，由南京汪伪政府方面起义的一架飞机飞到了延安机场。这也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的第一架飞机。
这架飞机是汪精卫的专机之一，名为“建国”号，是一架日式立川1式双发高级教练机（也称“九九”双发高练）。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起义后改名为蔡云翔）担任正驾驶，少尉飞行员赵乃强（后改名为张华）担任副驾驶，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后改名为于飞）担任领航员，少尉飞行员管序东（后改名为顾青），空勤机械士沈时槐（后改名为陈明秋）、黄文星（后改名为田杰）三人随同，从江苏扬州机场起义飞抵延安的。
驾机起义前，曾得到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长胜、政治部主任的明确指示，并报新四军军部和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给延安发来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亲自安排关陆机场，并手书电文联系华中局：“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中央未号。”
马杰三当时是延安机场工程参谋，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印象很深：
记得8月20日那天，大约午后两点左右。我们忽然听到机场那边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们马上跑到机场（当时我们驻在机场边的卫戍司令部）一看，果然有一架飞机飞过来了。以往有飞机来，上级总是要提前通知。机场上没有电台，也没有别的通讯工具，都是上级派通讯员送信来。可这次没有送通知来，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大家猜测着。
飞机已经越来越近了，机身上看不到任何标记。飞机在空中转着圈，看样子想落下来。因为机场上没有塔台，也没有电台，无法与空中的飞机联络，只好让它先降下来再说。这是我们的机场，只要它落下来我们就好办了。
于是我们赶快摆上“T”字布，示意飞机可以降落。飞机越飞越低，起落架放下了。对着跑道降了下来。飞机停稳以后，蔡云翔第一个从飞机上跳下来，他大约40多岁，身材高大，举着双手用力的摆动着，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从脸上看不出恶意。
我们跑到跟前才听清楚，蔡云翔说他们是起义的。大家一听都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随后又从飞机上先后跳下来了五个人，每个人都挺兴奋，我们大家也很兴奋，围住起义人员问这问那。
然后又围着飞机仔细地看了起来，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标记已被涂盖了（起义人员怕引起误会，在扬州机场起飞前用油漆涂抹的）。这架飞机不算小，能坐十几个人，因为是汪伪政府的专机，所以座位都是靠两边沿弦窗布置，都是沙发座，机窗也很大。大家都兴奋不已，因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了。
起义人员抵达延安机场时，王弼、常乾坤专门前来迎接。将起义人员接送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
第二天起义人员们受到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欢迎和接见，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延安。因为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叶剑英宣布将“建国”号改名为“820”号，录属于总司令部。
“820“号飞机的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共产党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对瓦解敌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为了确保地面起义人员的安全，新华社没有发布消息。直到延安召开军民大会，“820”号飞机升空撒发传单，陕甘宁边区军民才知道八路军有了飞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在国内维系其反动的独裁统治，不顾全体中国人民强烈渴望和平的愿望，积极准备内战，不断制造摩擦和挑起冲突，妄图消灭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鉴于国内复杂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为避免内战，从国家和人民安定的大局出发决定应蒋介石之邀，由毛主席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
这一消息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后，一时间延安军民都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去重庆是乘飞机去的，接送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飞机是由美国空军派出的运输机。马杰三当时在机场勤务股当参谋，领导上安排他负责并组织机场方面的保障工作。那可是毛主席的专机啊！马杰三深知责任的重大！而且感到这是一次非常光荣的任务。
那时马杰三刚20岁出头，虽然在延安抗大三分校学习时，也见过毛主席，也听过毛主席为抗大学员做报告。马杰三也曾为自己这么个农村孩子能亲自聆听毛主席作报告、亲眼见到毛主席而激动。可这次，主席是去重庆谈判，马杰三的心里也和大家一样感到非常的沉重和担忧，就象要失去主心骨似的。
为了确保毛主席的专机能安全起飞，马杰三带领机场勤务股的同志们把飞机跑道打扫了一遍又一遍，连一粒细小的石子也不放过。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要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接送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所乘的飞机，就由蔡云翔他们这些起义人员负责维护保障。这架准备飞往重庆的飞机停在延安机场上，蔡云翔等正在检查飞机情况。
石蕰玉参谋走了过来：“蔡云翔同志，飞机情况怎么样？”
蔡云翔：“一切正常。”
石蕰玉参谋：“好，很好。这架飞机是准备飞往重庆的。毛主席准备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马上就要走了，毛主席在赴重庆谈判登机前，提出要接见你们全体驾机起义人员。”
1945年8月28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延安晴空万里，宝塔山一下子显得比平时高了。毛主席乘坐美军观察组提供的吉普车来到机场，他身穿灰色中山装，头上戴着周恩来副主席送给他的博士盔，身材显得更高大了。毛主席上飞机时，一边往上走一边挥着博士盔向前来送行的人们告别。大家明白这一去吉凶未卜，但毛主席神情安详，就像是外出串一个门一样，又像是在家门附近去做一件什么平常的工作，一点都不紧张，不由得让人敬佩。
按照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出发的那天，没安排群众的欢送场面。正在这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若飞有说有笑地朝着飞机走来。陪同前来送行的还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首长。
蔡云翔赶紧立正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同他握手，笑了：“你们来的好哟，将来，我可要坐你们开的飞机哟。”毛主席突然望了下四周：“怎么？你们不是来了六个人嘛？人呢？”
老游此时带着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鸣球等人赶到了。
毛主席一边抽着烟一边说：“原来，你们这些人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娃娃呀，年轻人好，将来，人民的空军就应该多培养年轻的飞行员。”
朱总司令：“主席，我们正在东北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他们这些从天上来的、地面来的英雄，都将到东北去，在那里创建我们中国人民的空军。”
毛主席笑了：“好哟，新中国成立时，我一定要抬头看看，你们开的飞机。”
石蕰玉参谋这时悄悄地对毛主席说：“主席，登机时间到了。”
毛主席挥了挥手：“我得走喽，蒋介石还在等着我呢。”
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鸣球站在延安机场跑道上，绚丽的彩霞，给延安宝塔山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
从重庆到延安来接毛主席的有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为了此事，赫尔利来延安了好几次）和国民党将领张治中。飞机是美国的C－47运输机，机组人员也是美国人。中央不组织群众的欢送场面，主要是因为有从国民党方面过来接毛主席的人。虽说飞机上有这么多人护送毛主席去重庆，可大家还是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马杰三当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所以中央首长们叮嘱毛主席的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马杰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自己是延安机场工程参谋，直到目送毛主席乘坐的飞机飞上蓝天，为毛主席送行的中央首长们才依依离去。我做为机场勤务股的执勤人员，到此圆满地完成了这项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一次无尚光荣、且终身不忘的伟大任务。
令马杰三难忘的还有一件事：给“820”号飞机加油用的漏斗，还是我亲手用手工做成的呢！
延安航空组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起到了在战时保障航空和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储备干部、培养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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